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中国社会解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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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像对浩瀚的宇宙充满好奇，人们不断探索历史，现状与未来。我所生活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未来会怎么样？类似这样的问题，相信每个人都思考过。
按照马克思学说，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建国初期，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又进一步引申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是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然后才会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人类发展的几个社会形态的划分，钱穆指出：
“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才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已很少应用了。”①
相比之下，国内仍然坚持这个划分方法，并强调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显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解体，而不是前苏联。
除此之外，学术界也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中国是“马表法里”，即表面上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以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为核心的专制国家。还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不能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
首先，要考虑分析问题所采用的标准。同样观察社会，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而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前者的理论被一些国家付诸实践，结局很明显，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坚持。而后者，其贡献之大，不必赘述。两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不了解，也不尊重人性，他的阶级划分方法，以理性的人和群体为假设，而忽略了人的本性，即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作为阶级的群体，其群体行为也不是理性的。因此，马克思理论的集体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遭遇失败是注定的。而亚当斯密的理论则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出自由市场理论。他对人性研究很透彻，他写的《道德情操论》非常深刻的揭示了这一点。
尤其可怕的是，大陆推行的马列思想，已经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表，而以列宁的专制思想为里的混合体，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成为维持专制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成为人们唯一的理论标准。教材，书籍，都是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编写，因此，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头脑中充满的都是错误的观念，以至于在思考和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使用马列思想。结果就是，错误的理论得到错误的结论，按照这个错误的结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遭遇挫折和失败。而要清除错误思想，需要持续不断的否定自己


①：钱穆，中国社会演变
过去以为无比正确的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往往陷入迷惘。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

其次，不能从性格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问题。
秦晖先生并不赞成“劣根性”之说，他认为这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我表示赞同。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只是会有性格上的特征不同而已，不存在优与劣的民族性格。
不可否认，中国人的性格当中确实有不好的一面，但准确的说，这种劣根性是人们适应专制制度下生存环境的各种表现，只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是需要改掉，绝对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劣根性，更不是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德与西德。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虽然号称民主德国，实行的却是苏联式的专制统治，因而人们的性格在制度压力下是扭曲的。当柏林墙倒塌后，负面的性格也就慢慢消失了。
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劣根性表现的也仅仅是在现有环境下最大限度求得个人幸福，进而强化了现有的生存模式。这是劣根性副作用的一面。要实现民主，也要对于劣根性进行改造。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不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这种改变，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如果仅仅从宏观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也难以弄清楚问题的根源。钱穆采用传统的史学方法，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土地，兵役，科举制度等，娓娓道来，到最后却回答不了很多关键的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的一治一乱，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很好，例如，明朝皇帝的权力也是受限的。
还有一种时下的观点，仍然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无助于改变事实。事实上，民主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的解放肯定要走在前头。就像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我们能说那些启蒙思想家的哲学都是空谈吗？
此外，还有人会以目前经济良好，社会稳定为理由加以反驳。实际上，这种经济势头不会持久，已经越来越获得更多的共识。虽然少数人可以移民海外，但是，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这片土地继续繁衍生息。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整个社会很可能又会逐步走向衰败，甚至重演前朝的故事。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悠久，肯定有辉煌的部分。但是，却并没有优秀到使华夏文明走向民主的程度。因此，仅仅弘扬传统的国学，也对实现民主没有多大的意义。儒家学说，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无数文人志士的钻研，已经非常发达，却在近代的历史中证明，并不能挽救中国。有鉴于此，这本书主要分析的问题，显然并不是会让人读后由衷为中国感到骄傲的。
在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不断批评专制。但是，如何实现民主制度呢，总归还是要靠人们的共同努力，仅仅批判而不讨论如何实现，是不行的。人们尝试过制定宪法，组建内阁，总统选举，却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今天看来，人们把革命想得过于简单了，以为有了上述机构，再镇压一些所谓的反动势力，民主就会自然而然的实现。事实证明，这种想法行不通。目前看来，仅仅是对政治制度表面上的模仿，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探究深层原因。
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的国家，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借鉴。各个国家实现自由民主的道路，都是经过不断探索，有自身特性和历史原因。而民主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历史进程，绝不是一场革命，一个领袖的几次改革就能达到。

何清涟女士说：对中国的思想家们来说，还有一个要倾力研究的问题则是：考察中国现时所依赖的“路径”，即历史文化源流，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制的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法制社会”。因为这两种社会的治理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解决好这一理论问题，是解决好现在中国所有问题的基本认识前提。①

