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

FRANKSTON

李薇薇



1.运动了

我得知要搞“文革”的消息，比许多同龄人都早。

1966年初春，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一大早就兴奋地打开一卷照片让我妈看：“会议闭幕那天，周总理接见了我们。看，我就站在总理后面第三排。”

他又指着坐在第一排的两个人：“这是孟启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这是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他翻译的。”

我正坐在一旁，细细品着老爸带回的“义利”面包。我是头回吃这洋玩意儿，就像猪八戒吃到了人参果。听他提到自己正在读的书，连忙凑过去看。

爸爸接着说：“总理在讲话中提到，国家马上又要搞运动了。”

“哎！这回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老妈发出一声长叹。

“啥是运动啊？”我问。

“运动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

“那不都是整坏人吗？有啥可倒霉的。”我漫不经心接了一句。

我妈脸色开始变得凝重：“小孩儿家知道个啥！哪次搞运动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就咱家后排住的二妮儿，‘三反’时说她爸贪污，被人对着胸口一拳打多远，对面的人再原样怼回来。两个人像打球一样推来挡去，差点儿没被打死。”

我听得汗毛开始一根根竖起。二妮儿两口都是我妈他们厂的工人，她爱人剪了个偏分头，下垂的头发老爱遮眼睛，走几步就要甩一下。后来这习惯成了怪癖，院里一群小屁孩儿就悄悄跟在后面模仿。我扎着两根麻花辫，咋学都不像。每每笑得肚皮发酸。

运动的到来让人猝不及防。

深夜，我被一阵嘈杂惊醒。迷瞪着睁开眼，看到家里像遭贼洗劫一般：箱子倒扣在地上，书籍四处散落，就连床边的围挡布都被扯了下来。姐姐们满脸惊恐地站在床边，一个女人边推搡她们，边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声呵斥：你们要站稳阶级立场，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

后来我才知道，这女人是个播音员。

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党的喉舌，负责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遍五湖四海。小时候，我就是听着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九评”，才记住了有个国家叫“难死（南斯）拉夫”，也知道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有分歧。但我不明白，这个原本声音甜美的女人，为啥套上个红袖箍，就变得如此歇斯底里。

这帮人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半宿，终于从箱底翻出个存折。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天一亮就去银行冻结“反革命活动经费”，随后呼啸而去。

面对着一片狼藉，我想起不久前和妈妈的对话，才明白那是一个“老运动员”发自内心的恐惧——这次轮到我家“倒霉”了。

窗外露出了一抹亮色，大地开始苏醒。老天总是准时翻篇，从不迟到。可我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往。

恐怖的记忆从这个夏天肇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最高指示成了摧枯拉朽的通行证。造反派假革命之名，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们到处狼奔豕突，抄家、批斗、游街、打人成了随处可见的日常。砸碎旧世界的癫狂，让神州大地陷入到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

被誉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中宣部首当其冲，陆定一和周杨成了走资派和大黑帮。而我爸从北京开会回来，刚刚传达了他们的讲话，这就成了他最初的罪状。

爸爸被关进了“牛棚”，除了审查批斗，还要戴高帽子游街。他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拒不承认这些罪名，一连撕毁了几顶高帽子，又用脚跺得粉碎。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环境下，他的不识时务和“死不悔改”激怒了造反派，被打了一顿后又五花大绑，生拉硬拽到马路上。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一天，我到厂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路过食堂的饭厅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口号。好奇心驱使我趴在玻璃窗上偷看，原来里面正在开批斗会。一个男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块一米见方的大钢板，钢板上穿着的两根细铁丝深深勒紧脖子里。那人的脖颈显然无法支撑沉重的钢板，腰被压得几乎弯成了九十度，所以我看不清面容。

待我走到对面换了个角度，看到钢板上竟写着爸爸的名字！我的心顿时缩成了一团，想转身，却觉得腿脚软成了一滩烂泥，只得傻在那儿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顾不上打水，赶紧低头溜着墙角回到家。

