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先生回忆录之国共战争(34)

FRANKSTON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失败的检讨

共产党是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匪类，对抗共产党的战争，早已成了自由世界共同的责任。这一战争的性质，不单单是军事的，而且是思想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种种方面的综合比赛。自由世界的反共战争，胜负究将谁属？目前为时尚早，还不能遽加判断。因之中国局部的剿共军事，最后的胜败，现在也仍在未定之天。本于一旅兴夏、三户亡秦的史实，自由中国的反攻复国，仍是大有可能的。

本节所说失败的检讨，当然是就以往剿共失败的检讨而言。

如以上各章所述，国军剿共军事，始于江西围剿，继之以边区清剿，最后乃有全面戡乱之决策。江西围剿与边区清剿，国军都曾获得相当重大的胜利，但都未能斩草除根，致使漏网之鱼，酿成后来的吞舟之祸，功败垂成，实太可惜。全面戡乱期间，本来也是胜败互见的，但是最后的胜利，则为共军所获得，我方几于一败涂地。所以本节所检讨的失败，实际就是戡乱军事的失败。从大陆军事逆转以来，至今已十有余年，对于戡乱失败的检讨，举国上下，乃至友邦人士，都曾提出过极珍贵的意见，足供今后反攻复国的参考。我在这里先拉杂的摘录其中的一部份，以见一斑。

总统对于大陆失败的教训，有过很多深入而精辟的指示，美不胜收，录其尤要者：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五六十岁，个人都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坚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原理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准、射击、侦探、连络，不去切实注意考验，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兵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

以上均系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哀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凶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与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于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弛，人谋之不臧，与大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今天检讨会中，大家曾经想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失败的真原因，并未加以彻底研究。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

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不健全。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一月五日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道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速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制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战败自戕于孟良崮。在其死前数日，曾有一封呈报主席的信，对于检讨剿共失败方面，颇有所见。内云：职师退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占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谁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