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泛滥的中国正走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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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一百年前，中国人爱上了鸦片，官员抽、老百姓抽，大烟馆随处可见，只抽得国库空虚，国民赢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这才引发了林则徐禁烟，引来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和西风东渐，大清王朝最终飞灰湮灭。

一百年后，中国人又爱上了安慰剂，中共领导人吃、官员吃、老百姓吃，只吃得出现幻觉，不知自己的份量，自认为天下第一，国之大者，世界的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西升东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如果说过去的鸦片让人瘦弱不堪，现代的鸦片则让人鸡血盎然，斗志昂扬。难怪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大谈斗争，唠唠叨叨一共说了14次“斗争”。

什么是安慰剂呢？简单说就是对病人，给他一个没有疗效的假药物，欺骗他说这是特效药。病人以为自己得救了，于是产生积极的情绪，从而病情缓解。安慰剂效应于1955年由美国毕阙博士提出。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做了一个实验。他们随机抽取两组病人，一组病人给予明确诊断，告知他们很快就会好起来；对另一组病人则给予含糊其词的诊断，告知他们不确定的结果。实验显示：第一组有64%的病人病情出现好转，第二组只有39%出现好转。安慰剂疗法，可以说是把阿Q精神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安慰剂理论出现后，很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2010年9月底进行了14万场唱红歌活动，共8400万人次参与，至2012年2月，共进行25.16万场，共1.82亿人次参与。重庆媒体称，唱红歌具有治疗癌症的功效。一些癌症患者本来生命已到尽头，但天天唱红歌，结果枯木逢春，癌症不治而愈。当然这只是安慰剂而已。

第一，安慰剂作用下的中国人

“八九六四”以后，中国再次陷入政治孤立状态，邓小平通过南巡和第二次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众追逐金钱、权力，使中国进入到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是一味安慰剂。使老百姓相信经济发展了，自己富裕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政民主自然会到来。中国民众认为，美国发展到今天也是历经200年奋斗，中国也不能脱离历史阶段，拔苗助长，所以要慢慢来，否则会引起社会动荡，中华民族苦难太多，国家不能乱。但问题是，中华民族为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梦已经努力了100年，这100年间许多专制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已是人类共同财富。中国不能乱不错，但制造混乱的不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吗？美国的多党制和民主选举不就是将野心家变成了为国家服务的英雄吗？

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进行制裁。2014年开始，中国在新疆开始修建集中营，至今已将百余万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非法关押。很多内地人认为事不关己，是因为部分维吾尔人信奉恐怖主义，新疆的政策不会在内地实施，更不会落在自己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只是安慰剂。

4月1日，上海强制性收集外来人员信息的新规定生效。前往该市就医、旅游、公务和探亲访友等，凡停留超过二十四小时必须提交个人信息，违者最高处以人民币五千元的罚款。舆论认为，当局此举是为收集个人信息。上海的“新疆化”政策可能会全国推广。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开放的城市要返归商君之法那样最封闭的管理模式了。

一位内地基督徒在海外媒体上披露，2018年，他在参加当地一家教会活动中，被当局刑事拘留，其后被送入“转化基地”。他说，地方公安因无法依照《刑法》起诉的基督徒，都会被送到秘密基地洗脑。他被囚禁在没有窗户的房内近十个月，期间受到打骂及精神折磨，他甚至曾多次试图撞墙自残，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内地的集中营远早于新疆。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就曾大量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并成立了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活动。

第二，安慰剂作用下的香港

中共本是极权主义政党，欺骗和恐怖是他们的统治手段。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时，除了少数精英移民国外，大多数港人相信邓小平一国两制承诺，相信“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但现在仅仅过去了23年，“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被废止，中共通过强制实施香港国安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和大规模抓捕民主人士，今日的香港已经面目全非。政治学者胡平指出：这次中国人大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对“基本法”关于双普选承诺的彻底背叛，是对现在选举制度的空前大倒退，是对整个香港民主的摧毁性打击。但香港人为何当初不抗争？究其原因也是吃了安慰剂，到今天追悔莫及。

