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灭共讲话全译文

FRANKSTON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谈谈这个已被证明对我们国家和21世纪的世界来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如何对中国共产党全球野心的回应。中共用它的铁腕统治着世界一个曾经伟大和古老文明国度。它正利用中国人民巨大的实力、生产效率和创造力，企图去推翻当下国际规则和秩序，这样做就会它的独裁统治在世界上继续延续。美国对这一挑战回应的方式，将带来历史性的结果，并最终决定究着是由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盟国继续自身的命运，还是由中共及其控制下的朝贡国来掌控世界的未来。

从189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领军者。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超凡的技术实力给我们带来了历代的繁荣、机遇和安全。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包括在二战中打败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威胁。如今，又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能否继续维持我们的领导地位和技术领先地位。我们这一代人会不会让中共盗走一切，并且我们子孙的未来也被一并盗走？

几周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谈到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他说到“美国之前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是被动和天真的，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联调局局长克里斯·雷描述了中共如何通过其险恶，甚至是违法的行为来实现其其野心：包括工业间谍、盗窃、敲诈勒索、网络攻击和恶意渗透影响。接下来的几天，你们会听到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讲话，他将向你们归纳那些对美国和自由世界利害攸关的问题。

在后来，克里斯·雷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称他的讲话“非常令人恶心”。我对他说，本来今天我要演讲的效果要“让人讨厌”，但现在，我觉得至少要做到“尤其令人厌恶”了。但不管中方如何形容，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讲话，和庞培奥的讲话将会鼓励美国人民，只要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那么美国人民就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今天我们相聚在福特总统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场所非常合事宜。杰拉德·福特当时作为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开启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接触的黎明。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带领美国政府跟中国正式接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了美中峰会。

这在当时，没人会想到中国在冷战之后将成为一个几乎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者。然而，其实就有迹象表明中国具备了这样巨大的潜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时任少数党领袖的杰拉德·福特，后来在有关他们1972年中国之行的联合报告中写道：“如果它愿意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下半个世纪，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自给自足的强国…这一印象的背后，也正是反应了中国具备这种潜力的现实，也是我们这个中国行中印象最为生动的。当我们的团队穿越在那无边的土地之际，那个东方巨人正在行动，一条巨龙正在苏醒，这不由地让我们浮想联翩。”

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让中国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话，叫做“韬光养晦”。中国当时是完全按照这句话去做的。中国的经济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大约2%，悄然增长到今天将近20%。按照统计计算，如果仅以购买力的平价作为比较，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毛泽东时代就将权力独裁和集中，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作为中共总书记将这种独裁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他公开表示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以“中国计划”来取代美国梦。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在共产党统治者看来，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共国目前正在对全世界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一种咄咄逼人、精心策划、全政府、实际上是全中国社会的行动，目的就是要夺取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独占鳌头的科技超级大国。核心就是是共产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是中共国掌握机器人技术、先进信息技术、航空和电动车等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在政府数千亿美元补贴的支持下，这项计划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虽然世贸组织的裁决禁止成员国对国内产出制定配额，但“中国制造2025”为机器人和电信这些产业的核心部件与基础材料的国内市场，制定了有时高达70%的份额。显然，中共国不仅仅是要跻身于世界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系之中，它更要彻底取而代之，成为其中的领导者。

中共国还试图控制欧亚、非洲和太平洋的关键贸易通道和基础设施。例如，对包括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贸易通路的南中国海，它几乎对整个水道提出了大范围的、所谓”有历史根据“却可疑的声索，并蔑视国际法庭裁决，修建人工岛并在上面设置军事哨所，骚扰邻国船只和渔船。

中共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本质就是扩展其实力与影响，是它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它称对外投掷为“外援”，事实上，这是中共战略利益需要和国内经济所需。在例如，中共国一直被批评有意让穷国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拒绝重新谈判条件，然后接管当地地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就像它在2017年控制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地手法一样。这样地做法就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然而，中共倡议的“数字丝绸之路”是要控制世界数字基础设施，这个计划更加的充满了威胁。我之前很多次谈到，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建造的5G网络，和它作为全球下一代电信网络会给世界带来的严重风险。很多人也许看不清楚中共在人工智能等其它尖端领域想要超越美国的企图。通过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这样的创新，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让机器模仿人类功能，比如人面识别、解读语音、驾驶车辆，和各种所需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国围棋的博弈游戏。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是一个到2030年，中国要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世界的蓝图。因为到那时，不管谁领军全球的人工智能，那么这个国家就将处在最有利的竞争优势。这不仅意味开启巨大的经济潜力，而且还将掌握一系列领先的军事应用，比如利用计算机视觉成像来收集情报。