我把看到的这一幕偷偷告诉姐姐，我们提心吊胆地挨到天黑，终于等到了极度疲惫的父母。爸爸被钢板坠得太久，根本直不起腰，进门就躺在床上，竭力压抑着痛苦的呻吟。妈妈哽咽着告诉孩子们，厂里的造反派到上级机关去造反，把爸爸给揪了过来。其间还把她也拽上去陪斗。

我妈出身不好，受爸爸株连，也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每天面对呵斥羞辱，三十多岁就白了头。

那时我十岁出头，弟弟才八岁多，“少年不知愁滋味”。偶尔和小伙伴们打闹嬉戏，被我妈看到就会发出哀怨的长叹：“你爸还关在牛棚里受罪，你们俩还能笑出声！”

笑声都成了对父亲的大不敬。家里终日充斥着忧郁和恐惧，曾经的欢乐和梦想都被埋葬在那个夏天，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中。

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匆匆结束。

2.牛棚里

爸爸被关进牛棚不能回家，妈妈让我去给他送换洗衣服。我心里没抓没落地纠结着：既渴望见到爸爸，又畏惧那天来抄家的凶神恶煞。一路上走三步退两步地踟蹰着，觉得这段路就像一条被拉长的猴皮筋，咋也走不到头。

小屋门口守着哼哈二将。为了防止“牛鬼蛇神”和家属传递消息，我带去的一切都要经过检查：衣服被抖搂开，裤兜甚至衬衣的袖口都被反复揉捏，就连我姐为爸爸烙的两张韭菜鸡蛋馅饼，也被那双腌臜手一层层掀开。查验完，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进去了。

我紧张得浑身冒汗，是因为衣兜里还藏着条“漏网之鱼”，那是妈妈写给爸爸的小纸条。出家门我就偷偷打开看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要多想想孩子们，千万不要走绝路。”

我妈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那段时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除了殒命于棍棒皮带下的冤魂，还时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几天前，隔壁单位又有人从大烟囱上跳下来，把自己摔成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臭狗屎”。而我爸在第一次被游街后就曾说过：“如果他们再这样羞辱我，我就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头撞死。”

显然，这句话成了扎在妈妈心头的一根刺。她就是想得到一句承诺，帮自己拔出这根刺。

来之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长点儿心眼儿，千万别被人发现。抗战时期爸爸就当过地下工作者，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我竟用这种方式接了他老人家的班。

小屋里光线幽暗，“牛鬼蛇神”们趴在桌子两边，正在写交代材料。

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爸爸全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又黑又瘦，手腕上被捆绑的勒痕仍清晰可见。我鼻子一酸，泪水充满眼眶。可想想这不是抹眼泪的地方，又竭力忍了回去。

一位叔叔看到我，问：“这闺女上几年级了？”

爸爸愣怔了片刻，反问我：“你上几年级了？”

那叔叔点着老爸的鼻子：“你这爹当得真不合格，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爸爸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委屈大了，心里说，就是，还爸爸呢！连我上几年级都搞不清！然后撅着嘴回答：“四年级。”

我把衣服和食物递给爸爸，见那叔叔又低下头写东西，才敢把小纸条塞给他。

爸爸快速扫了一眼，小声说：“让你妈放心！我不会走绝路，还等着还我清白呢！”

拿到了这颗定心丸，我总算是不虚此行。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拼缀的全是爸爸的零星往事。我妈在纸条中认定爸爸是好人，我也觉得他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定是被冤枉的。之所以如此“分不清敌我，站不稳立场”，则是凭着孩子的直觉。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书本和电影里的坏人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可我爸不吸烟不喝酒，发了工资就进书店。他除了昏天黑地忙工作，回到家不是抱着本书，就是伏案写东西，从没带我们进过公园，逛过商店。他对孩子的管教，就是督促我们看书学习。父爱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不是儿女情长，更多的是严厉。虽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却从不敢在他面前撒娇。

