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企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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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企业！！企业！！！

改革开放时期40年是中国的企业精神初步形成和焕发出来的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华夏民族的商业文明体系，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当然，一个民族的文明的商业精神的培育，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更何况中国受到数千的“官本位”的体制和理念的束缚和羁绊。
在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直到20世纪终结，都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官本位”的国度。行政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达到说一不二的程度。在“官本位”的社会文化与社会氛围中，独立的企业精神不仅缺乏，而且几乎是没有形成。
历史上，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商家和实业家，比如范蠡即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华夏民族的商业精神和自由创造产业分工的精神，都被邪恶的强权所压制。暴秦的以“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邪恶统治，不仅毁灭了源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光辉的文化传统和创新将神，而且秦始皇父子的邪恶政治作为，直接成为之后统治者的效法的样板。由此，致使华夏民族自公元前221年直到20世纪终结的两千多年里，我们的社会始终不能够出现伟大的产业和科技革命的浪潮。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的来源。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一刻也离不开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自然界物质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条件，也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人类劳动即使面向自然界并且把客观物质不断转化成为各种社会财富，人类的劳动过程，即是从自然界物质不断提取自身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自然界物质的认识能力，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智力，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当然，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恩格斯明显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然而，事实上，“从猿到人”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在我看来，人类自地球上诞生起，即是“人”，而不是由其它的动物种类转化而来的。但是，恩格斯对于劳动之于人类生命重要的观点以及劳动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阐述，是完全正确的。
企业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劳动组织。承负着满足社会需求和创新产业分工的使命，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伟大企业的国家或者民族，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民族。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伟大企业的国家和民族，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
政府必须充当一切劳动组织（企业）的保护力量。一方面，保障企业的劳动自由和创新自由；另一方面，保证企业竞争环境的公平和公正。政府是社会中一切企业组织的服务部门，政府绝不能充当凌驾于企业之上的强力。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国家，都具有伟大的企业精神。在20世纪的美国，从福特到莱特兄弟，从贝尔到比尔盖茨，从卡内基到摩根斯坦利，以及许许多多产业领域的英雄们，尤其是富兰克林到爱迪生这样的伟大科学家的贡献。美国不是因为她的政治家们而伟大，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伟大科学家、企业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产业领袖们而伟大。因此，在我看来，美国的伟大首先是由于美国拥有伟大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结果，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涌现无数位伟大科学家和企业家，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要归公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体系，而比政治制度更重要的因素，是美利坚民族崇尚自由的伟大的精神品格。
21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注定属于企业家和科学家辈出的世纪。企业家和科学家必将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真正的主角。在21世纪，华夏民族迫切需要大力培育企业精神。21世纪的中国注定是属于企业家辈出的世纪。中国需要无数位的曹德旺、任正非，中国需要无数位的杨振宁、袁隆平。
   中国社会必须实现和完成由“官本位”向“劳动本位”的回归。由此，把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放置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严格保护劳动者的各种权益以及尊严、机会、安全、自由、荣誉。从而大力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的美好的个性，并且提升劳动者的智力水平，由此，我们社会的文明过程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升华。我们的社会在产业分工的创新能力以及科研水平的提高，首先取决于企业家和科学家们的良好合作。
从现在开始，华夏民族必须向贫穷与疾病宣战，同时向一切不符合文明的因素宣战。总之，我们的劳动者与全体人民群众，必须从强权的不合情理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由此，保证一切美好的理念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大瘟疫仍然在全球蔓延，而对于中国，我仍然强烈呼吁：企业，企业，企业！企业第一、企业第一、企业第一！

        徐国进
        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