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烛光存亡激发抗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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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



特区政府一举压下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不错又一次煞停了数十年来的悼念活动，但压迫与反抗同生，由支联会被迫停办六四集会一刻开始，悼念活动已获赋予新意义，由行礼如仪的周年致意，变成以记忆抵挡遗忘的真实抗争。

当防疫专家袁国勇以至特首都宣告第四波疫情完结，警方反以防疫为由取缔集会，又得到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认同，那就莫非说，疫情清除了，公众集会也无法回到从前，因为审批者不会考虑防疫与集会可以并存，例如加强集会的防疫措施（如口罩、社交距离、减少人数），也不会让烛光晚会举行。

据说终审法院的案例早已指出，政府有义务做好应有安排，保障市民可以行使基本人权。如今集会一年又一年被否决，为香港法治感不安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不妨扩阔眼界，由注视公众批评法官影响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再思量一下，政府禁止集会如何贬损人权、法治。

其实当局动用公权力取消六四集会，反映当权者对六四惨剧欠缺说服力，以改变公众对当年武力镇压民运的想法。三十二年了，多数香港人依然深信八九民运无罪、反贪反腐有理，也深信每年六四烛光晚会，尽管只是和平聚会，追思逝者，也是力所能及，以示坚守公义的立场。也只有如此，才有望追究行凶者的责任，进而改弦易辙，走上民主富强之路。多年来，香港人恍如柔弱的烛光，虽则无力改变外在环境，但一点一点的光亮汇聚起来，总可照亮漆黑一片的维园，筑起无形但不倒的道德标杆。

久而久之，维园烛光晚会已成一度精神力量，警权或可扑灭烛光，却制止不了它的传承。维园集会今年被指违法了，不要紧，没有大台的日子，只好寻找合法的空间，各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悼念六四，大家各尽己能，互通声气，即使各处一方，却在社会不同角落相伴同行，以微小而坚定的行动，将信念传承下去。

三十多年来，六四烛光晚会是致意多于抗争的活动，支联会的五大纲领更是止于呐喊呼吁，从来都行动缺缺。但随着疫情过后当局又以疫情为由禁制六四集会，当知大势不妙，烛光晚会前途未卜。不过，这种挑战，讽刺地赋予悼念活动另一番新意义。面对高墙，民间悼念除了走向化整为零，并将成为记忆对遗忘、真相对谎言的抗争。

官方的进逼也帮助反对力量的结集，拉近民主派与本土派的距离。过去本土派大多对六四悼念活动不闻不问，甚或反感，但取缔烛光晚会，代表悼念历史事件的和平集会也不能保留，其他抗争活动就更难有例外，民间的活动空间势必收紧，因此需要放下分歧，站在坚持悼念的一方，争取表达政治理念的自由，以伸张民间发声的基本权利。

五月底以来，网上流传不少悼念方法，都尽显民间智慧，在此不必细说。大抵来说，大家各施各法，以合法途径通过不同渠道，向八九民运致意，向死难者致哀，公然宣示自己的立场，以示民心向背，官方根本无法阻挡从不同角落渗出的悼念信息。

更重要的是，纪念致意不限于六四前后，也不限于政治表态。为了拒绝遗忘、守护真相，不少人正赶紧整理历史，以更有效方法，让公众和下一代更清楚认识八九民运及其前因后果，并通过民运历史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和难题，前景和希望。六四集会也许不再来，这段历史却绝不会从此消失。

也有人深信，纪念六四不仅是回首前尘，追究责任，以彰显公义，更是传承六四，活出历史，追求有尊严的人生。简言之，六四不仅是用来纪念，也是中国人未完之梦，香港人接上历史之棒，就不但是每年行礼如仪，更要为民主坚持下去。

烛光晚会的存亡，激发丰富的抗争思考和想象，即使改变不了晦暗不明的局面，但大家亦无愧于心，反正自己没被这局面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