记得三年级我初学写作文，打完草稿，顺手从桌上撕了张稿纸想誊写一遍，却被爸爸吵了一顿：“这稿纸是我给单位写材料用的，公家的东西你不能用。”

我朝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心想，真是个“抠三儿”，用公家一张纸都大惊小怪！现在想想，这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好同志，咋会是坏人！

再说了，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自然要传达上级领导的讲话。他也不知道中宣部的头头反党反毛主席，因为这就说他是黑帮，还挨斗挨打，我想不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更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大难题。自抄家后，这难题就一直像团麻缠着我，剪不断，理还乱。

一边是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的父亲，另一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该如何选择？我相信爸爸是好人，却绝对不敢质疑光芒万丈的红太阳。

“文革”让我在懵懂中提前闯入了成人世界，却看不懂这个人人自危，个个发疯的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着石磨的驴，咋也转不出这个怪圈。

3.逍遥吧

摧枯拉朽带来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打倒校长批斗老师后，学校也陷入一片混乱。父母被批斗监管自顾不暇，我们这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小破孩，既不能像红卫兵呼啸街头“破四旧”，也不能当保皇派誓死捍卫某某某，就这样成了没人管教的“弃儿”，被抛在社会上自生自灭。

“文革”正如火如荼，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舞巨手，大串联的红卫兵们穿梭在祖国大地。红宝书发到人手一册，大喇叭里每天吆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走出家门，满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撒得像秋风呼啸时的落叶。每天置身于这种环境，谁又能真正逍遥于运动之外呢！

再说了，自懂事起，我们接受的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所以虽然穿着破衣烂衫，虽然时常饿着肚子，我们依然关注着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世界人民，惦记着港澳台同胞。替伟大祖国，甚至替联合国操着稚嫩的中国心。

家属院的小伙伴们疯传，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每天都用牛奶洗澡，洗完再让国民党兵喝下去。听到这消息，大家不由得想起澡堂里那一池泥汤子，先是恶心得想吐，后又气得要死。纷纷表示：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都要报名参军去解放台湾。

无知者总是大无畏。那时我们虔诚地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说了，我们从小就爱看打仗电影，所以打仗在孩子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啥难事，从记事起就演习过无数遍：在幼儿园是占领滑梯，上小学是攻下公园的小土坡。哪回不是把敌人揍得屁滚尿流，“红军”则一路高歌。最后在树枝上升起象征胜利的小红旗——不知哪位同学的红领巾。

可真要解放台湾还是得谋划一下，一帮孩子对着地球仪开始七嘴八舌：有说先让海军登陆，还有说先派飞机轰炸，个个都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待各村都献上了自己的高招后，才发现自己的红领巾还没戴旧，个子也还没枪高。

后来，不知谁又从传单上看到，红卫兵在国内荡涤了一切害人虫后，下一步就准备去“踏平白宫，光复红场”。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小伙伴们更是激动得血脉贲张！这辈子没赶上打鬼子打国民党，遗憾着呢！所以这场大战谁都不想缺席。我们恨不能明天就奔赴前线，只要能把美帝苏修从地球上抹去，不惜割舍自己的生命。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群众组织也开始四分五裂，山头林立。著名的二七纪念塔成了各派论战的圣坛。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辩论每天都在进行中。

“看热闹不嫌事大”是孩子的天性。反正无所事事，每天像个没头苍蝇似地游荡，院里一帮孩子就时常结伴去看辩论。

辩手们都是狂热的革命理论家，个个引经据典，说到亢奋处，脸上的青春痘高高隆起。最高指示就像尚方宝剑，伴着唾沫星子横扫异端，所向披靡。

我们这帮十岁出头的“生瓜蛋子”，在学校不过刚认识了个天圆地方，有啥辨别能力呀。听完“二七公社”的发言，立马拍着小手为他们欢呼；等对立面“河造总”一反驳，又觉得他们说得也在理。就像墙头的小草，被八面来凤吹得晕头转向。直到肚子饿得提抗议了，才想起往家走。

路上，一个小伙伴问我：“听了半天，你到底支持哪一派？”

