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为林彪翻案 出逃不是耻辱而是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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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容易，特别是有争议的人物。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是说当一位政治人物走入历史后，他的所作所为也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表现，那么后人就可根据他以往的言行进行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人物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权者的好恶，并被他们所操纵。当权者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需要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与真相，以达到维护、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目的。正因如此，历史人物的形象往往会被人为地拔高或贬低。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被当权者“论定”了的人物，日后却被重新评价。一些被当权者定性为“伟光正”的人物，时过境迁后却被洗净铅华，成为势利小人；而一些被当权者定性为“反面”的人物，也不意味着永远背负骂名。历史上一些被当权者定罪甚至杀害的人物，若干时日后被沉冤昭雪。

林彪，就是这样一位被现在中共当权者“盖棺”但却未被“论定”的历史人物。

本文章的文字内容，主要取自丁凯文先生《百年回首话林彪》和《林彪案演变之始末与辨析》两篇文章。丁先生是文革史专家，对林彪的研究独具一帜。

第一，林彪修补了毛泽东神像的裂痕

中共建国之后，林彪深受伤病之苦，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修养的状态，但并远离政治核心，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的八大前后。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在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这是毛泽东首次确立了林彪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1959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主管军队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于建国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乌托邦空想和专制皇权的泛滥，中国的发展历经了巨大的曲折，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造成中国政治生活的扭曲，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到引发全国性的大饥荒，毛泽东的神话逐渐破灭。而林彪领导下的军队则喊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全军上下掀起了学毛著的热潮，“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应运而生，及时地修补了毛泽东神像上出现的裂痕。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林彪发表了一篇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林彪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失误，但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事实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政治家开始一步步卷入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漩涡。

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卷入文革的漩涡，虽然林彪被动地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但是正是由于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支持，致使文革运动如燎原之火烧遍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彪参与其中当然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子虚乌有

事实并非如此。文革当中一切重大的方针决策，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是毛泽东一人决定，毛泽东从未找过林彪这个“副统帅”协商、讨论，毛泽东只是在作了决定后通知一下林彪，有时甚至连通知都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唯一要求就是替毛掌管好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保驾护航。林彪相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因此，林彪与文革开始时众多的中共元老是一样的，他们在毛泽东的威权下，都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所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分发表的讲话和指示对文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风光程度远非其他中共元老所能比拟，因而也更多地为后人所诟病。

林彪趟文革的浑水只占了林彪一生当中短短的五年时间，林彪影响力基本上也只在军队内部，并未进入政府部门，也未进入党务部门。林彪以军人的身分跻身最高领导层，实非林彪个人能力所能承担，以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性格和不择手段，林彪骑虎难下，也种下了林彪后来倒台的种子。

第三，林彪的悲剧源自极权政治

林彪作为军事家，其才能青史留名，但是作为政治家，他却一失足成千古恨。以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来看待林彪，林彪的命运实际上并未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这一政权的本质特性。中共政权虽有现代国家的共和、民主之名，但实质上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体制下，毛泽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是中国皇权政治体系在现代社会的翻版，毛之晚年尤甚，一任外戚、内侍弄权，江青及其党羽犹如汉初及唐初之吕氏、武氏一族，康生、汪东兴等犹如汉末之十常侍及明末之魏忠贤。而林彪之于毛泽东则与中国传统皇权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毫无二致。

如果我们以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加以比较的话，毛泽东对林彪与汉高祖刘邦对韩信之关系很相似。在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韩信襄助刘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汉朝江山的建立居功厥伟，以致刘邦自己在与群臣探讨楚汉胜败之原因时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区区一句话即点明了韩信在楚汉天下之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然韩信之结局却异常惨烈。汉初时韩信被封为楚王，但刘邦对这些异姓王并不放心，这时有人不失时机地向刘邦打小报告，《史记》记载说，“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刘邦则借机“天子巡狩会诸侯”而“游云梦”，从而一举擒拿韩信，刘邦对韩信宣布的罪名是“人告公反”。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而无需确凿的证据。二千年后的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了几乎与刘邦一模一样的手段，在1971年8月的“南巡”途中，毛泽东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性质属“篡党夺权”，是十恶不赦的“谋反”。毛泽东与刘邦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刘邦当时还是“有人”上书举报 韩信谋反，而毛泽东干脆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分来了个“毛告林反”，正统帅“举报”副统帅要“谋反”，毛泽东的“举报”当然无需什么证据，只要“金口玉言”即可。显然，以手段的狠辣方面而言，毛泽东比刘邦还要更胜一筹。

