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乐》与国徽及中共文化棍子

博讯螺杆

《哀乐》与国徽及中共文化棍子

作者:  博讯螺杆 2009-02-14

前些日子，国内某地殡葬馆开辟了这么个收费项目：观看死者火化过程，按小时收费，而且费用不低。又风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中音协”）拟以商场背景音乐收费标准为指导价格，向殡仪馆收《哀乐》版权费2元/年平方米。收费的依据是早在几年前，《哀乐》作曲家罗浪就已经把所有的作曲作词打包，并且和中音协签订了相关委托书。那么，作为受委托方的中音协就有权向殡仪馆收取相关费用。但《哀乐》已经在全国殡葬场所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如果都要追回的话，仅《哀乐》一部作品，罗浪起码也是千万富翁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来全国人民的斥骂：葬礼《哀乐》收费，是阎王爷不嫌鬼瘦。看看殡仪馆（各地收费收费标准不同）哪一个项目不收费？一个死人进了殡仪馆，运费260元、礼厅告别费100元、火化费270元，骨灰盒160～200元。如果谁想死得像个人样，他活着时起码要攒够1000元钱再死，这还不包括买墓地和其它葬礼花销等巨额费用。《哀乐》再收费，那死人就是在“向钱向钱向钱”的进行曲中去见阎王爷了。一时舆论大哗，结果中音协不愿担这个骂名，就出面辟谣说这是“诽谤”，这场《哀乐》收费的闹剧也就嘎然而止。

不过《哀乐》版权被罗浪据为己有这件事，却令人深思，因为早在多年前，我就听说《哀乐》是作曲家马可的作品，现在怎么变成了罗浪的作品？幸好现在有了电脑，查阅资料还是方便的，然而搜到的结果还是令我吃惊：《哀乐》的原创作者居然有四种说法：

一是刘炽张鲁改编说：

《哀乐》源于陕北的民间音乐锁呐齐奏《风风铃》和《粉红莲》（办丧事时吹奏）。1942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人，到米脂县向唢呐艺人常文青请教，得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1943年，边区政府要举行成吉思汗安陵仪式，上级交给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一个任务——组织乐队。有了乐队没有音乐，刘炽就向首长建议用唢呐曲《风风铃》做安陵仪式的音乐。接受任务后刘炽又把《风风铃》的旋律结构曲式进行加工改造，使这个乐曲在吹奏时深情而悲壮。这首改编的曲调就成为《哀乐》最早的雏形。后来，刘炽在电影《上甘岭》音乐创作中，再一次将《粉红莲》加工为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追悼哀乐。其后便有了我国通用的《哀乐》。

二是马可原创说：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这个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但就在这一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刘志丹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背后被打了黑枪“不幸光荣牺牲”。为此，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悲痛之中，交给边区文艺工作者一个重要任务：迅速创作一首葬礼音乐，用于刘志丹同志的追悼会。于是，以马可同志为主的延安音乐工作者们迅速搜集素材，很快就结合了两首陕北民歌《粉红莲》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修改成一首凄楚动人的管乐曲，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可见，《哀乐》最先派上用场，是始于刘志丹的葬礼。

三是集体创作说：

据考证，《哀乐》最初由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安波、马可、时乐蒙等人于40年代初深入民间搜集民歌时，在安塞地区搜集到的一首民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由安波记谱。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的灵柩移葬于他的故乡保安县今陕西省志丹县，在陕北人民公祭刘志丹的大会上，首次由安波以此曲填词并唱奏了这支歌，由“鲁艺”乐队演奏，歌名为《公祭刘志丹》。建国后，新中国第一任中国军乐团团长罗浪为国家礼仪的需要，将此曲加以配器，这样，这支哀乐就被沿用下来，这一说法没有提到刘炽。

四是罗浪改编说：

《哀乐》是总政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根据北方一首民间吹打乐《风风铃》改编而成的。《哀乐》首次演奏，是1945年在张家口悼念阵亡烈士的典礼上；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中央批准该曲正式作为国家葬礼乐曲。1953年斯大林逝世，《哀乐》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