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脑子里像有一个骑兵连在纵横驰骋，把那些大理论、新名词搅成了一盆浆糊。好半天才想起花园路通南北，黄河路贯东西。

回到家，我想给姐姐描述，却凑不出自己的版本。想想那些参加辩论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却都被革命理论武装到了牙齿。除了最高指示，他们还不时甩出我从未听过的马恩列斯语录，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更像机枪子弹，“突突突”地往外冒。人家咋都懂那么多呀！

看来还是自己肚子里缺墨水。反正也游荡累了，我决定消停一阵儿，到书架上找几本书看看。

4.扒书架

扒书架的习惯始于一年级下学期。那时刚学完查字典，就想找本书练练。第一眼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书名我都读不顺溜，更不知道联共这块“布”是花还是蓝，就没理它。

旁边是一本崭新的《红岩》，我顺手翻开，对着字典边查边看。查得不耐烦就连猜带蒙读半边。七岁的小脑瓜毕竟是白纸一张，查过的字很快就记住了，看书速度也越来越快，没多久就磕磕绊绊读完了。

初次尝试让我上了瘾。《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飘飘》《把一切献给党》《革命烈士诗抄》……一路读下来，底色基本是革命文学。

书架上也有外国书，苏联的最多。我只看了最有名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里亚的道路》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是因为老毛子的人名太长，卓娅舒拉的念着还行，保尔·柯察金也凑乎，可那些一长串的斯基、维奇，哪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记呀，所以没看几页我就放弃了。

从小在书架上瞎翻，爸妈从不干涉，许是信奉“开卷有益”吧。可四年级刚开学，我在爸爸床头发现了一本书，正看在兴头上，却被老妈一把夺走，还挨了顿吵：“这是内部书，组织规定只有你爸能看，连我都不能看。小孩儿家瞎翻啥”。

我刚被书里写的斯大林和贝利亚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又被吵得懵了头：书籍还分内部外部？看本书还要组织批准？

没几天，我又在桌上看到了一张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篇文章前都缀着些奇怪的名字：美联社、路透社、安莎社、共同社，内容也比《中国少年报》新奇有趣。被我妈看到后又是老话重提：“组织上有规定，这种报小孩儿不能看。”

那时我刚过了十岁生日，加入的唯一组织是少先队，但已感受到组织的如影相随无处不在。三年级以后，谁要是还没入队，就意味着你不是好学生，要被全班同学孤立唾弃。可我从没想到组织规定会渗透到家里。再说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心里顿时生出对组织和这狗屁规定十二分的不满，就梗着脖子和她顶嘴：“报纸印出来不就是让人看的吗？再说这是在家，谁看不看组织又不知道。”

我妈虽然不在“组织”，却把组织规定奉若神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对抗组织的后果没几天就显现出来，这些内部书报很快就不知所踪，估计被坚壁清野了。

随意翻书的好日子在抄家后戛然而止。家里的大“毒草”都被装进麻袋拉到了废品站。书架被过滤得只剩下“马列毛选站前排，鲁迅浩然跟上来”。

眼目下，精装的马恩列斯全集摆在最显眼处。我虽然也想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可看着那些大部头，四年级小学生心虚地咽了口吐沫。

《共产党宣言》是单行本，最薄，我打算先看它。谁知翻开书，字倒认得八九不离十，可一联成句子就云遮雾罩。还是先学毛选吧。

“老三篇”早就背熟到“融化在血液中”。我先找出本《矛盾论》。打开就被内因外因、主观客观搅得五迷三道。这名词概念太大太多，和小学生的年龄实在不相称，我再没信心往下看了。

旁边有一本《毛主席诗词》，大喇叭里整天吆喝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都熟悉，没费劲儿两天就背完了。晚上就开始活学活用，和姐姐一起玩诗词接龙。直到困的枕着“北国风光”进入梦乡。