中共国还通过垄断稀土材料，来争取技术的主导地位。稀土材料对诸如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医疗设备和军事硬件等产业至关重要。根据国会相关研究部门的信息，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居世界稀土生产之首。但“从那以后，生产几乎全部转向中国，”主要因为是中共国更低的劳力成本以及经济和环境法规管理松散。

我们现在严重依赖中共国来获取这些关键材料，这让美国身处危险境地。而且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供应国，占我们进口的大约80%。这种依赖的风险是真切和实在的。比如，在2010年，在日本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岛屿出现纠纷事件后，北京切断了对它的稀土出口。同样的推理，中共也可以对我们做出同样的事情。

中共的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正在帮助它成功的实现这些关键领域的进步。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美国曾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民主兵工厂”。中国在2010年，就在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超过了美国。如今，中共国成为了世界的“独裁兵工厂”。

中国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现在这些成就呢？首先，我们不应低估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勤奋。与此同时，也不应当怀疑是美国的帮助让中国的飞升成为可能。中国通过美国援助与贸易的自由流通获取了巨大的收益。在1980年，美国国会给予了中共国最惠国待遇；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就强烈地支持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并给予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如今，美中贸易额总计大约7千亿美元。

《新闻周刊》在去年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为《美国最大的公司如何让中国再次伟大》。这篇文章详细讲解了中共领导人如何以允诺市场准入来诱惑美国工商界。在从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得益之后，中共地态度就变得越加不友善。中共还利用关税和配额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监管部门不发放许可证等手段，歧视性对待在中国地美国公司。那些跻身财富500强的美国公司巨头，因为害怕惹恼北京，竟然没有人愿意正式提出对中共的贸易投诉。

不只美国公司已经完全依赖中国市场，整个美国现在也依赖中共国提供的诸多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 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人们更加关注和审视这种依赖带来的风险。举例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防护设备的生产国，比如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今年3月，就在全世界爆发新冠病毒的时候，中国却在囤积口罩，并阻止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生产商将口罩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然后中共又试图利用世界短缺这些物质进行宣传，同时向一些国家运送数量有限而且经常有缺陷的防护设备，并要求外国领导人公开感谢北京所作的这些”杯水车薪“的举动。

中国不仅限于在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的生产处于全球医疗产品市场的主导地位。它还是美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供应商，并且对在华的美国医疗公司进行歧视性和更加严格的监管审查。比如，中共要求中国医院购买中国厂商生产的产品，并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中国设厂。这样做就更容易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正如一些专家所说” 美国医疗器械制造商在中国制造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也依赖中国的那些包括医药行业在内的关键性供应链。美国虽然是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全球领军者，但中国以成为全球最大的“API活性药物成分“生产商。正如我们的一位国防卫生局官员所说的“如果中国决定减少或是限制向（美国）提供API，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大众和军用药品的严重短缺。”

中共的统治者使用了同样的方式摧毁美国其他行业，目的就是想取得像在制药业一样占据主导地位。 2008年，中共国将药品生产定为“高附加值产业”，并通过补贴和出口退税来帮助中国公司强大。同时，中共国还系统性地掠夺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医疗保健市场面临着众所周知的障碍，包括药品审批延迟、不公平的定价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和假冒产品。中国人都有在美国和中国的制药公司因盗窃商业秘密而被捕的案例。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并对美国的学术医疗中心和医疗保健公司发动黑客攻击。

事实上，中共的黑客早已对美国大学和公司作为攻击目标，窃取与冠状病毒治疗和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同时扰乱我们研究人员的工作。北京已经被揭露掩盖了冠状病毒的爆发的真相，中共上述的举动是一方面要取得公关方面的胜利，同时也觊觎在医学领域有自己的一份对抗病毒的”贡献“。

上述的例证都清楚地表明，中共统治者的终极目的不是与美国开展贸易，而是要抢掠美国。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商业领袖，讨好中民可能就会带来短期回报。但最终，中共的目标是要取代你。正如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所说，“外国公司如果认为通过大量金融投资、共享专业知识和重大技术转让会让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那么这种想法是会被董事会的内部笑话打断，‘中共说的双赢，其实意味着中共赢两次。‘”

尽管美国人曾希望贸易与投资将促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由化，但这个政权的根本性质从未改变过。它对香港的无情镇压再次证明，与1989年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对付民主抗议人士相比，中国并没有距离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个威权的、一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掌握着绝对权力，不受全民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的制约。中共监视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打出社会信用分数，雇用政府内容审查大军，酷刑折磨异议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包括将一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思想灌输和劳动营里。

