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先生回忆录之国共战争(30)

FRANKSTON

关于充实战力方面，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事：

一、军人不务正业，如上文所说开舞厅、走私、作生意等等，如一律放任不管，则久而久之，谁还肯练兵打仗，出生入死？故均严格加以取缔。军人如都能恢复正常军人生活，自可收充实战力之效。

二、沈阳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游杂部队之番号，其他各地亦大同小异。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前后的广州，有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怪事，东北当日情形，亦正可与之媲美。这般人骚扰百姓则有余，以言剿共戡乱，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因规定凡未奉政府核准之任何名义之游杂部队番号，均须一律取消。其中如有素质较好之官兵，另派国军中予以适当安插，余则交由地方政府使设法从事生产工作。

三、东北地方原有十三个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另外尚有十二个步兵支队，及骑兵部队大小单位甚多，大都空虚紊乱，不堪作战。为充实战力，乃加以整编。将步兵分别整编为三个军，将骑兵改编为骑兵司令部，辖三个旅及两个独立团，其余编为三个团。所有整编部队其待遇与装备均与国军同。

又为便于指挥作战，复将原有及新编之十一个军及其配属部队，编为四个兵团司令部，分别统率。如此单位略为简化，层次比较分明，指挥较有系统，军纪亦稍见严肃。

四、东北各省尚各拥有保安团队，大多只存番号，无实力之可言。但经费均照编制开支，虚靡国帑，莫此为甚。因亦一律加以编并。除辽宁、辽北、吉林三省保安司令部原有二个保安团各编并为一个团，安东、松江、嫩江三省保安寻令部各改为民政厅保安科，原有一个保安团保留一个保安队作为省府守卫之用外，其他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安团，一律取消。剩余兵员以之充实保留之保安团。编余干部即集中训练，以之从事共区内之地下工作。

以上关于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充实战力，我们所做的事，绝无好高骛远之处。

总面言之，还是前边说的那句话，我们只是纠正一些太不正常的现象，使之归于正常而已。

此外应当说一说的，是我到东北后指挥作战的经过。

我到东北之前，敌人已经发动过五次攻势，我于九月一日到东北，九月六日，敌人就发动了第六次攻势。

东北敌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势中，大致不相上下，不过共军补充得快，战斗的伤亡，随时可以补充起来。而且被裹挟的新生力量，有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他们发动第六次攻势时，敌我兵力已众寡悬殊，几成二与一之比。我当参谋总长，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离京之先，已有请派两个军加强兵力计划，但当时有人以东北冬令无法作战为理由，阻挠增兵计划之实现。殊不知东北春末解冻后，雨季水汛，继之以青纱帐趄，才真正无法用兵也。

共军第六次攻势，由九月六日开始，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八日，暂时算是告一阶段。在这次攻势中，共军使用兵力，计由林彪指挥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等九个纵队，又热河兵团所属第八、九两个纵队，合为十一个纵队，所辖三十四个师、八个旅，总兵力约达四十万人。其他公安及军区部队兵力，亦在十万人以上。国军的兵力有正规师二十六个师，暂编师十一个师，可参战人数约在二十万左右，尚不及共军的半数。

就当时敌我态势来讲，共军据有广大地区，容许其机动集中。我则局促于都市的点线防守，虽在运用上能分区力求集中，而在主动上已经失却机先。

我军作战指导，以培养战力为前提，以确保战略要地，再谋待机打击共军主力为方针。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备水吉、长春、四平、沈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区，而以有力部队机动控置于铁岭、锦州，先排除北宁路障碍，再图打通沈长路交通，并待机依城野战，集中优势兵力，为各个击破共军之计。

这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作战，经过重大的战役，是以下四个：

一、包围沈阳战役：共军以热河兵团八、九两纵队对北宁路锦州相锦西，林彪之七纵队对新民、八纵队对营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后发动攻击，企图大规模迂回包围沈阳，均为我军所击败，战局得暂趋稳定。

二、再犯沈阳战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军以第一纵队趋铁岭东南，以第四、十一两纵队趋抚顺营盘，展开战斗，企图破坏北宁路窜扰沈阳，被我军分别击溃，战局曾一度开朗。

三：永吉、北宁路战役：共军以二、六、十等三个纵队大举围攻永吉，再以七纵队破坏北宁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进犯，使我顾此失彼。战斗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缠斗月余。我军先解永吉之围，另以一部击破共军之第七纵队，共军无所获。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如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文（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主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巨，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愈，但三十四、五年（一九四五、六）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沈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沈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复亲临沈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京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托有人，我乃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五日离沈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采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沈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卷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沈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还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沈阳，沈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剩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分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雨夜

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国民党一边，形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