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14)

dandenong

（三）尼克松背信弃义，出卖反共盟友

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共的动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既低估了中共对自身安全的极度担忧，也忽视了中共与美国，特别是美国高层接触的深度渴求。因此，本来可以对等互利的解冻，变成美国对中共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亦予的蚀本交易。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但得到了，而且还大的出奇。

尼克松与中共发展关系，台湾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从美国的角度看，正视中共的存在并不需要否定台湾的现实。如果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国家关系又何尝不是？实施尼克松主义不应也不必以牺牲中华民国的利益为代价，两者兼顾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是中共迫使美国二选一，而尼克松居然接受和顺从，这才是台湾成为问题的实质。

中共方面尽管事先通过在中情局卧底多年的共谍金无怠，掌握了美国有意解冻修好的情报，但它们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底线并不摸底。中共当然想撤军、废约、建交一步到位，但也知道那是不现实的。毛泽东对斯诺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37]毛之所以态度相当软化是因为中共当时有求于美国。

中共既然无条件欢迎尼克松来访，也就不指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基辛格本人就收到过报告，周恩来在接见一个法国代表团时说，中国绝不接受两个中国，但可以“和这个事实状况共存”。[38]实际上中共已作好台湾问题上谈不拢的准备，因为它们并不打算让台湾问题妨碍联美制苏的大战略。

也许是中共不奢望美国轻易放弃中华民国盟友，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几次口头和书面回复中，都只提出美国从台湾撤军，而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共。比如，周恩来在1971年5月29日给尼克松的亲笔信中写道：“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39]鉴于事关重大，相信这封信是经过毛泽东本人过目并批准才发出的。可见毛周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所节制，期望值并不高，因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

中华民国反对美国承认中共，却不会反对美国以事实为据而双重承认。在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一事上，蒋中正就曾展现务实态度，而并非绝对的“汉贼不两立”。蒋中正最初曾同意在保留安理会席次的情况下，与中共并存于联合国。后来在安理会席次必然被中共占有后，也默认了中华民国只作为一般会员留驻联合国。再后来，他甚至也可以忍受沙特“一中一台”的新提案（即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直至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主持下决定是否独立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联邦）。[40]

总之，如果尼克松真如他在宣布访问北京时所说，美国寻求与共产中国的关系，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展现务实态度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参照两德、两韩模式处理与共产中国的关系。国务卿罗杰斯就建议尼克松，美国应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各自管辖区的合法政府（dejure government），在寻求与前者更多接触时，保持与后者的国家关系和协防条约。[41]如果美国坚持原则，中共再不情愿，也只能面对两个中国并存的现实。毕竟从中共的角度看，美国总统来访和致力改善两国关系，就已经是癞蛤蟆原本做梦也吃不到的两大块天鹅肉了。

但是，尼克松死心踏地与中共修好，认同中共所说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把台湾视为包袱，以出卖台湾向中共递交投名状。他清楚美国当时的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公然背叛反共盟友在国会与民间都没有市场。因此他采取黑箱作业，所有有关与中共和解的计划和行动，都只跟基辛格一人商议，连国务卿罗杰斯，助卿格林等都被蒙在鼓里。[42]

解密以后的文件显示，尼克松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事先未经过全面战略权衡，基辛格也缺乏周密有效的谈判策略。否则，考虑到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导致共产势力的扩展，处于第一岛链中心的中华民国的作用和价值就更加关键，美国驻台力量至少不应消弱。美国也完全可以利用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观望态度，在谈判中掌握主动，迫使中共让步，实现美国及自由世界利益最大化。可悲的是，尼克松对自己拉拢共匪的方针已迫不及待，走火入魔，他唯一担心的是叮嘱基辛格谈判时“不要看起来像在出卖台湾。”[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