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的新文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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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评论文章：自从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以来，很多人一直追问“中国会返回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代吗？”的确，习近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有太多的相似性。习近平也一直在淡化文革灾难和试图为文革翻案，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修改，再到上山下乡是伟大创举的叫嚣。习近平的言语充满了文革的烙印，什么自力更生、新长征、斗争、党领导一切等等。中国会再次爆发文革吗?这个问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悬在中国人的头上。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他的文章《关于文革的基础条件》中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有七大条件的支撑。

第一，国家有一个超级魅力型领袖，无论精英层还是芸芸众生，都对它顶礼膜拜，没有人敢于对他批评与质疑。这使得这个领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惊人雷同。

第二，国家掌控新闻、出版、学校教育、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等一切意识形态工具，长年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造就出大批毫无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的脑残民众。

第三，国家掌控所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以致你如果不依附体制，你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当年刘少奇、彭德怀挨整后都说过，“大不了回老家当农民，种地去。”这也许是传统社会官吏最后的避难之地了。但可惜，在文革中，“回家当农民”这是极高的奢望。不经最高当权者的批准，哪个人民公社敢让他们回来当农民？这个政权对人的生死控制，绝对独步世界。

第四，军队、警察及司法机关等国家暴力机器，无条件地效忠领袖个人。在实施党内外镇压时，没有任何法律底线和人权底线。林昭、张志新等旷世惨案，只是这个国家暴力机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发生的对贱民“四类分子”斩草除根式的野蛮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国家闭关锁国，严密控制任何外国人进入与外部信息的输入，即便是执政党的高级官员和大学教授，也对世界的真实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员阶层和知识界对世界的无知，远甚于晚清、北洋、国民时代。这种无知，导致整个国家上层执政的粗鄙化。

第六，无论何人，只要你表现出不顺从、不驯服，就必定会遭到国家有组织的对个人与对家人的迫害，由此锻造出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内的全民性恐惧，这种恐惧成为毛时代中国人内化的精神特征。

第七，整个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能够对执政党、对毛泽东构成制约，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民主党派等一切组织或团体，均为中共的花瓶、摆设、仆从和帮凶打手。只有在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执政条件下，中国才会出现饿死四千万人，而社会悄无声息的历史奇观。

李大同认为，正是这七个条件的支撑，中国才能上演文革这种反文明的活剧。文革是否正离我们远去或归来，判断的标准不是现在舞台上的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支撑舞台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是否仍在主导着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今中国，这七根支柱还存在吗？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一是领袖崇拜。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然而这个政权的性质，却必须围绕着老大运行，老大必须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权威，老大必须说了算，否则这个党就一定会分崩离析。毛已死了近半个世纪，然而毛政未除，民众对最高权力者的仰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毛时代个人崇拜即权力崇拜这根柱子并未倒塌，尽管不如毛时代那样光鲜。

二是意识形态洗脑。我们的孩子，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被强迫洗脑，直至大学毕业。这时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已经固化。最近网上有个帖子，是一个老清华人的困惑：他出身贫困农家，凭天资和勤奋考上清华大学，而他的幼时同学，几乎没有上完初中的。几十年过后，他被拉入小学同学群，一段时间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学同学群讨论的话题与观点，与他所在的清华同学群惊人相似，他困惑地发问：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相差这么大的两群人，怎么会有这种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三是经济控制。这一点似乎变化很大，国家似乎不再垄断全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市场经济在中国似乎也不可改变了。但中国市场经济，仍是国家权力的附庸，国家垄断所有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吴小晖和安邦集团、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命运就是民营企业的真实写照。

一个没有宪政制度，没有法治环境的市场经济，会变成一个什么怪物？实际上，成为了用低人权、低福利和国家补贴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用源源不断的国际市场购买力来为政权输血。这种扭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专制政权所能梦想得到的最佳馈赠。这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与当初的计划经济并无本质区别。

四是暴力机器。在毛时代，国家暴力的使用，还多少有一点意识形态的遮掩，譬如用组织处理或群众专政的名目，而如今变为赤裸裸的，在网上说几句话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罚款，被警方动辄“喝茶”训诫的知识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驱赶“低端人口”，砸毁店铺，推倒住房，那张早上去上学的孩子，下午回家家已经没了，只好趴在废墟上做作业的图片，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至于各地频频发生的拆迁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头暴殴良善小贩甚至公开抢劫财物，更是当今中国常态。