罗浪是谁？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罗浪（罗南传），福建德化人，今年89岁，是“新中国”军乐的奠基人。历任中央军委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中国文代会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任大会乐团及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大典乐曲《国歌》等演奏指挥者。并曾任中共师党委副书记，阅兵指挥部党委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室主任、顾问等，1979年离休时为副军级。著名的《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是他所改编和配曲。而且据《现代快报》报导：“《哀乐》是罗浪影响最广、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以上四种说法，有两个是一致的，就是《哀乐》与刘志丹的葬礼有关。遗憾的是，民间锁呐曲牌《粉红莲》和《风风铃》无从下载，不过《风风铃》这支锁呐曲，在六十年代前的丧事鼓乐中我是有记忆的，音符也极简单，与今天的《哀乐》虽然靠谱，但仅仅几个音节而已。如今，旧式丧葬鼓乐班子已被淘汰，民间艺人也老死失传，而当年的刘志丹葬礼和张家口烈士葬礼都没有录音档案，广东音乐曲牌中倒是有个《粉红莲》，旋律却与《哀乐》大相径庭。与《哀乐》旋律比较接近的倒是旧版歌剧《白毛女》的主旋律。

《白毛女》是延安鲁艺文学院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创作的一部歌剧，主旋律系采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和戏曲曲调加以改编和创作的，如果从头至尾细细分析，再与《哀乐》的旋律一一对照，就会发现《哀乐》与《白毛女》的主旋风格简直就是一奶同胞，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比如《白毛女》第三幕第一场中的《打过三更》，基本上是河北民歌《小白菜》的变奏，但它又与《哀乐》旋律特别接近，由此可以判定，《哀乐》还是马可张鲁等人根据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

那么罗浪为什么要贪天之功呢？因为《哀乐》正式被确定为官方礼乐，经历了一个从谱曲到配器演奏的长期充实过程，西乐是由管乐器和弦乐器组成的，由于乐器多，规模大，必须有指挥和配器，所以作为音乐指挥家，他也必须精通谱曲和配器，不然他就没能力指挥上百人的乐队。什么叫音乐配器？通俗的讲，就是给一支器乐曲辅以各种乐器音色或节奏效果，并改良和丰富部分乐段，使之完美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几个层次组成的，即旋律层、和声节奏层、低音层、辅助噪音层（鸟鸣，浪涛声等）。一部比较成功的管乐配器作品，主要的精髓就在于和声层上和低音层（贝斯）外加变奏上。客观地讲，罗浪在《哀乐》的配器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但把整个乐曲归为己有，就有失真实和严肃了。

民歌从民间歌手艺人口中升华为具有优美旋律的音乐作品，是要经过作曲家整理、改编和润色这一过程的，抗战期间，中共为了扩大根据地，展开了强大的文化攻势，也称“新秧歌运动”，为了利用民歌这种形式搞赤化教育，大批音乐工作者深入到民间采风，收集民歌然后进行改编填词，就这样，大量的山西、陕北、河北民歌被延安鲁艺的师生收罗而去，接着产生了一大批以民歌为曲调的革命歌曲，最经典的就是《东方红》、《绣金匾》和《翻身道情》等。

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最能践踏人权的，在中共眼中从来没有过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不止是在文化领域，在科技领域也是这样。《哀乐》从正式钦定为礼乐那天起就没有曲作者，结果最后完成它的就是军乐队指挥罗浪。很多网络传媒都把罗浪确认为《哀乐》的作曲者，罗浪不但不声明加以澄清，反而笑纳了这个虚名，因为现在中国开始承认知识产权了，罗浪不傻，他知道知识产权意味着什么，所以才对《哀乐》进行了版权打包整理，反正马可、张鲁、刘炽、时乐蒙这些人已经做古，就算有后人追究也死无对证了。

无独有偶，我在研究《哀乐》由来的同时，又发现了另一位不要脸的中共文化人——钟灵。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钟灵的：

钟灵（1921-2007），字毓秀，美术家，中国人民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设计者之一，1921年8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被派往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并在延安各报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设计了“宝塔山”邮票。1949年初，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在政协筹委会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兼中南海俱乐部主任。是中国人民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设计者之一；是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六字的书写者；是北京天安门上两条大标语的设计者和书写者。1953年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1956年拜齐白石大师为师，钻研国画、书法。这期间设计或参与设计新中国邮票28枚；文革后进入电影界，离休前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主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员等。1999年获中国书画艺术家世纪奖。

