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院应对中共威胁报告附件：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摘要

FRANKSTON

美众院中国工作组应对中共威胁报告附件：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摘要（全文）
美国之音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R-TX）2020年9月30日出席中国工作组报告发布记者会。（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拍摄）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2020年9月30日公布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威胁的报告。报告附件二是中国工作组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牵头制定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生组织责任的调查报告的摘要。

这份调查报告的最终报告完整版于9月21日发布，是6月间发表的中期报告的延续。最终报告囊括了更多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证据以及世卫组织对麦考尔办公室多次问询后所做的回应。

这份众议院外委会少数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和向中共及世卫问责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疗人员，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这种渎职行为给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报告认为，中共高层不但没有及时向世界发出警告，反而在海外秘密购买大量医疗物资并将国内的供应链和产能国有化，而当有其他国家要求对中共问责时，中国则以经济和贸易手段加以胁迫，要求保持沉默。

报告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这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的报告反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但提出四项建议：要求更换世卫组织领导层，总干事谭德塞引咎辞职；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和台湾对中共在疫情早期的掩盖行为以及世卫组织的失误展开国际调查；改革《国际卫生条例》。

最终报告提到，在中期报告发布之后，世卫组织和中国都修改了他们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开声明：世卫组织发布了新的、“更新”的时间线；中共暂时收回了他们在2019年12月31日通知了世卫组织的说法。

美国之音6月间翻译了中期报告全文并就这份调查报告采访了麦考尔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三在发布国会中国工作组报告的记者会上表示，那份有关新冠病毒源头的中期报告出来之后，从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就可看出报告产生的影响。他说：“这个报告广泛传播。习主席的发言人对工作组和报告本身进行谴责。事实上，他们在CGTN上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宣传来反驳这份报告，因为他们知道报告揭露的都是事实。他们害怕自己的国民，更胜于一切。”

关于COVID-19起源的报告摘要的全文翻译（PDF）。正式文字以报告英文原文为准。

FRANKSTON

附件二：
关于 COVID-19 起源的报告摘要
背景

在 2003 年 SARS 大流行病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记者和异议人士的钳制，隐瞒真相并混淆
疫情源头。中共领导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病毒信息。在这一渎职行为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对
规定各国必须如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改革。今天，已经很清楚的是，中共未能汲取这
些教训。当前的大流行病是他们不当处理 2003 年 SARS 疫情这一悲剧的第二章。

毫无疑问的是，中共主动从事了掩盖行为，目的在于混淆数据、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并压制试图向世界发出警
告的医生和记者。他们蓄意而且一再忽视《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义务。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
记习近平，在知道发生大流行病几周后才将其公布于众。中共本可以用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响应，支持全球公
共卫生响应，并与世界分享如何应对病毒的信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当前的大流行病是有可能避免的，从而拯救
几十万人的生命并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中共对大流行病早期阶段的官方统计，并呼
吁进行国际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经济操纵和贸易胁迫来要求保持沉默。

在疫情初期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企业，在中共的指示下，在国际市场上采购了数以百万计的防护口罩、
医用防护服和手套，并将数百吨的医疗设备从海外运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在国内将通用汽车和 3M 等外国企业
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国有化，要求他们生产医用物资，但却拒绝给这些公司的产品发放出口许可。在其他国家开始
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掩盖行为展开国际调查之后，中共发动了旨在让批评者噤声的经济胁迫攻势。

有关中共掩盖行动的新的一手材料也被发掘出来，包括泰州市一名护士因在微信上与同学和家人谈论她所在城市的
COVID-19疫情而被通报批评。这些材料与其他医生遭到骚扰的记录一起，可以窥见中共打压医疗专业人员的普遍性。
尽管内部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对中共未能分享有关病毒的关键数据和信息感到沮丧，但是世卫组织总⼲事谭德塞仍
以赞扬中共“透明”来回应中共的掩盖⾏为。世卫组织一再套用中共的谈话口径，却忽视来自信誉良好的消息源所
提供的与之相抵触的信息。谭德塞总干事竭力为中共的早期响应措施辩护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他的这
些行为及其对全球响应的影响令人极为关注。

在资深成员麦考尔多次去信询问以及委员会少数党幕僚不断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出请求之后，世卫组织提供了有
关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展开“2019 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考察”的新信息。这些回应被完整
收录在本报告和报告附录当中，提供了其他地方没有公开报道过的细节。但是，悬而未解的问题仍然很多，这要求
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世卫组织的 COVID-19 应对措施。然而，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世卫组织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
所规定的某些职责。

在此次大流行病持续的九个多月时间里，新的信息不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地方浮出水面，显示中共力图掩盖
疫情和对要求问责的国家施以惩罚的行动规模。在发现新的证据并从世卫组织那里获得更多信息之后，本报告试图
把这些信息放置于实际背景当中，指明有哪些关于病毒和响应措施的问题仍然悬而未解，并就今后如何改善全球响
应提出建议。此前的中期报告聚焦的是这次大流行病的初期阶段，也就是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中国工作共卫生事件”之前。那份报告发布之后，世卫组织和中共都修改了他们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开声明，世卫组织发布了新的、“更新”时间线；中共暂时收回了他们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通知了世卫组织的说法。

在这两份报告之间的这几个月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资深成员麦考尔的指示下，继续针对病毒起源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卫组织对此次大流行的应对情况展开调查。报告的时间线也拓展到了 3 月 11 日，突出了谭德塞总干事迟到的大流行病宣布之前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通过此次调查，已经很清楚的是，对于中共的掩盖行为和世卫组织对此次大流行病处理失当的程度，人们仍然无法洞悉全貌。