从最根本的个人幸福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社会，有助于看清问题的实质。毕竟，任何一个制度或文化，都是为了保证人们获得幸福。
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建立在一个自下而上的个人权益基础之上：即社会上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趋利避害，为满足自身权益，使自己幸福。这些要素包括衣食住行，性需求，家庭，尊严等等。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婪，邪恶，懦弱的一面，也有善良，勇敢，利他的一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构成竞争，合作，冲突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场景。从这一出发点来了解和分析中国，能够清晰的理解很多问题。
李鸿章说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局，就是适应了专制的模式，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个变局，从根本来说，意味着中国人的生存模式必须改变，而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杜威说：
“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②
杜威的观察，可谓深刻。生活观念这个词，似乎不够全面。相比之下，如果代之以生存模式，会更恰当。
生存模式，是人们为实现个人幸福而采取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汇总，进而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这正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导致中国落后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模式。如果不改变这种生存模式，中国社会就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
生存模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通过暴力手段确定了最利于统治者的制度模式。显然，总有一部分人从这种模式中受益，但更多的人却是受损。因而，改变生存模式，不仅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且需要触动更加现实的既得利益，并不容易。

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可以交流，我清楚这种交流是很有益处，但是由于本书内容的敏感性，很难找到可以交流的对象。因此，主要就是参阅大量的有关书籍，以努力避免思想偏差，陷入闭门造车的局面。为了阐述观点而引用了一些数据或实例，以及一些前辈的成果。写作也是断断续续的，思想的总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阅读，更需要花时间来思考，幸运的是，能够搜集到一些非常有裨益的资料，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表述，使之更为准确，容易理解。
费正清，林语堂以及米塞斯，都认为家族化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这也提示我，写作思路是正确的，必须跳出固定的思维套路。其中一个重要套路，就是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活动，就是人与人为谋得幸福而不断冲突，妥协。
对习惯于用马列思想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要接受一种与自己观念截然相反的理论，第一反应就是排斥。接受新思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因此，有必要在此提醒读者做好心理准备。

①：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第四章）
②： John Dewey, ”New Culture in China,” Asia, XXI:7:581(July 1921)
胡适说，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我也不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专著，而是尽可能的通俗易懂，倾向于尽可能清晰详细的分析。
而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已经习惯自由民主思想的人来说，有的内容可能过于简单，甚至罗嗦，事实确实如此。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毕竟，中国目前的民主水平就是这个程度。    显然，社会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变得民主。
当人们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生存模式之后，必然本能地继续下去，形成路径依赖。历史已经昭示，中国的生存模式，早已经大大落后于民主国家，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依然在延续着旧的生存模式。唯有打破旧的生存模式，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民，才能获得真的自由。




















第一章 权力中国
1.1 恐怖专制-权力的真面目

权力，是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分三种，即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对于中国，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①
虽然未曾来过中国，孟德斯鸠的观察却十分准确。即使这个领袖的称谓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专制的本质上却从未改变。在皇帝为最高领袖的时代，就是帝制。

恐怖专制离不开屠杀与酷刑。在乱世依靠屠杀；在治世则依靠酷刑。
人类历史上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的十次大屠杀中，中国占了一半还多。
中国人的酷刑，也只能用举世无双来形容。有很多书籍详细介绍各种刑罚，即使拍一部酷刑下的中国，也肯定有足够多的素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诛九族，如此残忍的刑罚，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缺屡见不鲜。早在商代，就有了“罪人以族”的连坐刑法。而据《史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诛三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实现民主的国家都是废除酷刑，越来越人道，中国则恰恰相反，为维护专制总是变得越来越残酷。从诛三族发展到诛九族，到明朝朱棣杀方孝孺，甚至诛十族。此外，各种刑罚，如凌迟，腰斩，车裂，剥皮，可谓花样百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把已经自杀的女人剖腹，试图找出所谓的发报机。

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说，中国政治，没有三权分立的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
皇帝的圣旨就是最高的法律。此外，皇帝还以“天子”自居，代表天来管理万民，拥有祭天地的特权。皇帝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思想，历代大儒们也对儒家学说进行创新，以迎合统治需要，不允许任何与儒学相悖的思想出现。儒家思想事实上已经发展成儒教。（详细分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八章第二十一节
析请参阅第五章第一节：宗教）
最重要的一点，皇帝还是最高军事首领。虽然行政上实行文官制度，武将的地位低于文官，但是，这种安排只是为确保军权只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实际上还是实行军事独裁。    总而言之，中国不仅仅是政权与教权合一，而且是政权、教权与军权合一。

