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共国政局试探

dandenong

王赫




2021年中国的走向处于高度不确定中。


最大的冲击因素来自疫情。如果疫情可控，中国现状似可维持一段时间；如果疫情只在有限的局部区域升级，中共现行的“专政抗疫”——封城和战时状态，尚能勉强应付；如果二次疫情全面爆发，中共政权必然坍塌，同时中国人如何走过劫难的智慧、勇气和抉择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具体而言，疫情的冲击，将使2021中国的三大矛盾处于激化之中，小则政局波动；中则政局动摇，大则政局突变。下面分述三大矛盾。


第一，中共窃国以来，中国人民与中共政权的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核心因素，只是很长时间难以彰显出来。


由于社会控制的极端化，诸如“支部建在连上”、国企垄断经济命脉、国家控制土地、农村集体化、户籍制度、党禁、报禁等等，中共附体在中国人身上，人民难以有效反抗。文革的终止和中共“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的“松绑”，中国人民恢复了一些活力，人民的抗争在1989年“六四”达到高潮，虽遭血腥镇压，中共的统治根基却已动摇。


随即，苏东共产政权垮台、江泽民当局的“闷声发大财”政策，使中国陷入物欲的海洋。然而，物极必反，法轮功恰在这时传出，“真善忍”修心向善，七年之间上亿人修炼，使中国开始了新生。这本来也包括了对中共的救赎，但是江泽民的妒忌心与中共要控制一切的狂妄变态心理相互策动，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迫害法轮功，直至今日。中共实施包括活摘器官这样最邪恶的手段都无法窒息人心的觉醒。二十余年海内外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标志着中国人民自救、解体中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在这过程中，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席卷中华，迄今3.7亿人公开声明“三退”，中国人的精神觉醒运动高潮迭起。


2021年的疫情无论大小，因为中共僵硬的、非人性的抗疫模式（大规模的制造民生灾难）；同时，因为现今这场大瘟疫的独特特性——“病毒针对中共而来”，这两者都使得中国人民自救与中共政权专政的矛盾更加激化。


第二，中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哲学是中共的基因，从出生之日起，无时不斗，从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一直到习近平讲的“伟大斗争”。


2019年年末以来，疫情从两个方面加剧了中共内斗：一方面，党内外反习势力大联合，追责习近平处理无能、酿成大祸（突出案例是习当局重判任志强）；另一方面，疫情使中共体制的内在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习当局不得不采取政治高压措施（突出案例是当武汉封城，习下派亲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领队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2021年一件大事是各级政府换届，涉及位中共20大卡位，中共各派之间势必大打出手。2021年如果疫情相对稳定，则内斗以换届为主要内容；如果疫情严重升级，换届或将推迟，追责问题和如何应对疫情将成为内斗的主要内容；如果疫情全面爆发，中共政权崩解。


进入2021年才二十余天，习近平已三次强调“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预示着2021年的中共内斗正未有穷期。


第三，中共体制的一个致命缺陷是中央和地方矛盾。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习近平时代的中央地方权限划分，中共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是一团乱帐。


例如，中央直接事权过少，虽然中共是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权力的运行重心在下，“县官不如现管”、“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之所以存在，是有其体制根源的。又如，单一制国家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多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以巩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但在中共这里，则由省级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行确定”，隐患巨大。


中共这样的中央地方体制，是很难从应对大瘟疫的。在2020年已经乱象横飞了。我们不是看到多地地方政府抢劫医用口罩了吗？而各省抗疫自保，如陷地方割据。例如，自武汉实施封城后，全国很多地方纷纷效仿，鄂赣辽皖等地采取“封省”措施，80多个城市“封市”，而且几乎是每个村和每个社区都实施“封闭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行人。


2020年是只是出了一个武汉，如果2021年疫情二次全面爆发，全国“武汉化”，则中共这种僵尸式的体制，将极快崩解。这才是对中共政权的致命打击。


结语


2021年中国和全球一样，都处在高风险中。但是，由于中共靠暴力和谎言来治国，中国人民面临的风险相比于其它正常国家的人民，要大出不知多少倍。


中国人民必须自救。只有中国人有了强烈的自救意识，大瘟疫这个劫难就能转化为生机。


善恶一念之间。如果2021年大瘟疫肆虐中国，中共当局中的人，如果苟能保有人性，作出正确抉择，则于自己于国家都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