第三，安慰剂作用下的国际社会

拜登政府上任后，中美两国高层3月18-19日举行了首次会晤。在会谈中，杨洁篪耍泼，怒骂美国。他最令人吃惊的一句话是：“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的话震惊了国际社会，过去那个韬光养晦、温文尔雅的中国消失了，一个面目狰狞、咄咄逼人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其实，中国并没有变脸，它在国内一直就是这个面孔，只是西方国家吃了安慰剂，产生了幻觉，情人眼里出西施。正如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去年6月所说：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大，我们认为中共就会自由化，去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愿望。这是一个大胆和典型的美国想法。它出自我们先天的乐观主义和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历。不幸的是，这也证明是非常天真。这个误判是美国外交政策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失败。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习近平把自己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

但中国巨大的市场使西方国家难以取舍。前不久，波音执行长戴夫·卡尔霍恩还在一个在线商业论坛上，敦促美国将对华贸易与人权和其他议题分开，并警告如果波音被挡在中国市场门外，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将坐收渔翁之利。波音和空客生产的客机有四分之一销往中国。但中国市场只是一味安慰剂，没有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西方企业终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四，安慰剂作用下的中共领导人

安慰剂的快感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人民、香港人和国际社会，中共领导人也乐此不疲。邓小平也爱吃安慰剂。他认为不改变政治体制，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可以使共产党长期执政，但今天社会矛盾尖锐对立，意识形态高度分裂，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

当中共的体制炸药包击鼓传花到习近平手中，已经是积弊难返、病入膏肓，于是习近平通过反腐打压异己，集中了国家权力。由中国梦、四个自信、二个维护和党领导一切等拼凑起来的的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一味安慰剂。但习近平也深受安慰剂的毒害，他居然狂妄到要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甚至要与美国分治世界。正是习近平的狂妄唤醒了西方世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同盟正在围堵中国。从十九大到今天仅仅三年时间，习近平就毁掉了邓小平三十年的外交心血。

习近平的哥们王岐山也嗜好安慰剂，他们认为通过反腐清除异己，集中权力，巩固红二代利益集团、重祭毛的大旗就能挽救红色政权。王岐山推荐官员们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他欣赏托克维尔的结论：在专制体制下，社会越是开放，人民越容易产生不满；越是温和的极权统治，越容易激发革命。王岐山想告诉官员：不要轻言改革，不要轻易改革。人们对旧制度的仇恨，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法国大革命之后，是血腥的报复，不仅国王被砍头、贵族被砍头、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被砍头，就连许多革命领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头。

托克维尔的书成了王岐山的安慰剂，那就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改良，自己监督改造自己。习近平对党绝对领导的坚持，希望通过党对中国进行全面控制。但王岐山和习近平都没有或不愿认识到中国的腐败、社会冲突恰恰在于共产党的体制本身，党垄断了绝对的权力，从而产生触目心惊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寄生在这个体制上的毒瘤。不改革政治体制，只会养痈遗患，殊不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当今中国是一个安慰剂泛滥的时代，中国人吃安慰剂，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会平稳地走向宪政民主。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除了当吃瓜群众，看权斗大戏外，就是禁言、个人崇拜、强力维稳、向司法独立亮剑、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政治体制改革无望，毛泽东的文革幽灵再现。香港人吃安慰剂，相信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谎言，结果今天惨遭中共蹂躏。国际社会吃安慰剂，幻想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民主化，甚至愚蠢地将中国推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的崛起破灭了他们的幻想，不得不联手围堵中国。可谓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有意思的是，中共领导人也吃安慰剂，以为中共只要对内极权，对外开放就能永久执政，红色江山代代传。但安慰剂的药效是短期的，难以持续。当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国际社会从安慰剂中醒来，看似强不可催的中共政权就会风雨飘摇，走向最后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