对皇帝来说，具有制约力的因素主要有三种，即天、儒家思想和祖宗。
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天下，当然不能违背天意。士大夫们将天意阐释为民意来劝谏皇帝施行仁政。当有大的灾难发生，皇帝认为这是上天在惩罚自己，于是下罪己诏。同样，儒家的思想，也是士大夫们用来限制皇帝权力的理论依据。而祖先崇拜则要求皇帝遵守祖宗，如开国皇帝或父亲在位留下的祖训。
但是，这几种方式对皇权的约束，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政治形势，皇帝不得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是天意还是儒家思想，士大夫们都只能对皇帝进行劝谏。相比而言，祖训的约束力更大一些。例如，康熙规定永不加赋，后世的皇帝就不敢逾越。当乾隆皇帝私房钱不够用时，不敢加税，只好另辟蹊径，以“议罪银”和官员进献的方式来获取。当然，成本最后还是要转嫁给老百姓来承担，本质上与加税一样。
如今，中国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院，国务院，检察院。实际上，权力仍然归于最高领袖，甚至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更为严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红头文件，领导的批示。每一任领袖，都要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理论，实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军队方面，最高领袖必然担任军委会主席，这是最重要的职位。
中国的专制，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在本质上是最接近极权主义的政体。
因此，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抛弃共产主义时，中国仍然坚持。毕竟，几千年形成的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期内摆脱。

而西方的民主国家，以英国为例。英国自征服者威廉时代起，并没有形成国王的绝对权力，国王在很多方面必须得依靠贵族。贵族们联合起来组成议会，以法律形式限制王权。国王虽然能指挥军队，但是却没有财政权，为筹集军费而增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大约在14世纪后期，议会基本控制了国税的征收权。”①
宗教方面，基督教的存在，使得国王难以进行思想控制。国王也曾一度实行书籍审查制度，但是受各种条件制约，最多的时候也只能审查全部发行书籍的三分之一左右。
与英国相比，法国国王的专制程度更大些。法国的贵族们，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团结起来形成对抗国王的力量，而是被国王召集到巴黎享受奢侈的生活。但是，法国存在三级会议的传统。即使在国内，国王也从未实现绝对专制。有的地方已经通过赎买实行了城市自治，国王无权干涉。国王没有掌控思想领域，思想启蒙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国王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被迫召开三级会议，经过启蒙思想洗礼的民众，奋起反抗，从而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因此，中国专制，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此，孙隆基说：
“中国两千多年的混乱局面，是被指鹿为马地称作‘封建社会的’。事实上，在西方的封建时代，君主的王室特权、贵族的特权、教会的特权、市民阶级与自由市的自治权，都有宪章式的明文规定，彼此玩政治游戏都有公开的法则可循。而且，正因为这个权力分立与抗衡的背景，才为近代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与地方自治奠下了基础。”②

①：阎照详：英国政治制度史，P59
②：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P326

1.2 军队国家化是民主的前提
实现三权分立，必须先实现一个先决条件，即军队的国家化。
如何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实现军队国家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让我们看看英国当年是怎样解决的。
英国的议会于国王斗争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在战胜查理一世后，克伦威尔掌握军队，内战结束后压制议会，进行军事独裁统治（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人们如此痛恨克伦威尔，乃至后来把他的遗体搬出威斯敏斯特教堂）。对此，议会奋力反抗。事实上，这种军事独裁比国王统治更加倒退。毕竟，议会还能够根据传统法律限制国王。但是，对于克伦威尔的独裁，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如果克伦威尔称帝，人民也不会接受。毕竟，克伦威尔没有皇族血统，显然不具备当国王的正统性。如果克伦威尔称帝，就会开创一个先例，即任何掌握军权的人都有资格当皇帝。这必然会导致人们抢夺军权，进而陷入“枪杆子里出政权”圈子，导致政治混乱。
好在英国的民主基础已经十分牢固。克伦威尔死后，军事独裁因找不到支持力量而瓦解。于是，议会迎回查理二世，双方达成限制王权的协议，这在当时就是最佳的选择。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认为复辟是倒退，显然并不正确。但是，查理二世去世后，新国王詹姆斯二世并未遵守誓言，企图进行独裁专制。议会又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显然，如果议会使用武力反抗国王，那么就会再次陷入内战，而除了生灵涂炭之外，即便议会获胜，也无非再次重复克伦威尔的老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何况战争胜负难料呢。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英国人没有重蹈覆辙，而是采取新的解决方式。议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威廉夫妇达成一致，二人同意接受“权利法案”。这样，既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问题，能保持政治稳定，又解除了国王的兵权，使之无法再兴风作浪。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智慧。因此，当威廉率领军队登陆英国时，自由议会发出声明，称威廉是受到重要人物邀请而来。人们心里明白，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英国军队没有做丝毫抵抗。詹姆斯二世已经得不到任何支持，只能狼狈逃走。中国的历史教材称光荣革命为“政变”， 批评其革命不彻底。这种故意贬低，目的在于强调其妥协性，为中国实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站台。而这个所谓的革命彻底，无非就是不断的杀人，杀光所有反抗力量，由统治者奴役其他人的方案。
光荣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彻底落实了军队国家化，确保军队掌握在议会手中。