中国文化界，历来就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执掌这一工具的就是共产党的文化棍子，共产党有很多文化棍子（或者混子），比如科技界的何祚庥，学物理的不研究物理，专门研究政治；文学界的周扬，小说没写几部，其著作文章多以大批判为主，是中共搞文字狱的急先锋；至于后来的姚文元戚本禹之类，还不够资格与周扬并列。美术界的棍子或混子当属钟灵，后来的王曼恬（文革时主抓美术）和姚文元一样，资历也是不够。什么叫棍子或混子？就是有一定政治资本和一定专业资历的文人，说专业资历，高不成低不就，仅仅是资历而已，这个资历就是延安鲁艺的学历，除了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工具，再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艺术建树。比如这个钟灵，他的艺术建树是什么呢？据百度百科介绍，除了诸多头衔，无非是报刊插图政治漫画，邮票，国徽设计，大标语牌，货币题字，还有几本儿童读物，就这些，别的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个搞实用美术的业余水平，但他的政治地位却比所有的专家大师要高，在政治上却是绝对的专业水平。

中共搞反右运动时有个罪名叫“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工矿企业和科技领域是实情，但在文化界却不是实情，文化界还是内行在领导内行，只不过是二百五的内行在领导内行，也正是这些二百五内行，整起同类来才最狠，文人相轻嘛。因为自己是二百五，就特别嫉妒五百五或一千五，甚至会利用职权掠夺人家的劳动果实，钟灵就是这类无耻的中共二百五文人。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国徽创作，五十年代时，业内同行都知道，“共和国”国徽是采用了以林徽因、莫宗江等为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的方案，这本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历史的经过是：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了政协的邀请，分别组成了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院设计组，展开设计竞赛。

在此之前，清华建筑系和中央美院的一些专家就已着手进行国徽设计了。9月25日，中央美院的张仃、钟灵提出5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同时，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也提供了一个国徽图案参加复选。中央美院的仿政协会徽形式等方案均未获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内容设计国徽，并展开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最后，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终确定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师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并送政协大会表决。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上，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周恩来对清华大学方案评论道：“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象征着工农团结。”周恩来认为，清华大学的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而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于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获得了国徽设计一等奖，并领到了一千万元（旧币）的奖金。

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的百度百科竟然出现了钟灵是“我国国徽设计者之一”的胡说八道评语，重要的是，钟灵还活着（今年八十八岁），他对这种不实的评价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如果他不想沽名钓誉，为什么对此沉默？参与设计竞赛与参与设计是两回事，尽管清华大学的设计采用了中央美院以天安门为主体内容这个创意构思，但创意构思与表达手法又是两回事，后者要有包括造型、构图、色彩等的辛苦创作过程，如果参与设计竞赛就算参与了设计，那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参赛者，都会说自己是设计者之一，这能说的通吗？

钟灵的另一个无耻，是他自夸“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此说见于《云南日报》记者熊某的采访文章《书家与领袖》，该文是九九年由《云南日报》以专访形式发表的，此后又经广东《羊城晚报》“天天文摘”转载，所以它的受众面很广泛。而早在九七年，钟灵就在山东的《大众日报》上说过“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他书写的。记得当年有署名张琼者曾在《大众日报》撰文告诫过钟老先生，劝他“谈话要对历史负责”。但时隔两年，钟灵还是很不负责的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　　

如果熊某仅仅是听了钟灵先生的谈话马上写成了这篇《书家与领袖》的文章，那他的职业道德就有点问题了，可以说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都没有，须知一篇纪实报导文章传播于社会之后有什么样的正负面影响吗？接下来，关于钟先生回忆当时书写人民币的情景，更是让人难以置信。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认为人民币票面上那几个备受中外书家推崇的，刚劲庄重的汉隶魏碑混体大字就是钟灵书写的，其实不然。事实是，早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经过严格的专业技术鉴定，已经发函确认“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大字乃是山西省阳曲县马文蔚先生书写，为此发给了马文蔚先生二千元人民币润笔费，解决了老人的住房问题，还安排其独生女儿进银行单位工作。

