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先生回忆录之国共战争(32)

FRANKSTON

六月四日住入江湾国防医学院。十二日施行手术，由上午十时开始，至下午二时始竣事，经过情形良好。但医生坚嘱以易地疗养为宜，因于十月六日飞来台北，这是我到台湾来的原委。

从十月六日起，一直到十二月底，政府任命我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之时止，这其间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可说是我平生所过最闲适的日子。也是我闭门思过的难得机会。我确实发现我的过错很多，而修养太差，易于开罪人，更是我的大病。不过反复想来，终觉我纵不肖，也不致招来像假名传单那样的肆口漫骂。有何怨毒，至于此极？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国大会场上对我的谴责，今日想来，也只可付之一笑，不过当事件发生时，众口喧腾，是非莫辨，我倒真有点按捺不住。曾于覆林蔚文（林蔚）兄信中（四月十四日），发过一点感慨，申述一点意见，兹录存原信于后，以供来日谈助：

连日国大开会，代表中对于弟之诋毁与责难，于各报中阅之甚详。国家乃国人之国家，正如兄所言。政治原属卑污残酷之事，吾人早已言及。古人所谓“大将方知报国难”一语，今日吾人所体验者更为明确。连日来弟再四思维，在此国家多难之秋，军事极端紧张之时，正所谓风雨同舟，一般不顾及此，一意推卸责任，专心争权夺利，恐非至同归于尽不止。至于弟个人，非但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即生死亦从未计及。惟因弟而累及吾兄，极感不安耳。但吾人对于国大，无论如何，所可断言者，多数代表绝无问题。而少数者，或出之于误会，或激于国家危急，而真正无知识有作用或被人利用者，自更属极少数。再退一步想，当九一八前夕，尚有石友三之称兵作乱，与西南诸公出兵相应。甚至抗战前夕，尚有军阀发兵出动，倾覆中央之举，与西安之事变，今日仅在会场上发传单，与利用极少数无聊小政客捣乱，实在巳不可同日而语矣。如大会中确能保持不伤及主席，能够分谤分怨，亦份所应当。至于所提诸问题，亦不值一笑，兹分述如左：

㈠地方自卫：此问题姑置其无作用者不说，仅就政策言，改团为警，并非吾人决定。既已决定，其责任自非吾人所能负与应负。去年六月下旬，中常会白先生对弟已有责难，当时立夫先生因此曾问过弟究竟如何，弟已告以政策与权责与弟无关。

㈡整军：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时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指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时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

实际上只是裁并机关与空头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并机关与空头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百二十万人的虚额粮饷？

㈢收编伪军：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⑴何以对抗战之国军？⑵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⑶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且不论，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东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他可知矣。

㈣关于作战方面：弟身为幕僚长，就地位言，自应负责。但此中不能告人之事，实在太多。仅就山东与东北言，山东军事失败，莫过于新泰莱芜之役，此役之计划，究竟谁建议于主席，主席如何决定，弟在徐州，均无所闻。吾人绝不怨天尤人，应就事论事，吾人绝不愿与伪君子计较耳。再就东北问题言，如要算帐，应由雅尔达三巨头会议与政协会议算起，而军事只能算是末节。总之，东北问题不要说弟身为参谋总长并兼行辕主任需要负责，即就中国人立场言亦应负责。惟回忆当时，有主张放弃者，有主张外交解决者，有主张指定区域，让与共匪者，有认为已成死马，但不能不作活马医者。主张虽有不同，而为国家作久远之谋则一也。犹忆当时岳军先生见告，已与主席决定，准天翼兄辞职，要弟暂兼。弟第一句即说：这救了天翼，害了我了。后因命令已发表，不顾成败得失，只有前往。当时劝弟前往者，莫不以国人皆知东北为死马当活马医相勉，中国人最大精神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弟深之是火坑，最后只有跳下去。但当时经再三请示主席，非即增加两个军，不能使在东北之国军，能争取时间，稍加整顿。（四平之役后，各军均残破不堪）当时主席已应允，决抽调两个军，增援东北。结果被人阻挠，仅遣将而不派兵。东北如此重要，为一人之私，非但欲置弟于死命，而且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长此以往，真不知国家被这般小人误到如何地步也。（反对的理由，是大别山要紧，东北冬天，那能打仗？但大别山现在战果如何？老百姓最清楚，而东北则己不可收拾矣。）

总之，弟今已成为封建集团以及自私自利者之目中钉，在彼等对弟自非打倒不止，惟望彼等以捷克为戒，不可造成中国为捷克第二。（此点弟实有所闻，不知南京方面，有无发觉）假使彼等阴谋不能成功，以中国匪共手段之恶辣与高明，届时彼辈纵欲如捷克外长，跳楼自杀，亦不可得也。弟决心跳出政治毛屎坑，然仍望彼等悬崖勒马，以免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也。

是非有无公论，这话很难说。不过当时我所受的构陷和轰击，至少在中华民国短短几十年的政治史中是空前的。尤其在我避地养病中出此，简直是落井下石。所以也很引起好多人的公愤，函电驰慰，纷至沓来。胡适之（胡适）先生来信说：“此次国大开会，我很感觉一大缺陷，就是您不在场。前年制宪的国大，您出力最多，收效也最大。今年国大会场上曾有人大骂您，但也有许多人着实想念您。”高惜冰先生等人来信说：“彼等少数浅燥之士，不存正义又不辨是非，绝不能代表东北人士之意见。”

举此可见一斑。

当国家危难之际，庙堂之上，党同伐异，自古已然，然未有如此次国大会议之甚者。发言盈庭，致使军事迁就政治，政治迁就谣言，非至军心动摇，无可挽救不止，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