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也秉承了权力归全体人民的原则。无论哪个派别执政，在颁布宪法时，都是全体公民投票通过后方能生效。每当革命陷入危机时刻，人民总是能团结起来，发动起义，捍卫革命果实不落入某个独裁者手中，保证法国大革命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朝着民主的方向不断深入，最终确定共和制度。

中国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必须首先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难题。否则，其他措施，都将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不可不说的人物就是宋教仁。这位为民主献身的政治家，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英年遇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日本，宋教仁阅读了很多政治改革的书籍，认为内阁制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制度。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政治制度形成所需的社会基础，即面向全体国民的思想启蒙过程。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根本无力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以至于他通过政党和议会建立内阁制的努力归于失败。
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了“临时约法”，将权力从总统转移到责任内阁，希望借此限制袁世凯，却并未达到目的。当选总统后，袁世凯修改宪法，从内阁手中夺回了总统的权力。实际上，国会议员们根本无力抵挡袁的军队，反对袁世凯的议员们遭受袁的打击，死的死，逃的逃。第二次总统选举，议员们被袁指派的便衣警察团团包围，不投票给袁世凯就别想离开。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掌握军队指挥权的，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国家主席，尽管后者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军委主席的手中，或者更准确的说，在掌握着军队的人手中。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不得超过十年。但是，对于掌握实际政权的军委主席，却并无任何时间限制，可以终身连选连任。因而，这种权力制约只是表面上的文字游戏，规避了实质问题。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但至死都占据着军委主席的职位（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而且绝不让刘少奇在军队建立根基（这也是毛泽东能顺利打倒刘少奇的根本原因）。此后，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席这一职位会导致权力分散，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希望借此阻止林彪扩大势力。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悬空很久，甚至一度被取消。在经过邓小平时代短暂的分权后，党权，行政权，和军权又归于最高领袖一个人。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军事实力。如果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不过是形式而已。议员或者人大代表，最多不过几千人，可以使用各种手段进行控制。军队成了统治集团排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工具。
而社会力量的根本，来自于每个社会成员具备民主思想，反抗暴政。如果全社会的成员都能反对专制，那么支持专制的力量就很小，民主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提拉克此前曾反复考虑在印度实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对这种可能性原则上不应排斥，但现实没有条件实行，因为人民还没有组织，没有武装，没有团结起来。。。1905年末，他提出了消极抵抗道路的主张。。。即：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所以能对这个有三亿人口的大国实行统治，是由于得到印度人的协助。如果印度人都起来说“不”，英国统治就会垮台。
民族主义的浪潮继续扩展。到1946年初，把军队也卷了进来。这是印度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新因素。”①
经过多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人们越来越团结在民族主义的周围。当英国失去印度军队中土兵的支持后，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其殖民统治了，印度也因此获得独立。

每个国家解决军队国家化，都因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别。是否允许公民持枪，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关键问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形成了公民使用枪支来捍卫自身权益的传统。
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清除军国主义，彻底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保证日本的民主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日本政府的效率和清廉指数，都位居世界前列。正因如此，虽然允许公民持有枪支，但是日本的持枪率却特别低，枪击案更是少见。据统计，2010年，日本持有枪支的人数还不到20万人。由此可见，允许公民持枪，并不会导致社会变得混乱。这和枪支管理是否严格没有关系。