如果我们再细审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和 林彪所起的作用，林彪之功绩也只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朝”有实际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建立的不过就是历朝历代以来又一个“朝廷”而已，其实际上的进步意义甚至还不如孙中山之推翻满清王朝，这一“新朝”并未将中共政权体制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其专制独裁的程度令当年被推翻的国民党也瞠目结舌。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毛泽东和中共的胜利却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又一次轮回的开始，及至中共建国近四十年后才开始有所醒悟，不宁晚乎？因此，林彪个人的悲剧亦源于此也。

第四，周恩来的恶远超过林彪

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传统的观点来看，看其人对人民是否有所“德政”，即“恩泽万民”。历史上倍受人民尊崇的人物，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常有出现者如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等，皆属清官，他们的身后也颇得人民的怀念。文革结束后，大陆在贬毛的同时，掀起了褒扬周恩来的热潮，全国上下对周恩来的评价甚高。但是以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周恩来之助纣为虐实比林彪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但对二者之评价何以有此天壤之别？撇开官方的大力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周恩来确有关心民间疾苦的一面，在紧跟毛泽东“抓革命”的同时，还不忘“促生产”这个事涉国计民生之要事，并在自己有生之年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

如果我们阅读林彪早年发表的言论和文革中的一些讲话稿，林彪也是极为重视经济建设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林彪在号召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时，亦每每强调不可忽视生产建设。那个被毛泽东否定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就有林彪的影子，它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将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的四届人大报告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也是林彪这一思想的延续。只不过林彪并未主导政府机构和国家建设，林彪的思想不为广大世人所知罢了。

第五，林彪出逃终结了文革苦难

不少人对于林彪的出走存在重大误区，谓之曰：不顾“革命气节”和“民族大义”，乃至 “叛国投敌”云云，因此，林彪的的出走当属“卖国”。但这些看法，是不客观和公正的。
所谓“革命气节”是针对中共自己而言，而“民族大义”则是针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到了彼时彼地早已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如此“气节”有何保存之价值和意义？放弃了如此的“气节”又有何可惜以致值得大张挞伐呢？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深受党化教育的人恐怕至今也还是没有搞清楚。就文革浩劫而言，打击文革中的极左派势力，终结这一动乱就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林彪敢于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在世时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堪称壮举，林彪虽然未能成功，但是林彪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913事件”从表面上看，林彪的确身死蒙古大漠，但是林彪在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意想不到之处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部署，使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使毛氏文革走入穷途末路。“913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检讨文革策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起用邓小平等人，由此埋下了文革彻底翻盘 的种子。怎么能说林彪对此没有贡献呢？这正是林彪大智大勇之表现，难道林彪像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整死在黑屋子里就符合“民族大义”？就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吗？

这些人还可强辩说，林彪出走到了外国就是“叛国投敌”。殊不知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里，当人们面对无可抗拒的政治迫害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逃亡不等于“叛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的出走即属逃亡避祸，只不过，林彪的出走在中共自己看来实属大逆不道。时至今日，人们的思维是否也该与时俱进，有所醒悟呢？

综上所述，林彪在文革中，极力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和主张“破四旧”，对文革灾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承担历史责任。但林彪的悲剧是中共极权政治造成的，他只是毛泽东的棋子和工具，并最终被抛弃。林彪的出逃不仅使文革进入风烛残年，而且为中国劫后余生提供了机会。只是五十年后的中国又在重复文革的悲剧，不禁令人五味杂陈、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