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42年来首次负增长 咋让老百姓多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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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财经杂志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2020年中国住户储蓄比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下降的双重打击下，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二、三、四季度一次次被低于预期的数据打破。疫情只不过是消费下滑的诱发因素，疫情所引发的居民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继续下降等深层次问题，才是事关2021年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甚至事关整个“十四五”期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趋势上加速下滑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或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形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另外，由于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5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受访家庭成员反映有26.4％的企业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到2.1％。从绝对数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若与前两年的名义增速均值相比较，去年居民收入整体少增约1.7万亿元。

　　更值得重视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连续多年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这一年度消费疲弱状况并不是疫情冲击下的意外下滑，而是原有趋势在外部冲击下的加速下滑——如何扭转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长期趋势才是我们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居民消费倾向的持续下行

　　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是，居民收入主要分为储蓄和消费（及投资）两大部分，给定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储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居民储蓄意愿多大，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财务规划，主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高，则多储蓄、少消费；利率低，则少储蓄、多消费。正因为如此，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利息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

　　受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都增加了储蓄。

　　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度攀升7.3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下降6个百分点。到四季度疫情缓解时，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51.4％，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23.3％，只略升了1.3个百分点。

　　有关民间调查也显示，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据某金融机构测算，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个到12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2020年住户存款新增11.3万亿元，与2019年的新增住户存款9.7万亿元相比，多增加了1.6万亿元。当然，近几年中国住户储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同一单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言，2020年的这种储蓄增长速度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有关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0.85以上，已经下降到疫情暴发前的0.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0.73，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6。从变化趋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下行趋势有所加速，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创历史低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不足0.62。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且明确提出要调节储蓄、消费、投资的比例。可以预见，适当降低储蓄倾向，扭转居民消费倾向的长期下行趋势，也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如何缓解对居民消费的双重打击

　　收入少增1.7万亿元，而住户储蓄多增1.6万亿元，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居民消费倾向下行，不仅对2020年的消费构成双重打击，而且是制约中国消费长期增长的两个直接原因。

　　消费增速放缓，既有疫情严重冲击、纾困政策力度不足等短期原因，也有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倾向持续下滑，以及体制上和宏观政策决策上长期偏重投资等中长期因素。

　　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也出台了各类政策帮助企业和居民，相比欧美等国，中国在供给端恢复和刺激投资上体现了制度优势，且动辄以数万亿的专项债来稳投资，但是对居民的现金补贴、消费补贴力度却远低于其他国家。有学者测算，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中国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通常达到GDP的几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相差有十倍之大。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在疫情管控优势下恢复了供给面，决策惯性则使投资增速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需求的恢复、消费的复苏却低于预期；对比一些疫情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直接面向特定居民、社区，发放各类现金补贴或提供免租减负等救助措施，其需求恢复速度较快、消费增速6月以来陆续恢复增长，但是供给面的恢复和投资的复苏远不如中国。

　　因此，也许对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恢复而言，重点应该是控制疫情、恢复供给、促进投资，而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关键问题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振消费的政策选择有很多，但根本上都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二是扭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行的趋势。

　　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给出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30％。假设到2035年前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上述目标，除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之外，还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克服对股市上涨的恐惧，优胜劣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国企股权划拨社保；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并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力度等。

　　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方面，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家电下乡、购车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一定程度提高居民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更要重视新需求的创造和培育。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也是过去一年来人民币不断被动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货币决策部门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正视高利率提高居民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的现实，尽快相应调低存贷款利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