①：林承节：印度史，P272 ，P 324
对于中国来说，在解决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是否允许公民持枪，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如果不允许公民持枪，如何保证中国的军队不会被独裁者掌握？许多国家在解决军队国家化的过程中，都发生过军事独裁的情况，以中国的专制程度之深，实难避免。一旦独裁者掌握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中国必将再次陷入专制的深渊。中国历史的历朝历代，哪个在掌权之前不是信誓旦旦？一旦坐稳天下，则立刻大开杀戒，依靠军队维持专制统治。
如果允许公民持枪，那么，中国社会也可能面临枪击案增多的局面。凡事有利必有弊，这也是维护自由而必须承受的代价。
大陆的官方媒体大肆宣扬枪支泛滥导致社会治安混乱，这只是一种心理战，恐吓百姓不要持枪。其实，杀害普通人，不需要枪也可以办得到。从新闻报道看，灭门惨案时有发生。中国社会不会因持枪而更加混乱，混乱是因为专制的压迫。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允许公民持枪，但并未影响社会安定。
但是，对付政府的迫害，是否拥有枪支就非常重要。在各地频发的强制拆迁案件中，被拆迁者想尽办法保护房产。有人高举宪法，有人用烟花当武器，有人把领袖画报贴满墙壁，有人自焚，有人阻挡挖掘机而惨被碾压成肉饼，种种手段均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强拆者雇佣流氓，断水断电，泼油漆，纵火等等，则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公民持枪，对统治集团最不利。显然，面对持枪的公民，怕招致报复而不能任意欺凌了，从而大力禁枪。从目前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压制的思路。政府不断加大清缴枪支的力度，枪支认定标准也越来越低，量刑越来越重。近期比较轰动的审判案例就是某少年因购买仿真枪而被判无期徒刑。显然，这种冤案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气氛，警告百姓拥有枪支的严重后果，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呼吁充耳不闻，已经顾不上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了。这是不得不撕下伪装面具的时刻。
那么，能否在现有条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军队国家化呢？
2014年，军报驳斥了“军队国家化”的提法。显然，这是针对一些人建议军队国家化的反击。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国家化就等于交出政权，怎么可能自动交出权力呢。道理谁都明白，但利益谁都不会放手。
无论把党指挥枪的理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抹杀被自己打脸的事实。当年，新华社就大谈军队国家化：
“人民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军队国家化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党卫军是法西斯和蒋介石才干的事情，是欺骗人民的卑鄙手段。”
这正气凛然，可谓掷地有声。但一旦自己掌握军队，谁也不可能就交出军队指挥权的。

军队国家化是目标，而不是手段。打比方来说，射中靶心是目标。如果解决办法是，朝着箭靶中心射箭，那就犯了把目标当手段的错误。应该采用瞄准，测风速，拉满弓等手段。类似地，解决军队国家化，需要考虑公民持枪，思想启蒙等手段。呼吁统治者放弃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既然军队效忠国家，那么，在目前的状态下，谁能代表国家呢？
如果是国家主席，那么将变为个人独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说过，朕即国家。
如果是人民代表大会，显然，共产党会毫不费力把大会里塞满自己的代表，保证党永远当选。中国有哪个政党能和拥有8000万党员的党相竞争？事实上，每个民主党派里都有

①：1944年2月14日，新华日报
一位特殊的副主席。大家对他的真实身份和任务心知肚明，但是只能假装不知道。
因此，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必须解除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选举。但是，不解除党指挥枪，一党专政就会持续。这就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如果有少数民主斗士呼吁进行全民公投，等待他们的，无非是贪腐调查，被嫖娼，寻衅滋事，乃至逮捕，失踪。因此，除了极少数人为此牺牲以外，基本不会有什么收获。
军队国家化的提法，目的在于实现多党选举，轮流执政。目标是对的，但是，以目前的条件，没有可以实现的途径。


