至于马文蔚是怎么被邀请书写人民币文字的，说来话长。原来马文蔚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朋友，四十年代时，马文蔚本来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官员，是被中共地下党南汉宸策反的。中共第一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是董必武书写的楷体，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前，南汉宸请示周恩来题字问题，周恩来暗示不采用国家领导人或名人书家笔迹，于是南汉宸就以切磋书法为由，请马文蔚书写了第二套人民币的全部字体（包括元、角、分这些字），并对此保密，马文蔚也心照不宣的领会了朋友的一番苦心，因此直到马被打成右派，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仍然采用马文蔚的字体至今。南汉宸到文革时，至死也没透露这个秘密，而马文蔚也一直尊重朋友的意愿，半个多世纪也没有透露此中原委。

之所以说钟灵的学术道德有问题，是根据他在云南和两年前在山东被采访的谈话，关于人民币文字书写的经过是自相矛盾的。一九九七年山东《大众日报》上说，钟先生没有用功练过魏碑体，只好找来许多魏碑字贴，从中找着这些字，最后唯独没有找着“银”，只好把“根”字和一个“金”字偏旁各取一半凑到一起，合成一个“银”字。然后把这6个字用双钩摹写出来，再用墨填实。

而一九九九年云南的《云南日报》却是这样叙述的：钟灵先生到图书馆、文物单位和一些古玩市场，对中国春秋战国刀币上的大篆体，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元通宝上的楷体、五代唐国通宝的篆楷二体、北宋享化元宝与至通元宝的楷行草三体、金代奉和重宝的篆体、清代咸丰重宝的金体等反复研究后，“取魏碑之方劲，自创一体，挥毫写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六字”。读到这里，懂点书法知识的人都会大惑不解：战国刀币上的大篆体与清代咸丰重宝的金体有什么联系？金代奉和重宝的篆体又与魏碑汉隶有什么联系？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其次，这两次采访谈话，钟灵把总行行长名字都搞错了，山东《大众日报》说行长是曹菊如，南汉宸只是和他一起选一选碑贴的助手。而《云南日报》则说行长是南汉宸，这回是他自己更正过来了。做为中共文化棍子的钟灵，不知廉耻的为自己脸上贴金已经是不择手段。罗浪贪《哀乐》之天功为己有，好歹还贴点边儿靠点谱，毕竟他也为改编《哀乐》付出了一定心血，但钟灵的贪天之功，纯属无中生有。与马文蔚先生的风骨情操相比，钟灵已经不配享有艺术家称号，他充其量是个市侩商人而已。

我对钟灵的不以为然，还在于他著作的少儿读物《齐白石传》，本来我是很崇拜齐白石的，后来读了《齐白石传》，印象大坏，从此认为齐白石是个木匠出身的湘潭老封建老地主，老吝啬鬼。因为后来自称齐白石“关门弟子”的钟灵，就是这样描写他师父的：白石老人的书柜抽屉里装满了钞票和发霉的蛋糕，他那串钥匙看得很紧，从来不肯交给任何人包括他十六岁的小老婆，白石老人“俭朴”到什么程度？辛凤霞是他最得意最喜欢的女弟子，她上门探访时，这老东西才肯抖抖索索的打开书柜抽屉，拿出几块长了绿毛的蛋糕请女学生吃“点心”。

钟灵也许是在褒扬他的“关门师父”，但适得其反，画虎不成反类犬。不知《齐白石传》后来的版本改过来没有？估计是改了很多，因为中共的文化棍子们从来都是文过饰非的主儿。

五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题字：

第一套为董必武所写，因为董的地位，没人敢贪天之功，第二、三套为书写人有争议的题字，最终落实为马文蔚所写，但冒名者众多，除了上文提到的钟灵，甚至还有传说是赵一曼的丈夫所写。第四、五套的“国”字和“银”字是简体字，就没争议了，因为年代近，再则书法功夫也令人不敢恭维（特别是“国”字），原来是“集体创作”！这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开始废除繁体字推行简体字，人民币是最大众化的，钞票上还有繁体字怎么可以？所以在第四套发行前，央行曾找到马文蔚先生，请他重新题写简体字，但因马老年事已高，写出的简体字不能用（也许是马老先生厌恶简体字故意写得差），只好组织钟灵一类的书法爱好者们，按照马的书法风格用挖补修改的办法将原来的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