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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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蒋中正认为必须放弃政治解决。这才有上文提到的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为避开马歇尔的纠缠，蒋中正远上庐山，指挥关内国军剿共。蒋明知此举会与马歇尔直接冲突，但为了国家免于赤祸，无惧美国可能的制裁，表现出一个大国领袖的道义担当和顽强的反共意志。

有人以此批评政府不要和平。但问题是停战令就像美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主权国家政府使用合法武力平乱的权力。更何况共匪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即在山东等地向国军发起报复作战，政府宽延两次仍不悔过。因此，国军挣脱美国的无理束缚，采取军事行动实乃天经地义，毋庸置疑。

而马歇尔在历时半年，与共匪两次和谈均无效的情况下，仍不肯承认美国调停政策的失败，在两个月内八上庐山，逼蒋停战和成立各种名目的谈判小组与中共扯皮。蒋中正则坚持，可以谈判，但共匪必须无条件接受政府方案，否则不轻言停战。蒋告诉马，共匪只能靠优势武力收服，希望美国盟友理解和协助。但他得到的竟是杜鲁门的警告信：如果和平解决无进展，美国将重新审定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马也强词夺理说，和谈虽然不能保证共党不再叛乱，但更有和平之希望，因为战争会导致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则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可问题是，共党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并正在武装颠覆政府，而不是什么滋生的问题。那段时间，共匪正集中兵力组建野战军，全力反叛政府。蒋不但要指挥前方作战，还得分心应对身后美国的干扰。

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使出杀手锏，下令对中华民国实施军火禁运，前后近一年之久。而这一年正是国军在兵力、战力、士气、装备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扫平共匪叛乱的最佳时期。马歇尔自己畏共也就罢了，可还阻挠国军剿共；美国自己釜底抽薪也就罢了，竟要求盟国如英国等同步跟进，全面封杀国军获得武器弹药的渠道。而与此同时，苏联正把二战时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约40多亿美元的美式重型军火（国军抗战时所得美国军援仅8亿多美元），经北满陆路和辽东半岛水路，源源不断支援共匪。于是乎，国军被切断补给，装备越打越少；共匪的美制军火却“要多少有多少”。绥靖特使马歇尔与苏联“联手”助共，使国军渐入绝境。蒋中正在8月19日日记中写道：“共匪猖狂益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

8月6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发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狂言。当天马歇尔还在庐山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堂堂美利坚，横扫西欧，完胜日本，军力声威，傲视全球，却被向日军乞和的共匪称为“纸老虎”，不啻为天大的笑话，更为天大的羞辱。可是，仅仅从第二次停战令之后的几件事观察，马氏为美国赢得的这项“殊荣”也许并不冤枉。

7月11日，马歇尔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加入已被证明完全失败的调停，而这一任命本身就是对共匪妥协的结果。他原本提名强硬派魏德迈，因中共反对才改为中共推荐的司徒雷登，开启了美国外交事务由中共决定的恶劣先例。斯图氏上任后，和马歇尔一样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坚持蒋向中共敞开和平大门，充当共匪的说客。[24]

7月29日，共匪在河北安平镇伏击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队，打死美军三人，打伤十二人，事后还反咬一口。马歇尔没有像先前对待国民政府那样声色俱厉，而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10月5日，中共抓住马歇尔惧怕谈判破裂的软肋，以退出谈判来要挟。马氏竞不顾五星上将的荣誉和美国国格之尊严，追随周恩来到上海，假设饭局乞求其返回南京，被周一顿训斥责骂后，灰头土脸，悻悻而回。蒋在日记中说：“此次马特飞沪访周，竟碰壁至此，此其认为从来所未曾遭遇之侮辱，从此或可觉悟共匪之不能相与乎？”

美国越软弱，共匪越强硬；共匪越嚣张无忌，美国越压政府妥协。结果国民政府两面受敌，难以施展。国军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平乱，反而要像做错事一样遮遮掩掩。比如苏中战役初期，国军作战计划事先被匪谍侦知，放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国军被迫叫停攻击部队，结果反被动挨打，损兵折将。[25]整个1946年，国军始终无法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地进剿，而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在马歇尔的压力下，政府又第三次、第四次单方面停战，士气大受影响不说，原计划一年内完成的剿匪计划完全作废，战事拖延下去。

1946年11月共党拒绝出席国民制宪大会，国共关系破裂，中共代表返回延安。马歇尔在中共眼里已如敝履，失去利用价值，甚至碍手碍脚。而马却毫无自知之明，居然托周恩来带话，请中共决定是否希望他继续调停。他等来的却是《解放日报》社论之当头一棒：“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统一战线，将在民国三十六年迅速发展壮大…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了世界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直到这时，马歇尔才终于放弃调停。

暗然神伤又满腹委屈的马歇尔回国前发表声明说：“我希望能向美国人民声明，在故意歪曲和诬蔑我国政府的行动，政策和目的方面，（中共）的宣传毫不顾及真像，毫不顾及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清楚地证明其坚决的目的在于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在于煽动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憎恨。面对这种公然的污蔑和对事实的完全漠视而要保持沉默是困难的”云云。（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针对现在的中共）不可思议的是，马歇尔仍心有不甘，离华前还要求政府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讨论“停止冲突与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

马歇尔最大的悲剧在于，他直到被中共抛弃，也没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敌友，还坚持认为国共分歧是缺乏互信，还在各打五十大板。蒋中正说他冥顽不灵，神经错乱确也中肯。

马歇尔调停失败，铩羽而归，却升任国务卿，继续反蒋政策。国民政府受美国牵制，在47年4月改组政府时仍为共匪保留席位。直到美国解除武器禁运后，才于同年夏放开手脚剿共，通缉共匪头目，取缔共党，厉行全国总动员，拯救国家于危亡。此时距蒋中正于45年下达剿匪密令已过去近两年。而共匪叛乱早已成燎原之势，国内局势全面恶化，平乱灭共的最佳时机早已一去不返。屡战又止的国军，士气衰竭，优势不再。没有持续强大的外援，戡平共匪已希望渺茫。

1948年11月，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政府，派宋美龄赴美，当面请求美国盟友的支持和援助，但被杜鲁门所拒。1949年4月，国民政府拒绝了共匪的逼降条件，同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中国大陆沦陷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