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伸出长手 海外港人誓言捍卫言论自由

FRANKSTON

自: VOA



现居海外的香港民运领袖之一朱牧民表示，他将为香港民主奋斗不懈。据报道，朱牧民是香港根据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通缉的六名人士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原籍香港、已在美国生活30年并持有美国公民身份朱牧民（Samuel Chu），以及另外五名因政治原因逃离香港的香港人，因涉嫌“煽动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香港政府通缉。

42岁的朱牧民同时也是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简称HKDC）的创始人兼常务董事。设在华盛顿的该委员会游说美国政府对侵蚀香港民主的中国政府采取行动。

香港警方和政府尚未证实对这六人发出通缉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六（8月1日）表示，“她不便”对国家安全法的执行情况发表评论，但她又表示反对香港或中国政府“没有出路”。

其他五位受通缉成员包括民主运动人士、被驱逐出境后前往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Nathan Law）、指控中国对其施加酷刑后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前英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郑文杰（Simon Cheng），以及民运活动人士黄台仰 (Ray Wong)。

一旦确认消息属实，这将是香港当局针对居住在香港以外的民运人士首次使用一个月前颁布的国家安全法。

朱牧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香港当局正在试图利用新法律来威吓和“制造恐惧”。

该法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可能会因在香港以外的行为而受到起诉，这意味着，曾对中国进行批评的人，包括大批散居海外的香港人，倘若进入香港，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

朱牧民是该法所针对的第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香港）人。朱牧民认为他是国家安全法该如何实施的“一个测试案例”。他说，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从香港或中国当局那里得到消息。

朱牧民说，中国“正在向香港人发出威胁：如果与（这六名维权人士）有联系，你可能会受到牵连。”

朱牧民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通缉实际上是在警告美国人：不仅香港人将受到这项法律的影响，而且美国公民也将受到影响。他说，中国当局“每使用此法一次，便是在挑衅外国政府，逼迫他们做出回应”。

朱牧民说：“千百万人现在已经了解到，如果他们能通缉我们，他们就能追捕任何人。”

朱牧民表示，对海外活动人士穷追不舍实际上使中国自己成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他们所面临最可怕的危险，就是国家安全法本身，因为他们正在采取的各种行动，都是在针对自己”， 他说。“他们的作法将导致美国在政治和政策上不得不加强回应的力度。”

朱牧民现年76岁的父亲朱耀明牧师也是一位资深的亲民主人士。他曾帮助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民运人士逃到国外，他也是2014年香港公民“和平占中”运动的共同发起人。朱耀明参与这些活动而于去年遭到起诉并判处缓刑。

中国经常骚扰流亡国外、持不同政见者或活动人士的家庭，要他们噤声。活动人士有时还发现自己被身份不明、可能是来自中国国安机构的人士骚扰和恐吓。

朱牧民强调，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游说美国政府应是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他说：“我不会停止我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吓不倒我，或让我躲起来，也阻止不了我说我该说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香港民主委员会。我们一直都知道，在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成为最后一个体现香港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香港人组织。“我们建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成为香港自由言论的最后一个阵地。”

朱牧民表示，他去年回香港参加对父亲的庭审，他感到“悲伤”，因为那次庭审将可能是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最后一次回香港了。

现已解散的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前主席罗冠聪不愿意回答记者的问题，但罗冠聪在“脸书”Facebook上表示，对他的所谓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是因为他“太爱香港了。”

26岁的罗冠聪表示，他听到上周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后感到难过，那些消息包括以（违反）国家安全罪名逮捕了四名学生激进分子、取消了12名民主候选人的立法会议员选举资格，以及公布这份包括他在内的通缉名单。

“这些消息说明，我们更需要在全球舞台上保持活跃。 因为即使是像我们这样温和的观点的人在香港也呆不下去，这更加突显了中共统治的荒谬。”

在他一份充满悲切的声明中，罗冠聪表达了自己对家人受到牵连的恐惧，他宣布将切断与家人的关系，并说他在海外从事的运动仅是自己的个人行为。

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林和立（Willy Lam）表示：中国希望传达一个信息，即它不能接受香港人，哪怕是居住海外的香港人游说外国政府或组织。

林和立表示：“他们想警告香港活动人士不要进行国际游说，否则他们将被逮捕并被引渡。”而对外国人来说，其中所传达的信息是“不要干涉香港事务，否则像是罗冠聪这样活动人士将会因你而受害。”

林和立说：“中国目的明确，且行动迅速。近期内会有更多人被捕。他们将进一步打压并阻止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发表意见，而民运人士则是他们的主要（打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