1.3 中国为何没有独立发展出民主？
今天的人们，已经明白民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实现权力的制约，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只有解决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才能够实现三权分立。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并非没有过贵族时期。从周代到隋朝，氏族，贵族，士族势力都存在过，却没有发展出权力分立。原因何在呢？
在解决权力斗争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选择了屠杀这种解决办法。成王败寇，为了攫取权力不择手段。政治稳定依靠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恐怖统治，压制反抗力量。一旦皇权衰弱，各种政治势力彼此残杀，社会又陷入混乱。
在斗争中暂时无法消灭对手时，就假惺惺地缔结合约，或封官许愿。等到时机成熟，就一举歼灭对手。历朝历代的权臣，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就是证明。人们不仅不讲信用，而且得意的奉之为“缓兵之计”。
儒家看到了人们彼此争斗不休，提倡“和为贵”。但是，这个方案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将公开竞争变为不公开竞争，人们看起来一团和气，背地里却依然互相争斗。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善于欺骗的生存模式。公开竞争的话，人们会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来保证公平，惩罚作弊者，这样就会慢慢形成契约精神，进而发展为法律精神。“和为贵”的约束下，人们无法撕破脸进行公然对抗，既然不能使用阳谋，也就不能形成公开公正的规则，契约精神无从发展，相反，只能借助各种阴谋。以三十六计为代表的计谋已不仅仅是兵法，显然，如果三十六计仅能服务于军事目的，不会有如此广泛的普及程度。三十六计中，近一半计谋的基本原则都是欺骗。
假设贵族们选择以法约束皇帝，皇帝明里暂时答应，暗里也会找机会报复，废除誓言。这就要求贵族们守约才行。英国贵族就形成了契约精神。签订《大宪章》后，国王兴兵，试图毁约，在贵族们的一致抵抗下失败，为后世树立正面榜样。
而在中国的阴谋模式下，贵族之间不能互相信任，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但每个人又都可能背约，其他人无从知晓。一旦有人背约，那么其他恪守诺言的贵族只能引颈就戮，这就形成“守约者死”的囚徒困境。 楚汉相争就为后世开创了一个负面典型。当起义军灭秦，分封诸侯之后，项羽杀害了楚怀王。这就背弃了天下共同拥戴怀王的誓约。因此，其他诸侯攻打项羽，有正当的理由。消灭项羽后，刘邦势力最大，却破坏了誓约。当楚汉相持不下时，有部下劝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被韩信拒绝。刘邦平定天下后，却到底杀了韩信。韩信感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造成巨大影响。世人看到，项羽违约固然导致身死，韩信守约也同样没好下场，谁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呢？就像勾践灭吴，人们选择了弱势时隐忍，强势时残酷的解决方法。有人不信邪，比如董卓就走了项羽的路子，结果失败了。曹操则比较聪明，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继位后，势力稳固时才篡权。
这就导致了权力斗争进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因此，不仅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要“斩草除根”。这种思想可谓是流毒匪浅。毛泽东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还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雷锋在日记中甚至写到：“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阶级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相信很多人对这样的话一定不陌生，因为这样的话被当成天经地义而广泛传播。
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看来，阴谋就远不如阳谋，支持就是支持，反对就是反对，一清二楚，敌对的压力迫使人们自然地结成利益共同体，只有守约才能在对抗中获胜。在阳谋下，即使抓内鬼也容易得多。而在阴谋模式下，人们表现得都表示支持，分不清敌我，因此只能人为制造敌对的压力迫使人们表忠心，结成利益共同体来遵守契约，即依靠纳投名状的方法。在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收买对手的盟友或部下，分化其联盟的计谋屡屡得手，阴谋诡计成为权力争斗的重要手段。
水浒传中，林冲上山入伙，王伦就要求林冲杀人来纳投名状。类似地，中国的太监，其实也是纳投名状的一种变体。任何人想当太监，都不得不接受阉割以表诚意。皇帝与太监之间的潜在对话如下：
太监：陛下，小人愿意当牛做马为您效劳。
皇帝：我怎么信任你？每个人都这么说。
太监：我是遵守礼法的人，只会努力工作，不会乱来。
皇帝：不行，我还是信不过你。没有人能面对那么多美女会无动于衷。我们必须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要我相信你，只能阉割了自己。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持了几千年太监制度的国家。
太监制度证明，中国实行的是恐怖专制。人们之所以当太监，就是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谋生手段。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谈什么保护人权呢？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成王败寇的生存模式。胜者拥有一切，败者只剩下两个字：活着。
从表面看，所有大臣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但皇帝不相信大臣不会造反，于是稍有权力的大臣，就会受到皇帝的猜忌。因此，就很有必要发展特务系统监视大臣，以便获得大臣对自己的真实想法。

数千年来，在历史教训和这种思想灌输下，人们没有形成契约精神是毫不奇怪的。这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表面上像儒家提倡的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骨子里却不守信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马上变得残忍好斗。
没有契约精神，就不能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自然无法抵抗斗争的压力，为各自利益进行窝里斗，也就是团队分化瓦解成为一盘散沙，容易被外族入侵者征服。

既然贵族无法完成限制王权的任务，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按理说有理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建立起法治的社会，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虽然总是打着均田地，解放人民的旗号，农民起义却从未摆脱这种成王败寇的斗争模式。无论是秦末农民起义，元朝末年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还是共产党，都伴随着起义军内部的互相杀戮，一直到某个最大的势力消灭所有对手，统一天下。即便平定天下，也继续要把威胁自己权力的功臣诛杀殆尽。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这种屠杀为解决手段的必然产物。
这种模式只能产生专制，怎么可能产生法治和民主呢。要实现法治，各种势力从斗争初期就应该以法律契约的形式结成联盟，来对抗皇权，就像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谋求独立那样，通过大陆会议达成一致，发表权利宣言，走向独立与民主。反过来说，按照中国人的生存模式，这十三个殖民地就会成立13支军队，互相杀戮，直到某人消灭其他12位对手，统一天下为止。
正是这种解决问题模式不同，导致两国走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一个则陷入专制的泥潭无法自拔。
1864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士兵被特赦，只要宣誓不再叛乱，就可以保留私人的武器返回家乡，重新开始生活，罗伯特﹒李将军，也担任校长，没有受到所谓的战犯改造，更没有被判刑。南方士兵的墓地，与北方士兵一样受到保护。
正是这种宽容的民主思想，使美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对谋反之罪，中国历来的解决办法都是诛杀九族，怎么可以放虎归山呢？更何况还带着武器，这简直就是埋下祸根。因此，1864年前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湘军攻破天京，别说战俘，对于妇女老幼也是屠杀殆尽。石达开投降，与清军议定编入清军大营。结果石达开遭凌迟处死，而投降的两千多士兵，也被清军悉数杀死。按统治者的逻辑，这不是背信弃义，而叫兵不厌诈，叛逆者都是死不足惜，无须讲信用。
但是，这种血腥杀戮并不能阻挡清朝的灭亡。对此，统治者们也很清楚，嘉庆皇帝甚至也认为有些起义确实是“官逼民反”，但也毫无办法，毕竟江山是靠屠杀得到的，而且成功维持了两百年江山，无论如何也没有放弃的理由，只能继续镇压，直到耗尽最后一点资源。
即便在100多年后，中国依然采用这种生存模式。曾参与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在历次运动中遭受了残酷迫害。甚至连党的两位接班人都因权力斗争而死于非命。