与中共在 2003 年 SARS 大流行病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相似之处

鉴于中共在 2003 年 SARS 大流行期间的渎职行为是 2005 年《国际卫生条例》改革的基础，审视他们在处理 SARS 方面的失误，并将其与 COVID-19 处理不当进行比较是慎重之举。在 SARS 爆发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中国媒体报道疫情。中共在疫情开始四个月后才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即便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病毒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是中共仍继续提供有关其境内 SARS 病例数量的不准确信息。同样的，2019 年 12 月，中共未能向世卫组织通报早期的 SARS 检测结果，也没有通报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与 COVID-19 爆发初期的情况类似，前往 SARS 疫情爆发中心的请求遭到中共的拒绝。即使是在世卫组织被获准前往之后，掩盖行为仍在继续。中共官员甚至把 SARS 病人安置在医院病房和在城市里到处转的救护车里，以免他们被世卫组织看到。正如本完整报告所提到的那样，2003 年初，中共未能在大规模的春运季节开始之前就疫情的爆发向公众发出警告。

中共重蹈覆辙，再度没有在 2020 春节开始前就疫情的严重性向本国民众或世界发出警告。

2020 年 2 月中旬，中共宣布免去共产党在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和武汉市的市委书记的职务，并处罚了数百名较低层级的政府官员。这个宣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反应良好，一个评论称支持“党中央的英明调整”。在 SARS 大流行病期间，中共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段，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免职。这些引人注目的政府官员只是替罪羊，将他们免职是为了挽回公众的支持，保护中共最高层领导。在这两次情况中，中共最高层都继续掌权。

很明显，中共在 2003 年 SARS 大流行病期间的行为与当前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认了中共在处理 SARS 疫情失败和他们掩盖 COVID-19 疫情期间的九项行为：



中共对两次疫情处理不当的惊人相似，只会进一步证明，COVID-19 的传播和影响本可以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危机，试图掩盖它，世界因他们的错误而遭受损失。当再度面临相似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时，中共官员在他们过去的错误上变本加厉，在这段始于 2002 年的故事中，COVID-19 成为更加致命、更具破坏性的第二章。

FRANKSTON

建议
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必须旨在支持问责、透明并改革助长中共进行掩盖和世卫组织失败的制度与程序。
为此，我们提出四项建议：世卫组织更新领导层，重新接纳台湾为世卫组织观察员，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
员就 COVID-19 的初期阶段开展国际调查，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具体改革。

世卫组织新领导层

显然，谭德塞总干事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病时犯了严重错误。加上他曾经还有过掩盖其祖国埃塞俄比亚霍乱疫情
这一令人担忧的历史，并曾一再延误宣布基伍的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认为，这其中
存在一种糟糕决策和政治顺从的模式，削弱了世卫组织履行其使命的能力。我们不期望、也不要求世卫组织的首脑
是完人。然而，谭德塞总干事一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并以指责台湾政府支持种族主义来回应台湾的批评，还对中
共应受到强烈谴责的疫情应对行动加以赞扬。

谭德塞总干事的捍卫者辩称，反击中共将适得其反。他们认为，“外交奉承是确保中方合作的代价”。另一些人则说，
总干事“不能激怒中国政府，他们的敏感是出了名的”。这些陈述是基于这样的主张，也就是如果谭德塞总干事更强
势地质疑中共的说法，中共只会分享更少的信息或延迟批准世卫组织进入中国。

然而，全世界目睹过一位独立的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影响，这使得这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2003 年 4 月，在中共最终
向世卫组织报告 SARS 爆发的两个月后，在世卫组织采取响应措施期间，时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公开评论
中共处理疫情失当。布伦兰特总干事批评中共未能报告疫情，并缺乏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在她的领导下，世卫组织
55 年来首次发布旅行指南，以遏制 SARS 传播。布伦兰特总干事几乎像预言家一般地说：

当我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时，意思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我是说：下次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新奇事情时，
让我们尽快进入。

可悲的是，中共未能听取她的指导。布伦特兰总干事对 2003 年 SARS 大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是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一
位总干事能够面对强权说出真话并公开挑战未能履行国际社会义务的成员国的重要性。而谭德塞总干事则选择捍卫
和大加赞扬一个不断向世卫组织提供谎言和错误信息的成员国。我们现在知道，谭德塞总干事和世卫组织内的高层
领导当时知道，尽管世卫组织毕恭毕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隐瞒信息并且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他们清
楚自己的绥靖政策是失败的，却选择加倍恭顺。

因此，我们对谭德塞总干事领导世卫组织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主持了两次有缺陷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响应并阻止台湾与世卫组织接触后，很明显，谭德塞总干事的优先事项不是 COVID-19 的切实影响。世卫组织
的章程要求它提供“相适应的技术援助”，而不是对成员国犯下的错误和掩盖行为提供政治掩护。作为总干事，宣
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以及选择不宣布所造成的影响，都落在他的肩上。为恢复世卫组织成员
国的信心，恢复世卫组织提供准确技术建议的职责，谭德塞总干事应为其对 COVID-19 响应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承担责任并辞职。全球的健康承受不起无能和管理不善造成的代价。

恢复台湾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

1970 年代初，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投票，将台湾开除出世界卫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在台湾多年申诉要
求重新参与世卫组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卫组织签署了 2005 年谅解备忘录。虽然文本内容仍然秘而不宣，但
是据信这项协议严格限制世卫组织与台湾之间的接触。正因如此，在 2005 年至 2008 年间举行的大约 1000 场世卫
组织技术性会议当中，台湾的代表只被允许参加其中的 21 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