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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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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6 10:54: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共的首要骗术就是大打民主牌。为迎接美军观察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庆祝美国国庆,盛赞民主美国和美国倡导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尊严,声称中共是民主美国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与华盛顿,杰佛逊和林肯相同。毛泽东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5]毛泽东假意叫喊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公关策略,为的是骗取美国的认同和援助,同时也起到美化共匪,抹黑国府,离间美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三重作用。


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按照文明世界的习惯,自然认为毛泽东以共党主席身份所说的话,不会是信口开河,认定是其真诚的表白。再者,他们本来就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拒绝改革,中共与苏联不同,只不过是土地革命者。所以听了毛泽东的民主谎言,竟似遇到知音,深信不疑。可他们却忽略了国民党再独裁,共党仍可在国统区活动,其《新华日报》也在重庆公开发行。而在延安则看不到国统区的痕迹。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他们赞美共区仿佛另一全新中国而令人振奋惊叹时,[6]延安正在进行一场地狱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运动,即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数万党徒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或反党反毛分子,惨遭批斗、监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疯、逼死或处决。毛泽东还未登基,就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共党暴君。其实那些指责国民政府一党专制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极权暴政为何物。与毛相比,蒋介石的所谓“独裁”又何足道哉!


除了轻信中共谎言之外,美军观察组还习惯于用开放社会的眼光去解释极权社会的现象,自以为是地得出种种幼稚可笑,甚至近乎白痴的结论。比如在延安街头没看到警察,就以为共区安全祥和,[7]而实际上延安监狱里的政治犯人满为患。在驻地周围不见乞丐,就以为共党的经济政策优越,[8]而实际上共匪主要靠种植和贩售鸦片毒品维持生计。共匪的所谓“抗日”捐税,使本来就赤贫的陕北民众雪上加霜,曾有当地农民愤而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


最为离谱的是,谢伟思根据共匪不断扩张的解放区地盘,误认为是共军猛烈攻击日军的战果,从而推导出共军是真心抗日的结论。他写到:“共产党人明白,如果他们全力以赴赢得抗战胜利,将大幅提升他们在国内以至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共党是真心实意抗日的”。[9]谢伟思误以为中共是正常的中国人。但中共属于黄俄另类,它们并不在乎日寇,反而期望借日军之手多多消灭国军,所以断不会去积极抗日。共党的所谓解放区,很多是从国军手里抢夺来的。它们的敌人是国民政府,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抗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巧合的是,当时苏共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也派驻在延安,执行与美军观察组同样的任务,即评估共军的抗日成果。作为“自己人”,他的报告与局外人的美军完全相反:各地前线共军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军,都已撤退到安全地带。尽管如此,战斗捷报却频频传来。共军头目们也可以长期脱离部队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还发现,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毛泽东指示共军大幅修改共军战报,供美军观察组查阅。更有甚者,他还得知共匪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交换情报,合作打击抗日的国民政府。[10]总之,极权社会的光鲜表象下掩藏的阴暗与龌龊,是正常人无法用文明社会的逻辑推理来发现或解释的。


幸而美国政府中还有少数清醒者。他们对中共有过幻想,但并不会像谢伟思们那样媚共,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于1944年8月来华前,盟军在欧洲战场已胜利在望,而日军在中国仍攻势凌厉,其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使已苦撑七年的国军伤亡惨重,并威胁到美国设在中国西南用于轰炸日本的机场。心力憔悴的罗斯福急于战胜日本,迫切需要扭转中国战局,配合美军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的跳岛作战。他派赫尔利使华,促国共一致抗日,毕竟在罗斯福看来,共党想必也是爱国者,共军则是一支可利用的抗日武装。


同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毛泽东老调重弹,将战局恶化归咎于国军一触即溃,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幸灾乐祸地预言日军会进兵四川,国民政府垮台在即等。但赫尔利天真却并不糊涂,他当即反驳说,国军独自抗战已近八年,承受巨大牺牲和消耗,最近在缅北仍有辉煌战果。据他所知,美援大部分都用于缅北战场,内地国军所得甚少,并无多少腐败的资源。他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当面斥责毛泽东与仇视中国的敌人一个论调,是在附和敌人的观点,让毛泽东当场下不来台,碰了钉子。[11]


由于缺乏经验和轻信,赫尔利贸然签署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五条协议,毛把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共军当接受蒋委员长统辖改为,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国军与共军均等进入军委会。但赫尔利一旦明白之后,就坚决支持国民政府提出三条反建议,即改组共军,交国民政府统辖;承认共党合法政党地位;共党拥护三民主义。其实这三条都是西安事变后共党曾经承诺过的,但仍被共匪拒绝。


据包瑞德报告,毛泽东与他谈话时一反常态,多次失态暴怒,吼叫绝不让步,跳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早就该滚下台等。[12]毛泽东终于在美军观察组面前露出流氓真容。赫尔利闻之,对中共更加警觉,坚持美国必须支持反共的国民政府,并将谢伟思等人调离中国。赫尔利不是“中国通”,但不乏常识、直觉和正义感,比中国通更看透中共。


日本投降后,迟迟不愿撤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无知地被共匪利用,为其反叛政府多次提供帮助。


1945年8月18日,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指定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代表的国民政府投降。而在此之前,内战心切的毛泽东已连发七道命令,要各地共军广泛出击,强行对日受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可问题是大部共军头目那时仍在延安,远离各自部队。于是8月25日,毛盗用美军观察组军机,将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共匪军头偷运至山西黎城备降机场,转赴内战前线,节省了几个月陆路跋涉的时间。之后聂荣臻、萧克等前往晋察冀地区,张闻天、高岗等远去东北,都是搭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13]共匪总说美国帮助蒋中正运兵打内战,其实美国军机最先运送的恰恰是毛泽东的共匪叛军。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经历说明,中共口是心非,另有所图,绝不可信;“中国通”幼稚浅薄,自以为是,绝不可靠。遗憾的是,美国没能认识到这两点宝贵教训,受杜鲁门指派来华的马歇尔,又是(半)个中国通,仍旧没能跳出先前对华政策的思路和框框,继续对中共误判,结果成就了中共的野心,断送了盟友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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