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马云推动蚂蚁上市的考量之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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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11月，中国最大的经济事件就是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在国内谋划“史上最大IPO”前夕被叫停。接下来各种猜测都有，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政府重手“压垮”蚂蚁上市计划，目的是示警。本人认为，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虽然范畴仍然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但大背景却是中国政府对大数据时代监管资本的担忧，甚至有可能错失经济转向的时机。

P2P灾害仍在，政府余悸犹存

上交所给出的理由是，“所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这一理由半实半虚，前一句是实，后一句是虚。但真正的担忧源于蚂蚁集团上市IPO的超巨规模：“蚂蚁集团总市值可能达到惊人的2.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30亿美元），一度被称可能创下史上最大IPO新纪录”。

将这个IPO规模与两个数字比较，就明白中国政府的担心不为无由：

1、仅以近七年以来不断发生的民间信贷大规模违约事件为例：2014年，全国倒闭、跑路、取不出钱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更是出现了“e租宝”的500亿元大案，累计也就是千余亿左右。

2、据国内研究者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2018年之间，中国出现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损失资金就高达1337亿元，涉及投资人126.7万人（计重复投资者）。

这两大类事件，在中国产生了数百万金融难民，导致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多了一个抗争者类别。

如果对上述数据还无感，那么我再列举两个数据加以比较：2019年，中国的GDP规模为99.0865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4万亿元（行话叫窄口径）——蚂蚁金服的筹资规模是中国GDP总量的2.1%，是中国财政收入的11%，是P2P网贷爆雷损失的16倍，这种巨大的IPO规模，让这些年将防范金融风险置于重中之重的中国政府怎能放心？

中国政府力防的金融风险，蚂蚁金服占三条

马云在中国商海中遨游自如，是一条成功躲过习近平近年清洗金融大鳄行动的金融大鳄。在中国目前经济低迷、国际生存环境面临极大困境的时候，曾以退休求自保的马云突然于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称“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在当下，我们必须用借助技术的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和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如此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他所称的“当铺思想”是指传统金融业务需要抵押物才能发放贷款，而数字金融则用大数据来进行信用评级后直接发放贷款。不止于此，他还批评传统金融的“当铺思想”“害了很多企业家”。

马云这番话显然是为他的蚂蚁金服上市做舆论铺垫，结果当然是碰壁而还。为什么我说是“当然”？只要梳理一下中国经济“六稳”策之后的金融风险监控政策重点何在，就明白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六稳”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自此之后，时不时加以强调。原因也很清楚：自“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点打击目标之后，为了应对产业链外移、经济持续下滑、失业压力加重，中国只得重回扩张信贷、加大政府投资的老路。

一年之后，《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出版。该报告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总报告”为两篇：第一篇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风险与监管”；第二篇为“中国金融监管：2018年重大事件评述”，对2018年度中国金融监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分报告”主要是分行业的监管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8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年度进展，勾勒了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部分是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马云从事的电商行业至少牵涉到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三方面，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重点对象。

一向身在滚滚红尘名利场中的马云，曾自号“风清扬”，以此标榜他内心向往这种身处红尘之中、心在红尘之外，却能在关键时刻力定乾坤的境界。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去触碰金融监管这条红线？更何况他早在2018年9月就宣布退休，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职。当时，外界是这样猜测马云壮年退休：随着金融和监管压力加剧，中国私营部门面临着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马云的退休更加重了外界的感觉：私营部门正在失去动力和信心。是什么促使他出来说话？

挺身甘当“白手套”的复杂动因

有人猜测是他背后的政治靠山希望借机牟利，让他出面说话做事，推动蚂蚁集团上市。这点因素我相信存在，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是何方神圣？《纽约时报》曾于2014年7月21日发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指出，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孙。例如，陈云之子陈元、王震之子王军、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贺国强之子贺锦雷。这种关系非同小可，有助于锁定交易，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商业环境中赢得优势。这种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远远超过吴小晖、王健林，甚至比超级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广泛。加上他本人能屈能伸，在关键时期表态不错，因此在上述一干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时，他能够安然度劫。

但我读了马云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的演讲全文之后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对如今世界经济大势也有独到的判断（也许还比较模糊）。今年以来，全世界都因疫情、中美交恶，以及美国大选前景难明而陷入不知怎么办的困顿之时——欧盟甚至指望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归《巴黎气候协议》。马云有一条判断异常清醒：“过去16年，蚂蚁金服一直围绕着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发展。如果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错误的话，我们（也）将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绿色经济这条欧洲与各国左派还死抱着的伪创新经济路线。

欧洲的绿色能源道路，已经成为德国与一些欧洲国家消费者的沉重负担。早就有不少研究指出，德国放弃核电和化石能源，掀起绿色电力浪潮，曾被世界奉为样板。但实行几年之后，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费用已让消费者不堪重负，让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深陷困境，不得不开始彻底重新思考自己的产业模式。各国都出现了以环保为名骗取政府资助、免税等各种优惠的绿能公司困境，与各种国际组织打过交道的马云其实深知“绿色经济”这种伪创新经济话题之弊——这应该是他希望构建新金融体系的动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明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并以本国利益优先还能得到其他国家认可（或者说不敢批评）的国家只有中国。从马云的演讲来看，他确实不缺眼光。但马云的困难却不可克服：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商（权力与资本）关系紧密的国家，但马云要说服的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当家的政府对私人资本的信任极其有限，只在需要利用时稍示“信任”而已。也因此，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时代能够成功地引进高科技并发展出了遥遥领先的监控技术与各种左道旁门的软件技术，但在这次世界经济大转型的历史关口，是否能够再度与资本联手利用时机，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