鲁迅先生的书造反派不敢糟蹋。翻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立马被里面写的菜畦、蝉鸣、蟋蟀和蜈蚣吸引住了。这一切都太熟悉了，家属院墙外的庄稼地里常能见到。接下来看《祝福》，还为祥林嫂在“万恶的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哭了一鼻子。待读到《孔乙己》里老夫子排出的几粒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才又破涕为笑。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是那年头知名度最高的白大褂。小说《白求恩大夫》也成了抄家后的遗珠。自从学了老三篇，白大夫在我心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看了这本书，他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接上了地气：既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治病救人，也会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和媳妇吵架、离婚。

还有一本书也吸引了我，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书里写苏联青年找对象的条件是：“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的人”，真让我惊掉了下巴。没想到苏修那么有钱，年轻人那么财迷心窍，结个婚竟然要房要车。在中国，房子和汽车都是公家的，哪能让你结婚当彩礼呀！

而且他们真是“修”到了不可救药，还说啥“不要老一辈的人”！哪有没结婚就咒人家父母上西天的，良心真是让狗吃了。想想还是咱中国青年觉悟高，娶媳妇又省钱。我妈厂里的漂亮姑娘找对象，只要求对方出身好、是党员，捧着四卷“红宝书”就把自己给嫁了。

看完这本书，我又迷上了一本《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里面有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在长沙上学时写的，从未发表过。文中提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虽然这半文半白的话看得我迷迷糊糊，但觉得是在讲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我从小就不爱运动，但凡学校举行运动会，总是安生坐在观众席。看毛主席年轻时就那么重视体育，我也想攒劲儿开始锻炼身体。正在这时，高音喇叭也传来了特大喜讯：毛主席先是喝了长沙水，又去吃了武昌鱼，接着就去“万里长江横渡”了。

啊呀！没想到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身体还那么扎实，选啥接班人呀！永远健康咋也活不过万寿无疆啊！看着大街上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群，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大逆不道的念头。但只敢说给肚子里的蛔虫听听，没敢告诉任何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是领袖率先垂范。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全国人民纷纷跳进家乡的大河小沟扑腾，都想在“闲庭信步”中体验一把“极目楚天舒。”

我的家乡离着长江虽远，却有母亲河在几十里外招手，就是水里沙子有点多。好在城郊还有个尖岗水库。

星期天，坐着我妈厂里的大卡车来到了水库。在两个好友的帮助下，我这旱鸭子平生第一次把脸埋进水里。身体刚飘起来，顿觉脚下没了根基。一霎间，童话故事里的龙王夜叉虾兵蟹将纷纷出笼，一个个都在往下拽我。慌得我手脚并用拼命挣扎，好不容易逃离了魑魅魍魉的围追堵截，才发现水还没淹过肩膀。

头回下水就出尽了洋相，但我人还在，心不死，又和闺蜜结伴去了游泳池。几次三番，人家都如鱼得水了，我除了灌一肚子腌臜水，连个狗刨也没学会。

没能“到中流击水”并没挫败我的坚定信念。我在这本书里还看到，《新民学会》的前辈们，除了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专捡狂风暴雨天冲到岳麓山上锻炼自己。我也不能只当口头革命派！家乡虽然没有爱晚亭，可不缺狂风暴雨呀。

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和闺蜜商量，也要像前辈那样去“经风雨，见世面”。不顾天上响着炸雷，我俩毅然冲出家门扑向大自然。没走多远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回家后一连吸溜了几天清水鼻涕，还是喝了碗姜汤才反醒过来。本来我俩还打算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到邙山头黄河边做社会调查呢。一看小身板这么不经折腾，才断了“身无分文，走遍天下”的念想。

自打上学认了几个字，我就对书上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可这本书却让我头回产生了困惑：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新民学会》有一条宗旨叫不谈女人。但另一篇回忆杨开慧的文章却说，毛主席和杨开慧，蔡和森和向警予，都是在《新民学会》里相知相爱，后来才结为革命伴侣的。

