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党内反对者正创造一种“新”的惩罚形式

FRANKSTON

自: 议报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因之前的反习和反党言论被党校开除党籍，剥夺退休待遇。从蔡霞言论的激烈和犀利来看，开除党籍的处罚后果是可以预期的，假如她不是已经退休多年，很可能开除公职，但剥夺退休待遇则有些出乎意料，是中共对自己的异议者和反对者正在使用的一种新的惩罚形式，非常恶劣。

尽管外界将蔡霞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看待，但她的身份也是党员，因此，虽然她的反习批党言论是出于公义，然而，从党的伦理看，中共惩罚它不听话的党员，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退休待遇不一样，它是对之前职业生涯的应有回报，甚至退休待遇包含着雇员在就业时为自己养老提前预存的薪金，所以无论从逻辑还是事实看，剥夺退休待遇都不能跟言论惩罚挂上钩，这样做，是中共企图从经济和财务上限制人的言论自由，必须反对。

中共对体制内包括党的队伍里出现的反叛人士，从今年的几个案例看，采取了不同的处罚方式。比如，对任志强，由于其反习檄文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在中共和习近平看来十分恶劣，加之任本人身为房地产公司老板，同中共某些高层曾来往密切，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可以使用，因此，对这类反对者的处罚，就严重得多，任是以经济腐败的罪名为其政治反对埋单，不但被中共开除党籍，且恐有牢狱之祸。对许章润，虽然其多篇反习雄文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在中共和习看来，其危害性可能要少于任志强，因此，找一个“嫖娼”罪名污名化许，并以此为由革除教职和开除公职。

任在开除党籍的同时也取消了相应的退休待遇，虽然其性质和取消蔡霞的退休待遇一样，但由于官方同时指控他涉嫌违法，而一旦因经济腐败问题受惩罚，虽然并未正式审判，但按过去处理此类违法犯罪的做法，剥夺退休待遇也是应有之义，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受到腐败指控时，都会被当局取消级别和相应待遇包括退休待遇，故而任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腐败分子”，而是党的异议者，对其退休待遇被剥夺外界也就没有如对蔡霞这样的反应。

许章润被开除公职，自然也不能享有之前附着于公职时的退休待遇。尽管这对他本人非常不公，因为这等于几十年的教职生涯清零，但这也是传统做法，不是今天才这样的。

蔡霞则只是被当局开除党籍而不是公职，当局这样做，或许是在他们看来，其言论造成的社会后果要比任许二位轻一点，或许是因为蔡已经退休，或许这里也有某种程度的人情在内，但不管如何，既然没有开除公职，她就有权利享有属于自己的退休待遇，剥夺它就是不义，且也公然违背当局的法律。

这三种惩罚类型视乎其对中共的危害来定。如果说对任和许的惩处乃是惯常做法，对蔡则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新”做法。因为不开除公职而剥夺退休待遇，其对被处罚者的后果等同被开除公职，后者的结果无非是之前的职业生涯全部清零，不能获得半点薪酬，取消退休待遇比这稍微好一点，它不是一分钱都不给，而是保留一少份。比如对蔡霞，用其本人的话说，可能是将她的教授待遇降到讲师一级的最低档，在这个基础并减，每月还给她一点点工资，但基本上形同剥夺。

当然，这种惩罚也不是自蔡霞蔡开始。之前就有退休人员因为在自媒体发表了一些在官方看来有违政治纪律的话，或者转发了某些被认为是政治谣言的小道消息，而遭到当局减退休金的处罚。只是被罚者的名气不大，减发的金额也不多，没有引起外界关注而已。但这个性质可以说非常恶劣。当局之所以采取此种惩罚形式，为的是在经济上切断人们生存的资源，从而迫使他们自觉噤声。

对当局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遏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惩罚手段。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在中共的高压下，不说在行动上，即使在言论上，也不敢过于激烈和反动，就算敢公开批习和反共，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舆论效应，言论市场的效果及其对中共的危害，也和发言者本人的身份及知名度有密切关系，同样激烈的反共言论，对无名者来说，可能旁人就当作邻居的讲话一听而过，但出自知名人士或者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之口，获得的关注度就大，人们会广泛传播。虽然对中共，不论何种言论，只要不符合它的价值观，在它听来都是刺耳的，它会根据言论传播的市场效应来判断应采取什么处罚措施，最严重的可能就像任志强一样，但大量的由不知名人士或知名人士散布的反党言论，除了少数它认为“影响恶劣”，不得不严惩，以儆效尤外，对多数可能“危害轻微”的反对言论如果也采取开除党籍、公职甚至判刑的处罚，造成一种红色恐怖，以致人人自危，对中共的形象会有很大损害。虽然中共现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非常差，可至少主观上它可能不想再进一步加重人们对它的此种恶劣印象。所以，对那些它认为危害不是很大，还够不上开除党籍公职的反党言论，需要采取一种方式，达到让人们自觉不敢骂党的惩戒效果。取消退休金就是这种形式。

从现实来看，对于在职人员的反党言论，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局已经有了一套包括经济惩罚和政治惩罚在内的组合拳来对付，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开除，故在中国，多年来出现了一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即在位时不敢说话，说真话，退休后则反而放开来说，什么都敢说，由此赢得舆论喝彩，这尤其在退休的官员那儿表现比较明显，舆论对此有一个称唿——“两头真”。这种现象对退休人士来说，可能是因为退休后不用再顾忌以前的种种清规戒律，但亦不排除“我就是说了一些过头话，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心理，在邓江胡时代，甚至在习近平前期，对党内一些老同志的“骂娘”、反党言论，尤其对其中的一些党内开明派官员的刺耳声音，当局的确也表现得很忍耐，只要不是太过分，至多是要单位出面进行警告，而不会在退休待遇上进行威慑。但在习后期，当局对此的容忍度大大减少，那些“两头真”的官方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也都小心翼翼，甚至在私人场合也不再放开来讲，因为怕被人传播出去。之所以有此变化，一个原因就在于，当局对敢说话的退休人员加大了政治压力，包括在退休待遇上的可能威胁。

我们需要承认，对大多数依附于体制，特别是在党的系统工作的退休人士来说，他们可能不担心因说真话而遭受党的政治惩戒，甚至视政治惩戒为一种荣耀，客观上也的确可能会给被惩戒者带来某种舆论荣誉，但是他们害怕退休待遇被剥夺，工作了大半辈子，最后导致退休待遇没了，晚年陷入生活困顿，此种经济上的惩戒或比政治惩戒对多数退休人士的杀伤力都要来得大，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财务自由或者不害怕过清贫生活。

中共就是用这一手来卡住人民和它的党员发声。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因为退休待遇不是党赐予的，中共利用对财政资源的垄断把它变成自己的私产，成为一种分配和惩戒武器，按对党的忠诚来分配资源，对不听话的人进行惩处，以达扼杀政治异议之声和政治反对派之效果。此即是中共卑劣之处。靠这种流氓手段或许能收一时之效，让天下鸦雀无声，营造一种表面虚假的稳定繁荣景象，但它禁不了人心，终会自尝苦果。

作者：邓聿文（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