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应该激发中国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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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应该激发中国大觉醒

源自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似乎昭示着人类的21世纪未来必将充满许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在短期的3—5年内，世界各国既要继续抵抗这场大瘟疫，又要化解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遭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矛盾。总之，大瘟疫应该也势必启迪和激发全人类的一场深刻而普遍的大觉醒，并且，大瘟疫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历史中的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在历史上，每一场大灾难（无论来自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都是人类发生一场大觉醒的契机和诱发点。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大洪水下的大禹治水导致夏朝的创建并且带动华夏民族部落的巨大进步、《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与“诺亚方舟”致使以色列民族对神的觉悟，在公元前12世纪，姬昌《易经》中也记录着周人部落奋战洪水、虫灾与地震等各种自然灾难的事件。

华夏民族在有文字记载以来，即从公元前12世纪的姬昌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的大致1000年间，既是以家庭为核心劳动组织的农耕经济的缓慢的形成阶段，也是在政治上由原始的共产部落到国家形态的逐步演进过程。事实上，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分封制的王朝体系，而各个不同的诸侯国，相对于周朝皇室而言，是一种彼此独立的、松散的联邦形式。即各个诸侯国有着一个共同的“宗主”即周天子。但是，彼此之间无论地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都处于互相平等的地位和相互竞争的状态。周朝分封制的结果即是自东周的公元前770起出现了“战国”的局面。一般说来，历史学的比较一致的年代划分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时期指的是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战国时期指的是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以秦朝统一为标志。而在名义上，这两个时期都属于周朝即东周，以周朝首都的东迁洛阳为分界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相互竞争，周朝天子与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在政治上是相当具有民主氛围的状态。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完成由青铜器向铁制生产工具的转型，并且，铁制农具得到广泛使用，基本的建筑材料——砖的烧制也相当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生活中涌现出“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的涌现，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的一个社会文明的大觉醒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的一场大升华、大飞跃和大进步的时期。

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瓦解的2100多年间，汉民族社会从来没有发生持续而普遍的产业与科技革命的浪潮，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对于家族世袭皇权专制政体的任何改革（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在文化上更是没有发生过一场旨在探索和认知大自然与客观物质运动规律的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与升华。小农经济形态的固化与停滞、“家天下”政体的守旧与专制、文化上的巫术思维与伦理标准，等等等等，导致汉民族在20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原地不动和毫无生机。整个社会只是为了“吃饱穿暖”而固步自封和你争我夺。客观地说，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满清王朝瓦解，我们的社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和因循守旧的状态中，虽然皇帝和朝代不断更迭和变迁，而社会的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意识形态却纹丝不动。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汉民族的第一场伟大的革命和觉醒。在政治上，孙中山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在文化上则提倡“三民主义”。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百年历史的两个大事件，也是汉民族的一场伟大的觉醒。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2100多年之后的一场大觉醒，华夏民族的一代先贤在这两场大觉醒中，前者运用“三民主义”的理论创建中华民国，后者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光辉旗帜。然而，由于汉民族是一个从来没有基层民主与法治传统的国家，更因为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进行过持续的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普遍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并且没有发生过产业革命的国家里，甚至于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们，都难以真正领悟和贯彻民主于科学的价值。

在20世纪，华夏民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经历了两场巨大的觉醒过程。前者以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后者以1980年代对于“文革”的反思以及随之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后者发生在1976年9月后，中国历经20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党政治运动结束后，官民各方都在思考如何抚平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痛苦？哲学界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一代经历十年“文革”摧残的青年人发出的呼唤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第五期）。

21世纪的华夏民族的大觉醒必定是一场社会文明的大觉醒，大觉醒必须在所有社会层面被激发和启动。包括：公共卫生意识的大觉醒；社会秩序治理的大觉醒；人类生活实质的大觉醒；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大觉醒；等等侧面。一场普及性的全民大觉醒必将发动。

21世纪理当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大觉醒的世纪，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大觉醒，中国便不会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说到底，所谓的社会发展，无非是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发展、丰富与进步。人自身文明水平的提升，关键的因素在于开发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智力水平来实现。而人类智能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途径是创建公平的制度、法律，并且自觉树立文明的价值观念，同时，健全社会的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部门，并且把这些部门充当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促进力量。

   热爱大自然与敬畏生命的品格、探索与贯彻文明价值、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品格，这些都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必须品格。

    中国必须遵循于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以及人类文明的基本法则，由此，我们的全体人民才能够赢得一种相对公平的现实状况，并且在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赢得较多的幸福。不可能想象一个违背自然规律和文明价值的国家能够拥有良好的现实生活和美好未来。

华夏民族曾经拥有春秋战国时期大致550年的文化与科技的大繁荣的时期。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复兴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性的标杆，也是一盏散发着永恒光芒的历史灯塔。然而，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们对于公元前8—3世纪华夏民族诸子百家的认知仍然不完整和不全面，甚至严重歪曲这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年代的开端处，华夏民族迫切需要再次进行一场伟大的、普及性的文明大觉醒。从而引领华夏民族走好21世纪的未来。在世界经历了1980年代全球化的洗礼之后，不仅中国，而且是全人类，都面临者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大觉醒的使命。没有一场彻底的文明大觉醒，人类就有可能丧失美好的未来。因此，一场彻底而全面的文明的大觉醒是人类实现“天下大同”的唯一途径。

     徐国进

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