初读我还不敢相信，又反复看了几遍，终于证实了印在白纸上的黑字也会前后矛盾。我为自己的伟大发现激动不已。

这本书还写到了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爱情，特别是杨开慧对主席的忠贞不渝。她被捕后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让我想起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里也曾读到，马克思和燕妮十八岁就爱得死去活来。

十多岁的小丫头片子真不懂啥是爱情，但看到书里把它写得那么浪漫又美好，懵懂中竟生发出一丝向往。而且让我觉得，爱情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属享受，也不像大字报里说得那样颜色发黄污秽不堪。要不然，咋会连伟大导师和英明领袖都深陷其中，无法抵御呢！

我姐有时还会借来些少皮没毛的破书，记得有段时间我们姊妹看了《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开口闭口都用老蒋的口头禅“娘希匹”彼此戏谑。反正那时听惯了“打翻在地砸烂狗头”，没谁会觉得爆粗口斯文扫地。

这些书还极大地影响了我家的安定团结：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催促，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仨都抢着看书，谁也不想干买菜做饭洒扫庭除的琐碎事。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最后，大家不得不达成妥协：每天轮流买菜做饭，并负责处理所有杂事。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就尝到了“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呢！

5.疯跑吧

除了啃不动的大部头和看不懂的高深理论，书架上劫后余生的留存很快被我扫荡完了。虽然学校开始“复课”，但实际上演的还是学毛选、批斗会、野营拉练等各种闹革命的戏码。混一天回到家，依然是无事加无聊。好在小伙伴们总能在遍地疯魔中找到新的兴奋点。

不知哪个调皮鬼在一家修表铺探了下头，发现里面坐了个美女。一传十，十传百，男孩们绿头苍蝇似的往那儿跑，招惹得我们一帮黄毛丫头也跟着打哄哄。等大家兴致勃勃到了修表铺，在门口缩头缩脑瞄了半天，只看到几位秃顶大爷端坐在操作台前，眯缝着一只眼，另一只眼上夹着个诡异的放大镜。

真败兴！回到家才听说，美女被蜂拥而至的一众人等吓坏了，单位也被骚扰的不胜其烦，索性不让她来上班了。

高年级的大孩子比我们更能折腾。他们会骑着自行车到花园口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到飞机场看战机呼啸冲天；最刺激的是追着囚车到“沙土岗”看枪毙人。

运动的深入使得“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仿佛一夜间就冒出了无数杀人越货的歹徒。大街上经常贴着布告，犯人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黒叉。体育场里三天两头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就有大卡车载着罪犯游街示众，奔赴刑场。

敢去看行刑的孩子不光好奇心重，还要有胆量。他们传回来的现场实况，不知经过多少张牛皮大嘴演绎，变得真假难辨又骇人听闻：犯人的天灵盖被子弹掀开，住在附近的老乡们一拥而上，用小茶缸去挖热乎乎的脑浆，给有“羊角风”的孩子治病。听得我毛骨悚然，但又压抑不住好奇。

远行的诱惑太大了，特别是看枪毙人！可这些地方都不通公交，离家又远，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学骑车！

家里的自行车是“二八加重”的，即使把座位落到最低，我骑上也够不着脚蹬。只好和闺蜜玉英搭了个互助组，彼此帮扶着学“套腿”。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每天用龙胆紫和红汞把身上涂得万紫千红。终于能上路了，俺这俩小馋猫却只顾着“唠嘴”：要么拿着点心票去买“小金枣”和“桃酥”，要不就到水果店买甜瓜。远行的“初心”早被抛到了爪哇国。

6.填肚皮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还是幼儿园的小不点儿。印象最深的是阿姨们爬到树上采杨树叶，小朋友捡起来用花兜兜送到厨房。树叶被裹进包子，又苦又涩，谁都不愿吃，可不吃就只能饿肚子。我弟弟更小，连树叶包子也无从享用。只会对着姥姥喊“姥姥，我可饿”。姥姥就把煮熟的胡萝卜掰一节给他。