如果中国发生的一切只局限于中国，这已经是相当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国在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在利用经济实力试图改变美国。就像本届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强制统一意识形态的运动并没有止于中国的边界”。而且中共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包括在美国土地上。

太多的时候，美国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于这种影响—甚至以美国的自由与开放为代价。悲哀的是，美国企业向北京低头的例子数不胜数。

以好莱坞为例。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和导演为他们宣扬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美国人都会听到有关这个国家如何没有达到好莱坞的社会正义理想的说教。但是，好莱坞现在经常审查自己的电影，以安抚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权侵犯者。这种审查不仅会影响到在中国发行的电影版本，而且还会影响到在美国剧院向美国观众放映的许多电影。

例如，热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描述了一个由病毒引起的僵尸末日景象。据报道，这部电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个片中人物推测该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场景。 （在小说中，“零号病人”是一个来自重庆的男孩。）但这部影片的制片厂—派拉蒙影业公司据报要制片人删除这个有关中国的提法，希望达成在中国发行这个影片的协议。这笔交易从未实现。

在漫威影业的大片《奇异博士》中，电影制片人把漫画书中一个被称为“古一法师”的藏僧这个主要人物的民族从藏人改为凯尔特人。当他们因此而受到质疑时，一位编剧解释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远十亿人。” 或者，就像中国政府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不会放映你的电影，因为你决定卷入政治。”

这些只是为适应中共的宣传而进行了各种修改的诸多好莱坞电影中的两个例子。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他的讲话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脚本可能因为作家和制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测试这个极限而从未得见天日。中国政府的审查人员无需说一个字，因为好莱坞正在替他们做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大的宣传胜利。

电影业向中共屈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渠道，包括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而配额制的实施违反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好莱坞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的资金来筹集资金。 2018年，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电影占美国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仅为3％。

但从长远来看，与其它中国的产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的不是与好莱坞合作，而是收买利用好莱坞，而且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过对美国电影设置配额，中共向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施压，要求它们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然后中国公司可以获取美国的技术和专长。正如一位中国电影高管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源于好莱坞。”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票房最高的十部电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国制作的。

向中国叩头的远不止好莱坞。美国的大科技公司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棋子。

在美国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顿总统将这个新世纪称为“自由将通过手机和电缆调制解调器传播的世纪”。相反，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国的防火长城，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互联网监视和审查系统。

多年来，像谷歌、微软、雅虎和苹果之类的公司已经显示出来，它们过于乐意与中共勾结。例如，最近，在中国政府对有关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报道提出抱怨后，苹果公司在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新闻应用Quartz。苹果还删除了允许用户绕过防火长城的虚拟专用网络的应用程序，并从其中国音乐商店中删除了宣扬民主的歌曲。同时，该公司宣布将把部分的苹果云数据转移到中国的服务器上，尽管人们担心此举将使中共更容易接触到存储在云中的电子邮件、短信和其他用户信息。

最近，我们得以打开在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开枪射击了八名美国人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用过的两部手机。在与他展开的枪战中，他停下来，停止交火，并放下他的手机，并试图摧毁它们，将一枚子弹射入他的两部手机之一。我们当时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手机里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在没有苹果公司的任何帮助下打开这些手机。苹果未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我们最终侥幸的找到了一个我们今后可能复制的解决办法。我们找到了他与基地组织在中东的特工之间的通信联络，包括直到袭击发生前一天的信息。你认为当苹果在中国销售手机时，在中国的苹果手机不会被中国当局渗透吗？如果它们完全不受中国当局的渗透，它们就不会被出售。我们当时要的是一个搜查令。如果我们有法院的搜查令，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打开这些手机。这是美国科技公司中已经出现的双重标准。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公开报复的威胁和禁止进入市场来施加影响。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发展和胁迫美国企业高管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幕后努力—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

随着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信誉，司法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及其代理人与公司领导人接触，并诱使他们拥护中共所偏爱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推销思路却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国有经济利益，而且暗示，取决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所做出的回应，他们的处境会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国公司领导人施压或讨好以推动政策（或美国政治人物）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躲在美国声音的背后可以使中国政府提高它的影响力活动，并给亲政权的政策安上一个“友好面孔”。从这些美国商人那里听取看法的立法者或决策者会更加认同他的这个选民，而不是一个外国人。通过掩盖其对我们政治进程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了如果游说活动被揭露而需要对影响活动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愤。

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会把自己视为游说者。例如，你可能会认为，建立一个互惠的关系只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也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你应该警惕可能会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该法不禁止任何言论或行为。但它确实要求那些充当外国负责人“代理人”的人通过在司法部注册，公开披露这个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或其他类似活动，允许受众在评估一个演讲的可信度时考虑到这个演讲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