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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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之后，“专制”的国民政府不失君子之风，继续还政于民的进程。根据国大决议，着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启宪政民主。但共匪此时开始忧虑“民主联合政府”弄假成真，妨碍其武装夺取政权的既定目标，可又不便公开反对。于是拿出政治流氓另一手法，胡搅蛮缠。

共匪拒绝提交国民大会代表人选，理由是名单只能交给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可国大决议中并无此规定，而且会期已写明在同年(1946)5月5日。政府欲商定联合政府委员会的名额，中共又不真心合作，拉民盟强要14席。开始政府同意12席，后让步至13席，认为只要你争得非共人士一票，就可行使否决，中共死活不答应，并威胁抵制制宪国大，尽管席次问题与制宪无关。很显然，共匪在故意制造僵局。[14]

事已至此，蒋中正认为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他于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表示：“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剿共），两年内恢复经济。”

然而，蒋中正是无法撇开美国放手独立决策的，因为美国还在谋求国共和平统一。调停特使马歇尔对民主联合政府念兹在兹，坚决反对军事解决，施压政府继续与共匪作无谓之谈判，认为联合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反促共党扩大叛乱之决心。蒋明确告之共匪要武装夺取政权，而且当时共匪正在苏中与国军激战。可马氏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完全充耳不闻。

针对马歇尔的强行干预，蒋中正曾当面质问：难道没有共党参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他在日记中痛鞭马氏“神经错乱”，“冥顽不灵”，“毫无政治常识”等。但毕竟国民政府反共建国离不开美国盟友的支持，所以明知政治和解无望，也只得配合美国与共匪流氓继续谈判扯皮。但蒋氏亦自嘱“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

马歇尔为推动和平统一，还要求国共双方停止仇恨猜忌宣传，以营造和解氛围。但只是作为君子一方的国民政府响应，共匪流氓则不屑一顾。当时大批苏北难民逃离共区到南京，向新闻界控诉共匪土改暴行。这本是国民政府向国民揭露共匪假民主、真恐怖的绝好素材。可《中央日报》等反共媒体都奉命不予报导。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祯回忆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15]一位国军将军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以免刺激中共。[16]与此对照，获准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公然宣扬共党理念，炫耀共军战绩，公布国军被俘将领名单，洗脑民众，瓦解国军士气，引发国统区混乱和恐慌。马歇尔畏共，连累国民政府也被迫做了东郭先生。

共匪还利用国民政府的善意和宽容，在大城市鼓动学潮请愿、罢工罢市、集会抗议等，掀起一波波抨击政府的舆论战，把民怨引向政府。1946年6月的上海人民反内战请愿团和1947年5月宁、沪、苏、杭等地知识界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都是共匪地下党操控民意、抹黑政府的阴谋。共匪在其所谓“第二战线”对政府的另类攻击，是国民政府丧失民心，最终撤离大陆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切与美国不合时宜地强行推动与共匪的政治民主化有很大关系。

1946年11月，在延期等待一次之后，政府给中共保留席位召开国大，通过了中共先前参与制定并认可的宪法，迈出宪政民主第一步。中共却指责政府单方面召集国大蓄意分裂，污蔑其为伪国大，伪宪法。连马歇尔都不得不说：“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即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马氏还以为中共真在乎政治民主化。

1948年中华民国正式行宪后，共匪叛乱已失控。为因应剿共之战时状态，不得不增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扩大总统紧急应变权力，使之不受制于刚刚施行几个月的《中华民国宪法》。马歇尔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除了让政府耗时费力，自寻烦恼，引狼入室之外，又回到原点。

其实共党无论从本质还是目标，都最不可能实行民主。共区内赤化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未停止，所谓“民选”政府实为极权暴政，共区人民绝无任何民主自由可言。美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可惜既看错了对象，也选错了时机，结果是美国上了大当，帮了共党的大忙，让国府吃了大亏。

再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君子之间的游戏。而国共分歧是君子与流氓的对立。流氓不会认同君子的规则，自然也不应享有君子的待遇。硬把流氓当君子对待，吃亏的必然是君子。美国错把共党当成正常人类看待，奢望流氓无赖接受文明规则，害人害己，愚不可及，其深刻教训至今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