除了饿，我还最馋甜食。记得在幼儿园吃饭时，老师给得肝炎的小朋友碗里加了一勺红糖，一桌孩子都眼巴巴地流露出渴望。那一刻，我想所有孩子都和我一样，祈盼自己也得肝炎。

院里的孩子还一起讨论过是打虫的“宝塔糖”好吃，还是“止咳糖浆”好喝。我的一位好友断然否定了这两样，说前几天她刚偷吃了老爸的“山楂丸”，又酸又甜，太好吃了！听得大家先是学着《小布头奇遇记》中的鼠老大，“吱呀吱呀吱呀呀”地叫唤了半天，然后都说，回家就让爸妈去厂医务室开山楂丸，一定要尝尝这又酸又甜的滋味。

大姐上的是寄宿制小学。周末学校发了个小馒头，她不舍得吃，拿回家先递给妈妈，我妈看一眼又递给姥姥。姥姥虽然已饿得浮肿，还是转手就给了弟弟。

不挨饿的有，但绝对是极少数。我姐小学曾和某省级领导的孩子坐同桌。有一天那孩子不舒服，她和几位同学帮忙送回家，得以进入神秘的省委南院儿。回来后，她先是感慨大领导两家住一座小楼，还有一间房子专门放乒乓球台。哪像咱姐妹仨挤一个床，晚上一不小心就得啃臭脚。随后又大惊小怪地说：领导家养的小鸟，吃的都是点心末。听得我直咽“哈喇子”。

我们院住的多是普通工人或干部，双职工不多，家庭妇女不少。每月工资发下来，买完粮本上的定量就所剩无几。若不精打细算，到不了月底就恨不能“吃风屙沫”。

“文革”开始，家属院的小伙伴都正处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虽然造反派“油炸火烧”了许多阶级敌人，可这些同类并不能拿来充饥。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嘴里唱着天大地大爹亲娘亲，心里想着填饱肚子事最大，白馒头最亲。

“贫穷”和“饥饿”四个字虽然没写在脑门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有关吃的悲剧更是每天都在身边上演。

我家女孩儿多，饭量小，每月的定量还勉强够吃。可邻居C大大家两个半大小子都正长身体，吃得多。几乎每到饭时，都会听到这哥俩鬼哭狼嚎地打架：不是因为谁掰的花卷窝头块大了，就是盛稀饭时把米都捞走了。后来他家因为实在太困难，只好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了远在新疆的亲戚。

没几天，C大大就开始想孩子。后来发展到见到院里的女孩儿就以泪洗面。看她变得祥林嫂般癫狂，家人害怕了，只好把送出的孩子又要了回来。

我家养的鸡病死了，刚扔进垃圾箱，就被住在后排的大娘捡走了。我告诉她这只鸡是病死的，不能吃。她却满不在乎地说：“病死的怕啥，把内脏掏出来就行了。那么好的鸡肉，可不敢糟蹋了。”

夏天吃完西瓜去倒瓜皮，又碰到这位大娘，被她一顿教训：“好好的瓜皮为啥扔了？把绿皮削掉，晚上留着拌凉菜，要不找根绳子串起来晒成干，还可以腌咸菜。”

好在我们院和“广阔天地”毗邻，穿过我妈厂里的一扇小门，就是生产队的农田。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无穷的魅力，也不断为我们带来惊喜和馈赠：春天摘柳絮、挖荠菜；夏天捡麦穗；秋天捋槐花、溜红薯。放学后和寒暑假，我们时常变着法在庄稼地里为自己找吃的。

省会的法桐已成气候。每到夏天，大树下都埋着童年的乐趣。太阳落山就是幸福来敲门：当“爬叉”（蝉的幼虫）开始出洞，我们就用手电筒当探照灯，把它们捉拿归案。

赶上下雨更是大丰收的时节，遭受灭顶之灾的“小爬虫”会迫不及待地往外钻。所以我们不等雨停就冲出家门，运气好的，一晚上就能抓满一茶缸。回到家洗净撒盐炒熟，就是一盘既不要肉票又不花银子的“荤菜”。

