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初心"：共产党的第一代民族理论

FRANKSTON

来源: 上报





内蒙古一向都没有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即便在蒙古人中有蒙语学校，以蒙语为母语，也没有影响内蒙古人说汉语。那么中国又为何要突然在蒙古强推”双语教学”呢？

直接原因是中国教育部的红头文件，但其思想根源却要追溯到”第二代民族理论”。要讨论第二代民族理论，就必须先讨论”第一代民族理论”。其实在2010年代之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称，没有”第一代民族理论”的叫法。这是”第二代民族理论”的鼓吹者为中国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安上去的帽子。

中共的民族理论来源于苏联。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列宁和斯大林奠基的。列宁在1914年发表《论民族自决权》，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入起来”，”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

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少有对民族理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他第一篇以”斯大林”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不但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还提出”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

理论（和宣传）上承认民族有什么权力是一回事，如何实际地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斯大林理论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提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他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同时，希望民族自愿地留下在整体中，以”自治区域”的形式，同时兼顾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自决权，以通过”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为此，就必须切实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斯大林认为：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没有本族的学校，没有信仰、迁徒等等的自由。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斯大林发明出的民族理论有其个人背景的贡献。斯大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他当然不太可能提出”大俄罗斯主义”。

正是因为苏联成立时采用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苏联才从沙俄时代的民族大监狱，变成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联盟”。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而在俄罗斯苏维埃内又建立诸多（少数民族）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

中共在苏联一手扶持下成立，其理论基础也都来自苏联。于是早期中共承认民族自决权，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说过”民族自决权”、”联邦制”等，甚至主张过湖南独立，各省独立，比民族自决权走得还远。在1930年代，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担任主席）的宪法大纲写道：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在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建制后，当然没有像当初承诺那样，让少数民族拥有”完全自决权”，但在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现在称为”第一代民族理论”的民族政策，做了很多有益”少数民族”文化的事。这主要包括：

1）民族识别。

国民党只提倡”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其他”少数民族”权利还顾不上。中共则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民族识别的最大功绩，是首次正式承认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身份，继而承认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这种身份承认，其他权利也就谈不上了。

值得指出的是，网上流传，中共把400多个少数民族”压缩”成55个，看起来像大坏事。其实不然。这所谓400多个少数民族是识别工作进行的第一步，各地自报的数目总和。自报为少数民族不一定真的是少数民族，而且各地自报也存在不少重复（或者只是名字上不一样）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认真考察，确定真假是必须的。而且，说”压缩成55个民族”太少也没有根据。不可否认，在一些情况，本可划为少数民族的人群被认定是汉族。但同样存在一些本来很相近的民族，有资格划为同一个族，却被分成两个或几个民族。综合说来，是太多还是太少也难说。总之，虽有不足，成绩还是主要的。

2）在宪法上承认各民族的权利。以1982年宪法为例：

序言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虽然中国宪法很多条文都是”TXT”不是”EXE”，但有总比没有好。注意到，宪法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华民族”，而是”全国各族人民”。这在宪法层次确立了各少数民族不被”汉化”或”中华民族化”的权利。

3）建立民族自治区域。

宪法第六节用十一条条文叙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此基础上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了各民族自治区域。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域，除了五个”自治区”外，在各省和自治区之下，还有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旗等行政区域。截止到2003年，这些民族自治区域的共计155个，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此外还有民族乡、民族苏木、民族村等基层自治组织。

这些”自治地区”当然不是真正自治，就连香港式的”高度自治”也不如。但也不可否认，在自治地区内”少数民族”的有一定的参政权，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按照中国”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种”中国式平权”，很多”少数民族”人士还当上政治花瓶。尽管是花瓶，但在一些无关大节的问题上还有一定话语权。

4）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文字，整理文化遗产，建立中央民族学院。

在中共建制初期，非常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创建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壮族、苗族、瑶族、白族等12个民族建立文字系统。有民族有几种文字，中国帮助他们标准化统一文字，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中国还开始整理各”少数民族”的传说、文献等历史遗产。少数民族地区”母语教学”成为一时的教学思潮，特别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验和发展出多种双语教学体制。比如在壮族地区，就曾有”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体制。

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它是中央直属的专门面向”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综合性大学，但以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的研究著称。前文提及的乌兰夫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首任校长。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翁独健等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中央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大学生。

最关键的是，中央民族学院以”第一代民族理论”为教育核心理念，培养出好整个体系好几辈的”第一代民族理论”学者和干部，他们遍布教育界和政界（特别是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深蒂固，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后可以看到，”第二代民族理论”之所以在中国无法畅通无阻，正是这种”深层国家”的重重抵制。

5）”少数民族”的”平权”。

中国总理周恩来公开表示”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陪不是”这种态度，即使用西方标准衡量，也算得上是国家级别的”诚恳道歉”了。

由于”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受汉人压迫，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较为落后。”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周恩来语）。于是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的补偿政策。这包括在教育、就业、提拔干部、经济建设、扶贫、补贴、计划生育上等政策上的倾斜。由于对”少数民族”的”平权”，还引起一些汉人对”逆向民族主义”的不满，认为汉人”吃亏了”。

由此可见，”第一代民族政策”作为中共的”初心”，特别在建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少数民族”文化上，在相当多可圈可点的方面。

在”第一代民族政策”时期，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集中体现在新疆和西藏上。两者问题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

此外，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大灾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不但对”少数民族”文化是灾难，对汉人的传统文化也是灾难。因此，不宜简单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这个特殊时代的混乱不是”第一代民族政策”的产物，更不能作为指责”第一代民族政策”的事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导拨乱反正，执行比文革前更宽松的民族政策，不但回复”初心”，重新执行第一代民族政策，还更”补偿性”地加大优惠政策。

可惜在2008年之后逐渐出现”第二代民族政策”，逆转了民族政策的走向，泛化民族问题，把政治矛盾扩大到文化领域。在内蒙古强推”双语教学”正是”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