这种恐怖专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正义。受欺负一方，没有可以反抗的力量，只能逆来顺受。中国人冷漠，缺乏同情心的性格就是这种压力下形成的。
显然，一旦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被激发，势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中国百姓实际上没有刀啊，武器都被官府收缴了，连玩具枪也被禁止。而且，这些坏蛋，除了非富即贵，就是黑社会，哪个都不好对付。血淋淋的现实也一再教训人们，逞英雄的下场就是既流血又流泪。代表正义的侠义精神，早就被专制压缩到几乎不存在。如今，这种正义的谴责也被当做传播负能量，只能转化为调侃，无论多么大的义愤，都能编成搞笑的段子，侠客也进一步退化成了键盘侠。
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认为，脱掉裤子当众打屁股的刑罚，对人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但是，中国人对此已经麻木了。在清朝，上级官员可以对下级官员进行除了死刑以外的任何惩罚。一不小心，下级官员就可能当众被上级摘掉顶戴花翎。
因此，专制在消灭了正义的同时，使人变得势利。弱势方如果想不受欺负，只能努力获得更强势力量的庇护，也就不得不放弃尊严，趋炎附势，乃至唾面自干。而强势的一方，往往表现就是暴戾，进而变得肆无忌惮。中国的墓葬，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考古学，在公元前5000年前黄帝时代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贵族墓穴的陪葬品极为丰富，而平民的墓穴空无一物。当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那时，中国仍然处于部落时代，还没有文字，这说明，厚葬这个传统，是上古时代自然形成的。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这种墓葬习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皇帝与贵族们，不仅生前享受荣华富贵，死后也要带到地下。墓葬越是丰厚，证明统治者对百姓的搜刮越深。最暴虐的秦始皇，也就这样创造了秦始皇陵这个世界奇迹。
而后代的人，则秉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疯狂盗墓。中国的墓葬之多，直到今天都没有盗完，甚至带动了盗墓小说的红火。

人们只认权力，对于失去权势的人也自然冷眼相待。所以，人们说，虎落平阳被犬欺，脱毛的凤凰不如鸡。
罗素说了1921年前后自己的见闻：“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重要的督军正在北京开会分配战利品。他们对总统和总理极其傲慢无礼，尽管后者在外国列强眼中还代表着中国。”①
这里所说的督军，应该指的就是军阀，其中包括张作霖。罗素提到的没有权力的总统，在中国人眼里一般会被称为“傀儡”。历史上，这种傀儡皇帝总是被操纵者暗杀。总之，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谁失去权力，谁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因此，中国的政治斗争，也就最

①：罗素：中国问题，P 52
残酷。
斗争残酷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从几个历史片段就可以知道。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去权威，诸侯并起称霸。诸侯国内部，一旦权力落到公卿手中，一样被弑。例如，晋国的三位公卿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晋，分其土地而各自称王，成为战国时期的韩国，赵国和魏国。
同样，公卿的属下，如果势力强大，一样反叛。例如，鲁国的公卿季氏，势力庞大，却被他的下属阳虎专权。后来季氏得到临南相助，才击败阳虎
南北朝时期，石虎的儿子宣阴谋弑父被告发，石虎将宣挖眼，割舌，剖腹，断手足，然后活活烧死，宣的妻小全部被杀，石虎很喜爱的小孙子抱着祖父不放，石虎有意赦免，但大臣不同意，他们担心将来会遭到报复，遂将其杀死。但是，威胁皇位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内部，还来自外部。多年后，石虎也被敌人灭族，三十八个孙子无一幸存。
对南北朝时期的宋代，钱穆说：
“宋诸帝自屠骨肉，诛夷唯恐不尽。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其宫闱之乱，无复伦理，尤为前史所无。”①

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采取像中国人这样的解决模式，而是维持皇室的万世一系。日本一直到近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幕府与藩之间大体维持了权力平衡，再加上村民自治形成较高的国民素质，也就比较容易过渡到三权分立，具备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基础。
“19世纪初，形成了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并出现了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治并利用领地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维新时期的强藩，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西南强藩成为维新的重要力量。”②

