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与华春莹的反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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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云





近日，中共高调推行党史学习。此番动作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配合中共成立一百年，继续假大空的自吹自擂；二是以“站起来”、“富起来”的噱头欺骗国内外民众；三是试图削减外界对于中共隐瞒疫情和侵犯人权的强烈反感。

无论党媒“高歌”唱得多动听，事实不容抹煞。首先，共产主义源出于马克思的“幽灵”宣言，其灾难性和欺骗性早已为多国史实所验证。因此，共产党在不少东欧国家被定义为非法组织，共产党员的身份与纳粹分子几乎无异，令人不齿。

2017年10月和11月，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几位英美学者发表评论，揭露共产主义的罪恶。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思（Mrtin Amis）认为，共产主义宣扬的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是“非人道和空洞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指出：“自从列宁在俄罗斯发动政变后的一百年间，这种力图废除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毁坏和杀人的轨迹”，“共产主义的毁灭工具包括大规模的驱逐、强制劳动营和国家警察恐怖”。

苏共消亡后，中共无疑是延续着毁坏和杀人的轨迹、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最大暴政。从土改、肃反、反右、文革到“六四”，从镇压法轮功到“709”大抓捕，再到新疆“再教育营”和《港区国安法》，还有奴工、大饥荒和血淋淋的“计划生育”，中共对本国民众犯下的罪恶是罄竹难书。

2月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这只是增加一种同外国民众分享信息、沟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华春莹显然忘了，仅在2019年和2020年，上海、武汉、青海、广东等地多名网民因为在推特上转发和发布批评中共及疫情等信息而遭逮捕和判刑，罪名是“寻衅滋事”等。在中共眼里，利用推特和脸书与“外国民众交流”的特权只属于“赵立坚”和“胡锡进”们，其他人“翻墙”有罪，说真话更有罪。

华春莹理直气壮的几句话浓缩了中共的百年史：谎言和压迫。

外交部发言人整天睁眼说瞎话，喉舌媒体被讽为“只有日期是真的”；中共经济数据造假，染疫确诊和死亡人数被掩盖，就连贪官的受贿金额也得掺水，否则民愤的火山将爆发至不可收拾。这些都并不足为奇。因为所谓“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初心”就是谎言。中共当年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的许诺无不落空，陕西、江西、贵州等红色老区都是长年贫困区，而贪官们却不分地界，层出不穷，巨贪巨腐屡破纪录。

今天，谎言和迫害仍在继续。在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自由与民主危殆，昔日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港人竟成英美等国的庇护对象，令人唏嘘。

在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坚守信仰者、少数族群、良心媒体人、蒙冤访民等持续受到残酷的打压。仅举一例：2021年2月3日，北京昌平区年过六旬的法轮功学员梁新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只因其发放真相资料。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中共禁止这种功法，迫害修炼人，孰是孰非，岂不一目了然？

放眼世界，疫情肆虐、病毒变种。中共却再三否定病毒最早于武汉爆发，并不忘向美国甩锅。另一方面，世卫因被中共操控，导致该组织的相关调查或报告难以服众。2020病毒大蔓延，可谓中共直接祸害全人类的最典型、最惨痛的案例。倘若世人不能认清这一点，不能或不敢对中共追责，世界将蒙受更大的损失。

温斯顿‧丘吉尔曾将列宁形容为“鼠疫杆菌”。巧合的是，致命“新冠病毒”恰恰滋生于将马克思、列宁奉为祖师爷的中共统治下的土地。由此看来，“鼠疫杆菌”这一比喻极具前瞻性，它所代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共产理念的毒性本质。

现实表明，中共不仅吞噬了数量庞大的生命、几乎摧毁了一脉辉煌的中华文明，而且还在染指更多地域的自由和清廉。中共所想要的，远远不止于某些国家的“午餐”。因此，了解真正的中共党史，有助于我们识破它的谎言，增强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