以前反革命 如今反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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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涛



在商场举白纸，被警员指违反国安法；区议员去铜锣湾维景酒店查问此地是否国安公署临时基地，被保安质问“系唔系想踩国安法”？区议员办事处开幕，警员无手令下闯入，指室内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警告或触犯国安法；有市民藏有美国或英国旗，被指违国安法，甚至被捕。国安法的凌驾性，早已不言自明。

事实上，警员到一间食肆作出“有违国安法”警告后，绝大部份黄店已自行清走文宣，网民也删除社交媒体上撑抗争运动的留言，如此恐慌情绪是前所未见的。而且，无论警员还是蓝丝，想阻止议员或市民的抗争抗议，多以国安法作出恐吓，他们就像化身国安法，有无限权力对任何人颐指气使，而他们也深信国安法有此巨大威力！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及潜意识中，国安法自外于香港法律体系，不仅刑罚极重，当事人的人权也不受保障，很像毛泽东时期的反革命罪。

中共建政后，于1951年2月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1979年7月修订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或现文革式举报潮

维基百科说：“反革命罪是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捕了262万余人，其中杀害反革命分子71.2万余人。根据《争鸣》杂志引述‘内部调查’结果，文革期间‘13.5万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正因为此罪威力大且不受原有法制约束，才能成为当权者最称手的专政工具，令人恐惧。那个年代，以反革命之名镇压党内外异己，无往而不利！

更甚者，革命与反革命的定义含混不清，出现随意或泛滥举报的情况。很多反革命个案举报都是亲人所为，动机是真心相信亲友犯了反革命罪，从而要为政权扫除颠覆隐患，也要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极高，甚至是为了自保。

今天的香港，似乎在重复这条铲除异己之路，只不过反革命变成反国安而已。港版国安法列明，就任公职时应签署文件确认或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因此建议今年7月1日或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决策中担当“重要角色”或首长级公务员，以及纪律部队、政务主任、新闻主任、律政人员等职务较“敏感”或日后获推荐晋升、转任另一职系的公务员等，都要签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正因为国安法规定“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杨润雄才忽然表明，学校内要禁止演唱或演奏《愿荣光归香港》。

像反革命罪那样，反国安罪也可发动爱国群众，届时举报潮就会汹涌而至，且人人自危之下，利用举报亲友去自保的，大有人在。另方面，反革命罪从调查到定罪，简单快捷方便，更可随政治需要而调整严宽，简直就是对付异己、控制社会的神兵利器。同样，国安法实施细则表明，从入屋搜查、限制离境、冻结资产到截取通讯等，警方权力极大，又不受法庭约束，而检控、庭审都有特殊安排，要将异见者治罪，易如反掌。如此客观环境，简直就是反革命罪的翻版！

中共建政后以建设、专政、革命之名，发动政治运动去清剿敌人、巩固政权，如今把这些手法搬来香港，并以国安之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