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上的中国“盛世”和正在到来的天翻地覆

Macedon

张杰

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有人认为政治倒退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国人生活一片繁荣祥和，可谓马照跑，舞照跳。傅国涌先生在他的文章《悬崖上的盛世》中却不这样看。他写道：距今一百年前，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当时在湖州中学读书的少年茅盾曾和同学们前往参观，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那时，离清朝垮台已近，社会潜伏着深层的危机，朝廷不知，官员不知，一般民众也不知，表面上整个社会仍是祥和的。如果我们再把时光拉长到明末，清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将自己挂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但江南秦淮河仍然游船如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人说，过去40年的中国是近代15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这话粗看起来，好像有理，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如何细究起来，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最好的时期？从宪政改革而言，过去的40年比不上清末，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民主选举和公正司法而言，比不上民国。仅从经济而言，我们既要看到繁荣的盛世，也要看到贫困卑微的农民，也要看到因无路可走，而不断发生的报复社会的事件。

6月5日下午4时27分，中国安徽省安庆市发生报复社会事件，一名男子在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造成5人死亡，1 5人受伤。傅国涌说：按官方媒体的说法，今天“中国正逢一个千载未遇的盛世，然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盛世”表演，又一场权力的超级盛筵，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权力的脆弱和不自信，无限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很强大，可以把国家机器高度动员起来，并采用一切高科技手段，来为这场盛宴保驾护航，一系列安保措施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的麻烦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处处都掩饰不住权力视人民为敌的心态.表面上的繁华鼎盛遮掩不住骨子里的糜烂和自私，因为权力私有化，权力只为掌握权力者服务，失去了最后的公信力，盛宴再多，也只能证明权力生怕失去盛宴的虚弱与恐慌。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生活在盛世中，那也不过是悬崖上的盛世，随时都可能跌落无底的深渊。”

“如果将一切统治者不喜悦的资讯过滤乾净，我们确实只能看到一个漂亮的“盛世”，没有矛盾、没有危机、似乎万年永固的铁桶江山，又是奥运、又是大庆、又是世博，一场盛宴连接着另一场盛宴，一个狂欢连接着另一个狂欢，为了这些超级的盛宴，为了这些自我陶醉的狂欢，全能的权力可以不惜血本、全力以赴，这也是权力自我确认、自我强化的绝对需要，若没有这些盛宴与狂欢，权力担心眼下这个自己制造的盛世无法得到证明。”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很自信。习近平常说四个自信和平视世界。但实际上，中国远不是自信，而是狂妄，不是平视世界，而是傲视世界。今年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口吐狂言称，“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甚至在20、30年前，你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傅国涌则认为：然而，无论如何精心装饰，精密布网，总有许多疏漏之处，不用说各地不断发生的官民冲突，层出不穷的人为灾难……在那些可恶的杀童者变态扭曲的心灵后面，我们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变态扭曲的社会，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的严重脱节，正在把眼前的社会引入不可预测的灾难当中。

“这个社会仍然以权力为绝对中心，权力的膨胀和贪婪都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历史进入了一个我们不曾遭遇过的新时代，一位自称胆小怕事、瞧不起自己的老教授对我说，今天已进入一个权力“去遮羞布化”的时代。权力之所以“去遮羞布化”，第一是因为缺乏权力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约束权力的健康社会力量也没有机会得到迅速的成长，权力的爪牙可以四处伸展，无所顾忌。第二原本使权力不用赤裸登场的装饰品，比如乌托邦的那套说辞几乎已完全失效，没有人从心底里相信那些东西，毛时代比现在要严酷得多，可怕得多，借助革命的或者其他什么神圣的名义，权力随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许多人被迫自杀还要喊万岁，但是，那个时候毕竟还有大面积的人真诚地相信那套说辞，用说辞的美丽把嗜血的权力包裹起来，权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操刀，让人看清它的不义。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乃是国人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对权力的真实面目看得越来越清晰，使权力无所逃遁。第四个因素是包括互联网、手机短信这些新技术的广泛普及，使权力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不可能像昔日那样神秘化，更不可能神圣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的登场。从一个大的尺度来衡量，这也许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权力被迫与我们直接面对，恰恰证明，我们离权利约束权力的时代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每一天华丽上演的盛典，不仅不能消解那些潜藏在社会深处的危机，相反，只是将危机一层层地遮盖起来，等待着总爆发的日子来临，大量的迹象都可看作是示警。如果我们将这六十多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的矛盾累积、天怒人怨，通过邓的开放政策，将私人生活、物质上致富的空间重新打开而暂时消解，后三十年所积累的矛盾一点也不亚於三十年前，除了开放公共生活、在制度上精神上让国人过上真正有选择的正常生活，别无其他的路可走。”

有人说，中国人宁愿选择躺平内卷也不愿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也有人说，三十二年前八九六四的枪声和坦克让中国人吓破了胆。但在中共对八九六四信息的封杀下，又有多少躺平的青年知道六四的故事？如果说，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视生命高于一切，在生命的面前，自由民主都可以抛弃，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三十二年前天安门发生的震撼世界的民主运动呢？“八九六四“不正好说明，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没有什么中国特色，与人类社会同一个颜色。过去的八九民主运动，今天还会发生吗？

傅国涌说：“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是高度扭曲、畸形的。媒体没有独立性，都在权力的管制之下，文化除了朝向对权力无害的娱乐化方向挣扎，其实也没有多少空间.权力高度垄断，不仅垄断全部政治资源，而且垄断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民营企业虽已佔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特别严重的是权力对土地的垄断，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因为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断出现公民点火自焚的恶性新闻，意味着权力公开掠夺公民利益的进程在加紧，公民捍卫合法权益的代价极为昂贵.权力与权利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释放出十分危险的信号，关系到这个变态社会向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是不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

既得利益者不断地为这个时代辩护，为权力的所作所为进行堂皇的辩护，但是在严密新闻管制之下披露出来的大量资讯，仍然以不可抵挡的方式每一天都在强化这确乎是一个“去遮羞布化”的时代。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在制度上提供解决社会矛盾、危机的出路，无论做什么，注定了都将无济於事。接二连三的杀童案透出了未来危机爆发的血腥气，以及不可预测性。掌权者如果具备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判断，今天最应该张罗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盛宴，不是自我讚美和诱惑乃至强迫人们讚美这个悬崖上的“盛世”，而是和民间社会一同面对这个失衡、扭曲的变态社会，寻找一条多赢、共赢而不是权力通吃的新路。

找不出这样一条新路，我们的社会最终很可能在失控、暴戾和动荡中化为灰烬.权力是世上最大的腐蚀剂，它可以腐蚀人的心灵，让人变得自高、蒙昧和无知，以为权力就是一切，有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千年来，在这块权力主导、不知权利为何物的土地上，依赖权力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改变起来确实难乎其难，自上而下推动转型的希望早就越来越渺茫，通往一个正常社会的路也因此变得曲折，充满了许多未知的因素。”

以上，我们通过傅国涌的文章回答了四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平静祥和？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的自信？如何看待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答案很明确，那就是中国的平静祥和背后是暗流涌动和地火蔓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贫富悬殊、腐败盛行和严重的社会不公；中国的自信恰恰反映出它的自卑和焦虑、惶恐；中国人一直对自由民主抱有强烈的追求，网信办删帖删到手摊就是明证。“八九六四”这一页中国没有翻过去，32年前天安门广场响起的枪声将化为今天摧古拉朽的暴风雨和震耳欲聋的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