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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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姑息养奸的整军协议

马歇尔来华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协助政府整编军队，取消共党武装，实现军队国家化。

但是，整军谈判就像先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政府也是被美国强拉入戏的，因为这个议题在重庆谈判时就因共匪无诚意而搁浅。当时强硬反共的赫尔利大使力挺国民政府，共党尚且拒绝让步。如今由亲共的马歇尔主持谈判，政府更无胜算。虽然共党也装模做样地在军队国家化的政协决议上签了字，但它们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马歇尔也不明白，对美国而言，二战结束意味着和平到来。而中国则不然，抗战之后马上面临共匪颠覆政府，赤化中国的绝大危险。强敌当前，国军本应积极整补，提高战力，出击进剿，戡平匪祸。但政协通过的整军协议却要求军队大幅度缩编，显然不符合国民政府之剿共战略。为了配合美国，政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马歇尔主持制定的整军办法，让政府军大批官兵被裁撤编遣不说，共匪非法武装却得以保留，取消共军的目标化为泡影。

关于整军方案，国民政府提出混编，即国共双方按比例缩编复员各自军队之后，取消共军建制，官兵拆解打散后，并入国军序列，不能允许中共再有自己的军队。

然而，共匪坚拒国府的混编方案，因为毛泽东早就说了，共军一枝枪、一粒子弹也不能交出。但它们表面上却拿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军队属于人民，必须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不能将军队交予国民党一党政府。马歇尔闻之竟无言以对，毕竟中共的花言巧语也符合他使华的思路。

只要对中共的本质和历史稍有了解便知，共党信奉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什么军队国家化。不解除共党的非法武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根本无从谈起。但马歇尔为尽快完成使命，没有站在反共盟友一边，而是支持共党的所谓统编。

马歇尔提出，国共以师为单位统编成军，两个国军师加一个共军师，国军任军长；两个共军师加一个国军师，共匪任军长。这一方案的离奇在于，允许共党叛军保留师级建制，等于使共军合法化，背离了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再者，本来共匪就极善于附体渗透，因此才被蒋中正清党驱逐。马歇尔等于重新引鬼入门，共匪军长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指挥国军。用周恩来的话说：以一个军长、两个师长，还怕不能影响其余一个师？而在国府军下的共军师则绝无可能听命于国军军长。

在国府看来，如此整军形同儿戏，共军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有了存在的理由。这一整编方案的实质是对共匪叛军的认可与保护，完全违背了国民政府的意愿。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的历史恶果犹在眼前。当初共匪假意接受国民政府统辖，实际上只领军饷，拒听军令，视所有阻碍其扩张者为顽固派，方酿成今日国民政府之心腹大患。

不过，整军协议尽管允许共匪保留师级建制，亦规定需先行缩编至十八个师，继而十个师。而毛泽东要通过整军消弱国军，保存自己，以便彻底消灭国军，颠覆国民政府。因此它命周恩来与马歇尔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周借口中共军队缺乏正规训练，需要时间培训，才能达到正规化的标准。马歇尔不知是计，表示可在共区开办军事学校，由美国军官训练共军，还答应为共军十个师提供装备。他在此之前还曾提议让只有陆军的共军在海空军亦各占三分之一。马歇尔真可谓急共军所急，想共军所未想。

依照文明的习惯，马歇尔特别看重正式协议的作用。他以为共党同意在整军协议上签字，自己就真的完成了杜鲁门军队国家化的使命。在1946年2月的整军协议签字仪式上，志得意满的马歇尔，竟指责起国府中曾给他忠告的正义人士：“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繁荣及生存权利。”但协议墨迹未干，到底谁是君子，谁是流氓，谁又是空喜一场，很快就见了分晓。

根据整军协议，军队复员应立即实行。国府从46年3月即开始缩编国军，军改师，师改旅（裁一团），大批官兵复员，其中既有所谓杂牌军，也有黄埔系，以至后来还闹出轰动一时的“哭陵事件”。而共军在华北以裁减老弱残兵来应付中美共三人小组的核查，本应裁撤的部队则以解放区地方武装名义保留。而东北共军更如入法外之地，肆无忌惮地扩编。

整军协议要求一个月内提交部队及裁军名册。国府按时向三人小组提交了国军90个师的表册和前两个月部队复员次序表，而共军则拒不执行。马歇尔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就是国军因单方面裁军而自损武功，共军则视协议如废纸，无所顾忌地扩充人马。马歇尔终于领教了中共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但也只能咽下他一手造成的苦果，因为他对共党毫无约束力。马氏军队国家化的努力恰似镜中花，水中月，沦为笑柄。接下来的停战问题更让他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