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权力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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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



在网上看到吴霭仪博士在周保松沙龙上讲金庸与查良镛，看得津津有味。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多，因为工作的关系看了不少梁羽生的作品。金庸大气磅礴，奇诡通透，梁羽生典雅本色，正邪分明，梁羽生一定写不出韦小宝这种人物。

整晚沙龙最引人入胜的话题，是查良镛为什么会从反共立场转而为中共所用，吴霭仪认为查良镛是受制于政权的“魅力”，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

当年江湖传闻，说邓小平是绕过香港新华社，直接请查良镛上京的。新华社与左报向来当查良镛是敌人，长期声讨批判，邓小平别出心裁，抄小路邀请查良镛，查良镛受宠若惊，欣然赴约。

当年中共日子难过，收回香港难题很多，要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查良镛有明报和大量读者，价值无人可及。本来，由廖承志出面也可以，但那不够轰动，邓小平亲自出马，表示足够大的诚意，给查良镛足够大的面子，显示中共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处理香港问题的灵活性。

只有邓小平能破格，只有邓小平能说服查良镛，其中当然有国家大义，也有彼此建立私交的引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怕政治压力，但却经不起政权的恩宠，受压迫时讲气节，受恩宠时讲报效，进退都有理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意结。所谓天下，即是社稷，即是国家，即是政权，一旦政权有三顾茅庐之诚意，自己有报效社稷的良机，一般士人就头脑发热。

问题是，社稷是谁人的社稷？国家是谁人的国家？

查良镛与中共有杀父之仇，为帮中共收回香港一笑泯恩仇，其中也难免有点民族主义的因素，爱国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共一定也想收买林行止，只是林行止唔受沟，同样是知识分子，对政权的取态还是不同。

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性，一定要与政权保持距离，接近权力的亢奋类似服食迷幻药，一旦染上就很难戒除。

雨夜

对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一个字也没看过，也不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