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发生种族灭绝，我才开始寻根

Macedon

自: 纽约时报


AMELIA PANG评论文章：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有维吾尔血统是在三年前，当时我看到一张在网上疯传、现已臭名昭着的照片：一排排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突厥民族男性坐在新疆和田一个集中营的地上，新疆是中国所谓的维吾尔族自治区。扫视着囚犯们沮丧的面孔，他们熟悉的面容特征使我大吃一惊：突出的颧骨，圆圆的眼睛，钩状的鼻子。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脸。
这张照片迫使我接受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虽然我一生都生活在美国，但中国的强制同化政策还是影响到了我。虽然我早就知道我的外祖母有一半维吾尔血统，但我的家人一直认为我们是汉族。我家里没人说维语、过维族节日的原因是，我们是中国数十年来强迫同化运动的富有成效的成果，中国官员称这是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逐步推出威胁维吾尔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政策。汉族与维吾尔族通婚可得到现金奖励。学校被禁止用维吾尔语教学。中国也存在种族主义。突厥少数民族在中国有更高的失业率，因为“维吾尔人不必应聘”的告示频频出现在招聘会上。
一个维吾尔家庭想得到生存机会的话，就必须汉化。
对维吾尔人的这种敌对政策让我的家人相信，接受我们的中亚背景有太大的风险。但现在，这已不再是一个风险问题：近年几来，坚持自己的维吾尔认同已成为一个生死问题。最初的文化灭绝已经发展为按照联合国定义的字面意义上的灭绝。据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说，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强制绝育和堕胎导致两个最大的维吾尔族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84%。
这种下降对中国政府来说还不够快。一个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的2020年“计划生育”目标，要把出生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
与此同时，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在其中一些集中营里，被拘禁的穆斯林被迫为美国消费者生产一系列的产品：防新冠病毒的口罩、婴儿睡衣和用人发制造的假发。
据美国政府估计，中国的集中营里目前关着10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新疆的维吾尔人口只有1100万左右。至少我的一些100%维族血统的远亲很可能就在集中营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汉化。
出于对我在新疆的亲人活不了多久的担心，我从2019年开始寻根。
我问我的家人谁认识我外祖母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但除了我母亲和一个姨妈外，没人去过新疆，而且她们俩都没有与见过的亲戚保持联系。
为了寻找其他途径联络我在新疆的亲戚，我咨询了一个维吾尔人权组织。但我了解到，我来得太晚了。如果我不是已经知道他们情况的话，现在与他们接触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与海外的人联系是可让维吾尔人进集中营的48种极端主义倾向之一，其他还包括禁酒和告诉他人不要诅咒。如果我有还没被关进集中营的亲戚的话，与他们接触肯定会让他们被关进去。
我想对我在新疆的维族亲戚说，我很遗憾我从未知道你们是谁。对不起，我在有机会的时候从未试着去找你们。很遗憾的是发生了一场全面的种族灭绝后，才让我想起我有维吾尔血统。
意识到家人的汉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种族清洗的同谋后，这推动我努力学习有关维吾尔人的一切知识。我购买了关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书籍。还报名了一个在线语言课程。
但是直到我遇到其他维吾尔人时，我才真正明白成为维吾尔人意味着什么。
2018年，一个叫艾力江(Gairatjan Rozi)的维吾尔移民在我的家乡马里兰州海厄茨维尔附近开了一家维吾尔餐厅Marco & Polo。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现年50岁的艾力江在欧洲生活了15年后，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于2015年移居美国。
我第一次去他的餐厅是和妈妈一起。看到我们有一半汉族血统，他表现友善但是心存戒备。当我们提起中国的情况时，他不太愿意讨论。因此我们只聊了食物。（他做的传统拉条子非常好吃，酱汁香气四溢。）
从那时起，我经常去拜访他，练习说维吾尔语。
“Yaxshimusiz?”（你好吗？）
“Mening chong apam Urumchide tughuluptiken.”（我的祖母来自乌鲁木齐。）
慢慢地，艾力江放松了警惕。每次见到他，我都对他痛苦的过去有了更多了解。
他给我讲述在中国的生活——出租车司机拒载维吾尔人乘客，酒店老板不接受维吾尔人的预定。
艾力江曾经组织少量维吾尔人向中国政府请愿，要求实施反歧视法律。这导致他入狱10个月。那是1994年，距离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还有很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与如今的难民营里的维吾尔人没有太多区别。
在那个位于新疆的监狱里，艾力江一天要无薪工作超过15个小时。在极度疲倦时，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机器扯掉了他的两个指甲。他感到麻木和沮丧，眼睁睁看着血溅在崭新的棉花上。
他的手指最后感染，减慢了工作速度。警卫这才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在没有警告或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从艾力江肿胀的手指上拔出指甲碎片。
手术后，监狱给了他三天时间恢复，然后让他做把棉花装载到货车上的工作。尽管艾力江不知道这些货车要去哪家制造商，但他知道，这些用他发炎的双手搬运的棉花很可能用于制作成世界各地人们身上的布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之一。
重拾这些记忆对于艾力江来说是痛苦的。
用英语诉说让他感到越来越困难。找不到合适的词，他转而使用中文来表达余下的想法。
我勉强用普通话回应；这是唯一一种我们俩都能流利使用的语言。
我的心沉了下去。即使在海厄茨维尔，共产党的强制同化政策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维吾尔人。随着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祖国消失，艾力江做的每道拉条子都是一次微小的抵抗。
Amelia Pang是一名中国和维吾尔裔记者，着有《Made in China: A Prisoner, an SOS Letter, and the Hidden Cost of America’s Cheap Good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