而中国的集权专制，彻底打破这种维持封建制度的权力平衡，因而也就更难回到需要维持权力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没有独立发展出民主法治的根本原因。
















①：钱穆：国史大纲第4编：魏晋南北朝北朝之部，P30
②：吴廷璆 ：日本史

1.4 从专制走向更加专制
事实上，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是不断加深的过程。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王朝。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但是过于残暴，很快灭亡了。
刘邦铲除异性王之后，吸取秦朝的教训，放弃集权制度，而是采取了分封同姓王的办法。但是终究没能维持权力平衡，而爆发了七王之乱。这之后，中央政府一直努力想办法削弱分封制，直到实行“推恩令”，将同姓王的土地继续向下分封，才又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制度。至此，中央集权制度彻底取代了分封制，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模式。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不是唐朝，而是宋朝。而宋朝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不杀大臣的原则。
宋太祖制作了誓碑，新君即位，必须默诵誓词。誓词共三行：
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几条誓言，在此后的宋朝三百年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祖训禁止皇帝杀害士大夫，使得客观上形成了士大夫们制约皇帝的力量。即便是诛杀岳飞，也不得不假秦桧之手，而且也并未株连九族。和其他帝王任意残杀大臣相比，还是相对宽容的。
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使得科举制度具备了现实意义。在隋唐，科举制度由于录取人很少，唐太宗时期，每年进士科仅录取十余人，科举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到了北宋中期，进士科录取人数增加到平均每年二三百人。
这个录取比例是非常高的。即便到了清朝，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也就在一百人左右，而清朝的人口有四亿多，几乎是宋朝的四倍。
    做官没有风险，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宋朝不抑制工商，允许农业人口自由迁徙，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知识的普及，经济的富庶，政治开明，使人们有动力有条件去从事科研与文化，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在出现在宋朝，不是偶然现象。

但是，蒙古族的入侵，打断了中原文明的进程。蒙古族以屠杀手段夺取江山，杀戮之残酷，堪称世界之最。
“他（成吉思汗）是个游牧人，他难理解定居生活，他有毁灭都市文明，取消农业，把耕地变成草原的倾向，因为草原会更符合于他的生活方式，会容易管理。”（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P174）
平定天下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也是以杀戮为手段，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对百姓的压迫也非常残酷，以至于不久就灭亡。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帝制，在元朝开始，越来越走向恐怖专制。有学者称“崖山之后无中国”，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在诛杀所有起义军对手后，继续屠杀功臣。结果就是，当朱棣造反时，朝廷已经没有能够进行抵挡的文臣武将。
在胡惟庸案后，为了防止丞相权力过大危机皇权，干脆取消了丞相一职，改由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但是，后世的皇帝未必都如朱元璋这样精力旺盛，能独自一个处理朝政。这种权

力真空当然需要填补，有的皇帝依靠内阁学士，有的依靠宦官，结果导致了朝政的混乱。锦衣卫对民众的监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清朝入关，也是一路屠杀汉人，各种屠城不亚于蒙古族。为了驯服汉人发明辫子：“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暴力杀戮威胁汉人做奴隶，并又一次取得了成功。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在统一后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以儒家思想治国，科举考试，提拔汉族官员等。

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按照儒家传统来说，算得上盛世。毕竟中国自古以来战乱不断，只要是免受乱世之苦，能填饱肚子，就很难得了。但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努力，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
对外，通过军事行动灭绝了准噶尔部。对内，皇帝打击官僚集团中的朋党势力，通过监视官员等手腕牢牢掌握权力。禁止宦官，外戚和皇族的势力干政。再通过文字狱，禁止民间结社等手段，打击社会底层人士的反抗。这样，就把传统上对皇权造成的威胁全部扫除。
乾隆得意洋洋的自诩为“十全老人”，认定自己创造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只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将中华民族推向了奴役的深渊。
张宏杰说：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①
   也就是说，几百年的专制高压彻底征服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现在的的生存模式。
恐怖专制，确实达到了一个人决定几亿人命运的程度。
   当年英国派使节马戛尔尼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包括蒸汽机，枪械，舰船模型等等。但是乾隆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根本不予理睬。当八国联军攻进圆明园，发现这些贡品落满了灰尘，显然，它们从未被使用过。
乾隆一个人的昏聩，错失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导致此后百年间数十亿人被奴役的命运。这就是中国人的皇权专制所付出的的代价。
   与乾隆相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以及鼓励生育造成人口失控，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在民主制度下，却恰恰相反。人民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战前夕，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事实视而不见，继续采取绥靖政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英国议会罢免张伯伦，拥护丘吉尔出任首相。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人英勇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①：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