五是闭关锁国。目前在国外大约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每年去境外旅游的中国人，据说也达上亿人次。这确实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是巨大的进步。遗憾的是，当初看起来绝无可能控制的互联网，已经被当局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基本上改造成为了一张“中国局域网”。四十年来，中国的所谓开放，只是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在有利于统治的边界上，从来就没有对世界真正开放过。完全可以说，现在不过是中国闭关锁国的2.0或3.0版。

至于民众恐惧和一党专制这第六与第七根支柱，基本是原装的，就不必多言了。根据李大同的观点，支撑文革的七根支柱都存在，尽管已经色彩斑驳、扭曲变形，所以中国发生文革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习近平时代毕竟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将它与五十年前的文革时代进行比较并不能揭示其本质，因为在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还横亘着邓小平时代。

李大同指出，中国向人类普世文明演进和归化的真正障碍，不是什么文革，而是“毛政”。可以说，不彻底清理和埋葬毛政，类似文革的丑剧会一再上演，甚至更为丑恶与极端。中国虽然历经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但毛政的基础基本没有触动，相反还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富足得以加固。

在本质上，中国从未真正走出毛泽东时代。文革是毒树之果，不是树干，不是树之根脉。因为只要毛政这棵树不被砍到，树上将会长出无数这样的毒果。六四是不是毒果？薄熙来是不是毒果？习近平是不是毒果？围剿方方和叫嚣武统台湾的义和团式脑残和五毛是不是毒果？将大批维权律师投入监狱吊销律师资格是不是毒果？将百余万维吾尔族人关押在集中营中是不是毒果？废止香港一国两制，强制实施港版国安法是不是毒果？无数以美国为敌的战狼们是不是毒果？

应该说，李大同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中国从未走出毛泽东时代，所以，它自然会带有文革的烙印。毛泽东时代是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是从后极权主义时代返回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不是要返回文革时代，而是要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同时也要用邓小平对外开放维持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习近平时代就是经济开放和政治极权并存的时代。如果我们批评习近平不改革开放，那也是委屈了他。因为他改革开放的口号没少喊，并许诺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习近平是在否定改革开放？因为习近平定义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发展经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保留适当的公民自由空间，淡化意识形态。而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则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发展经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党政合一，政企合一，严控舆论，压缩公民自由，强化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说，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是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和邓小平实用主义的结合体，或者说，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为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为用，习近平要融合毛和邓，这本身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习近平想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将中共官员和老百姓管起来，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让国家富起来，从而完成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所谓复兴梦想。有学者指出：习的新思想要论证的是，中共带领人民已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它始于毛而终于习，对世界也具有推广价值。习是集毛和邓于一体的矛盾混合体，这就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换言之，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进，这不但使改革无法落地，也导致体用冲突，使其政策和路线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

但习近平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民智已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官僚体系，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管理社会法律体系，用独裁的方式来运转，很困难。习近平要进行独裁统治，必须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对信息进行控制并统一思想，但是，面对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也很难做到。极权主义是靠谎言和恐怖维持的。在开放的社会，谎言和恐怖难以生存。

客观说，习近平与邓小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邓习二人来说，共产党这条船绝对不能翻，必须挽回民心，必须救党。尽管邓习二人的救党方法不一样，但目的一样。在对付挑战共产党的领导，镇压异见者方面，邓习二人不分伯仲。但邓小平和习近平又有巨大的不同，邓小平为了救党，实行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如党政分开、废除终身制、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等等。习近平却在过去几年中，将这些改革举措逐一废除，反其道而行之。在对西方关系上，邓和习都亲西方。两人不同之处在于邓掩盖中国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习毫不掩饰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出口中国模式的全球野心。也就是说邓柔习刚。

习近平执政八年并没有关闭中国开放的大门，只是对内实施极权，对外实施开放。他希望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策统一起来，极权为体，开放为用。用极权维护中共的政权，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并最终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资本主义。习近平处于极权和开放的矛盾之中，极权和开放无法并存。极权排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而它们却是开放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个矛盾导致了习近平既无法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无法与世界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