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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华尔街日报
川普(Trump)政府对北京方面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这一篇章的特征是对抗在不断加剧,而能为缓解紧张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却很少。
身在中美关系之中的商界领袖、学者和其他人士指出,尽管目前政府的举措显然有选举成分在,川普通过对中国强硬来帮助其竞选,但现在的情况远远超过了2020年大选的所需。先前两国对抗还是克制的,因为两国都试图将商业和经济关系放在首位。但美国企业如今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能让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冷却冲突的影响力了。
近几日,白宫在金融、技术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将一项又一项的反华提案提上日程,其中包括启动让在美上市中国公司退市的程序,计划禁止微信和TikTok这两个最受欢迎的中国应用,制裁香港地区领导人林郑月娥,派内一名阁官员到台湾,以及关闭驻休斯敦的中国总领馆。
其中一些行动是美国对中国所采取行动作出的回应,包括针对香港的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镇压以及美国一直以来不满的和中国相关的网络窃密或强迫技术转让行为。中国不允许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在其市场内自由经营。
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主要做出了一些口头上的回应,再次警告美国不要跨过所谓的“红线”,否则后果自负。中国外交政策高级官员杨洁篪上周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方严正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让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切一下就都发生了,” 前川普白宫经济助手威廉斯(Clete Willems)说。“这表明鹰派正在崛起,总统认为他需要做更多才能保持连任。”
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前任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的顾问说,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态度会弱一些,但许多贸易和国家安全政策基本不会有变化。民主党普遍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比如,一项要求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遵守美国审计要求、否则将被迫退市的提案最近获得了参议院的一致通过。
“拜登团队显然认同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想法。”奥巴马政府前亚洲官员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简言之,这是最好的竞争方式。”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无论11月大选结果如何,紧张局势都将继续。“新的冷战已经开始了。”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尚博(David Shambaugh)说。“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冷战升级成为热战。”
川普的一项行政令瞄准的是普通中国人每天都会使用的热门应用——微信。图片来源: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对于川普政府现在希望将对抗程度推向多高,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在与中国两年的贸易战当中,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总统经常会回避采取挑衅的行动。川普政府的官员说,在大选前夕,总统对市场的担忧只会被放大,尤其是在经历过70多年来最严重滑坡后,经济正在努力重新站稳脚跟的时候。
中美之间的贸易在2019年一直是两国对抗的核心,而现在则是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川普吹嘘说这是他的一项重大成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定于8月15日前后举行视频会议讨论该协定。
但是,目前该协议能否持续至选举结束尚不清楚。“你知道,贸易协议是我达成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协议。” 川普上周二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Fox Business Network)的多布斯(Lou Dobbs)采访时说道。“但在发生了这些之后(指新冠病毒大流行),我对这个协议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且即使是在贸易方面,川普政府也在采取一些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措施。川普的政府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推动的措施之一是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议。尽管这在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将很有限,但这可能会被北京方面视为美国对台湾作出的重大政治承诺,而中国一直视台湾为其一个反叛的省份。
到目前为止,在对华问题上通常持强硬态度的莱特希泽阻止了该提议,因为他认为台湾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在最近写给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科宁(John Cornyn)的邮件中说:“尽管台湾先前承诺过要解决美国牛肉和猪肉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但我们在这方面仍面临长期的贸易壁垒。”
保守派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他说,总统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到核武器控制等问题上都在设置阻碍。“总统两周前告诉我,他和中国没完,”皮尔斯伯里说。“还有更多要做的。”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商界就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北京方面做出更强硬的回应,这将给这个在疫情期间被证明尚有韧性的市场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我们担心对抗升级将导致针锋相对,这会损害美国商界和全球经济。”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副总裁布里安特(Myron Brilliant)表示。“似乎还看不到技术的迹象。”
在过去的中美关系危机中,例如北京方面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示威者,或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双方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最终都将经济因素置于国家安全或人权等问题之上。
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仅三个月后,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飞往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警告他们国会将会采取制裁,并试图防止双方关系破裂。史考克罗夫特于上周四逝世。
在中国大使馆遭轰炸事件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与美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进行谈判。
在那些时期,美国商界在保持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阵营不再那么扎实,美国企业纷纷抱怨技术被窃,而且中国政府的补贴措施令其面临不公平竞争环境。
对于为中国游说的企业,川普政府也不像以前那么有求必应了。美国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最近警告美国公司,如果他们为中国公司游说,则可能会被要求以外国代理人身份在司法部进行登记。
美国政府还终止了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议,他们之前会定期举行会议。川普政府的官员指责这些会议冗长,不具任何实质性意义。但这类会议为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彼此了解并建立信任。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事件演变成一场危机。”奥巴马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素(Daniel Russel)说道。“也没有太多办法可以阻止危机升级成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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