我们还时常去小水沟里捞小鱼小虾泥鳅青蛙，用自制的弹弓打鸟。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下爬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能解馋，一样都不会放过。物质匮乏的年代，看到荤腥，我们个个两眼放光，吃得动物般生猛，活似刚下山的土匪。

我们院住平房，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所以除了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时常到庄稼地里逮蚂蚱、恋蜻蜓、抓蟋蟀、挖蚯蚓，捅“马蜂窝”，给家里的小鸡找“活食”。

带着田野里的收获，再到厨房里忙活。为了把30%的杂粮做出花样，我们学会了把红薯面压成“饸烙”，用蒜汁拌着吃；在粗粮里放上芝麻酱和盐蒸成花卷；把白面裹上高粱面烙成饼。邻居家来了个西北亲戚，一时间，各家饭桌上都添了一种叫“猫耳朵”的美食。一个湖南小姑娘来过暑假，又教我们学会做“虎皮青椒”，小小年纪就被练成了多面手。

7.学女红

“文革”伊始，居委会根红苗正的大妈仿佛迎来了第二春。她们每天走街串巷，扯着烟酒嗓到处发勒令：让地主资本家的大老婆小老婆统统滚回原籍。

我姥姥这个地主婆也难逃厄运。

当大妈们为驱逐了害人虫弹冠相庆时，我家却陷入了没人拆棉缝单的窘迫。我妈在车间被监督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根本没时间打理杂事。我们三姊妹先后进入青春期，个子开始抽条。过去的衣服小的小，破的破，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针线，自己动手学着做女红。

小时候没有尼龙袜子，我们脚上的线袜子穿不了几天就被“捣烂了”。姥姥一双手咋也忙不过孩子们活蹦乱跳的四双脚，无奈中就让三个女孩儿自己学着衲袜底。姐姐们都衲得像走队列的解放军战士，整齐划一；只有我衲得如同洒在烧饼上的芝麻，满天星般凌乱。所以她老人家认定我最笨。

事实证明，我姥姥真是火眼金睛。自从“赶鸭子上架”学针线活，我就事故不断：缝扣子扎破了手指，做棉被却缝到了床单上，学做鞋把左脚鞋面上到了右脚上。姐姐织了一半的毛衣，我一上手，要么线拉得太紧，要么不小心脱了针前功尽弃。

幸亏我有两个姐。听人说“有个姐，好好些”，我的幸福更是加倍呢！况且她们个个手巧，大姐刻的剪纸，一直是院里女孩儿争相复制的模板；她给家里缝纫机做的套，比商场里买的还漂亮。二姐更是把老妈织毛衣“右手针，左手线”的独门绝技发扬光大。所以我这“笨爪子”也就心安理得坐享其成。

那时候成衣少且贵，人们大多要买布做衣服。可每人每年仅有九尺布票，身高近一米七的孩子做条裤子都要用去七尺。记得我妈时常对着个子窜到比她还高的女儿们感叹：“长那么高有啥用，除了多穿二尺布”。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我家的常态。

记得四年级时，妈妈为我做了件灯芯绒外套。后来随着我不断长高，先是被我姐放开了下摆，后来又接长了两寸左右。于是这件有深浅不一三种颜色的衣服，就被我穿到了高中毕业。下乡前，我姐还把老妈五十年代的“列宁装”翻出来改造，让我从农场一直穿到了上大学。

8.叹流年

从十岁半到十四岁，是最该像海绵一样吸吮知识的年龄，我却有多半时间都在大革命中颠狂，在乡间田野里疯跑，在五行八作中耗费青春。就这样半疯半傻地走过了少年时光。

如今，那些悲欣交集的过往都已成烟云。我这被荒唐时日锻造出来的半成品，也到了“沉思往事立残阳”的年纪。按说本该春游歌咏，安享退休时光。之所以还在键盘上敲打忆旧，不只是为了宣泄情感慰藉孤独，而是想借助文字这个承载历史的诺亚方舟，留下属于个人的微末记录。借此告诫孩子们，再也不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