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庆在即 中共创造的91种精神何为真？

FRANKSTON

源: VOA


“为什么找不到100个精神？为什么只有91个精神？”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针对中共宣传官员竞相挖掘中共“伟大精神“如是问。

3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告诉媒体，百年中共创造了91种精神，“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新时代伟大的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

2月，习近平发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号召，并明确指出，中共百年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你讲你的精神 我过我的日子

“在我看来，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这种东西，人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 黎安友教授说。“这是一种用来鼓舞人心的讲法，让你明白我们应该热烈起来、积极起来。‘行了，行了，我积极了、热烈了，现在我要去购物了，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业务’，因此，让党去做所有这一切吧。”黎安友认为，“大多数人不会真的相信它，因为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宣传。”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共产党员网”上，辟“中国精神”专页，列28种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到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到抗战精神、雷锋精神、探月精神。

独立学者高伐林指出，单从表面看，对这些精神的罗列就实在混乱不堪。“像‘五四’明明发生在1919年、中共诞生之前，却把五四精神生拉硬扯按在中共头上；像抗战精神、劳动精神、探月精神，怎么看也无法说是中共、中国的独特精神贡献；有些分明是中共的重大失误，却被粉饰美化，例如抗美援朝精神。还有如脱贫攻坚精神，中共自身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连年政治运动造成严重损失、剥夺农民，是造成极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中共补救自己造成的损失，却反而拿来炫耀。”

去年8月1日，新华社刊出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的采访《百年大党精神引领力》，罗列了40多种精神，包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中国现在正进行一场大规模运动来控制对历史的认识。” 将在7月1日迎来91岁生日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如果如实讲述中共的历史，那对习近平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他正试图编织一个新的神话，来净化中国现代史中的中共党史。如果你不赞成最伟大学者、政治家、其他学者的观点，那你就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你就被指否定历史。”

苏区精神是对“求真务实”的血腥践踏

高伐林说，仅抽查一下《共产党员网》列举的全部伟大精神的内涵，不少名不副实，像“苏区精神”，2011年11月4日，即将接任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定下苏区精神的内涵：“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史实告诉我们的正相反，”高伐林说。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陆续开始长征，中共控制的苏区是民穷财尽，一片残破，经济崩溃。“

“苏区的实践，是对“求真务实”的血腥践踏。”高伐林说。中国已故杰出历史学家高华在《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列出的血淋淋数字：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杀害AB团1000余人；1930年10月到次年1月，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

习近平说苏区精神是“一心为民”，而历史告诉人们，“苏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高伐林说。

高伐林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十天成立的分裂、傀儡政权，这个“国中之国”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工农检察、教育等部门，下设18个省、4个直辖县。

“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当兵吃粮脱产半脱产人员就达三四十万人。”高伐林说。“青壮年被动员参军，剩下的老弱妇幼农民成为农奴，劳动成果被以革命名义几乎掠夺殆尽。政府按辖区300万人规模发行公债300万元，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买后又搞运动要农民把所购公债无条件退还政府。”高伐林说。

掩盖罪错证据是确保党“伟大”的一贯手段

《共产党员网》的中国精神专页上，中共建政后时期入选了“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焦裕禄、雷锋、王杰精神，和劳模、劳动和工匠精神。

“这只是压制中共执政记录真相战略的延续。”英国前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Roger Garside）说。“我知道中共党史不会真实描写毛泽东1958年造成的大饥荒”。

盖斯德当时是在香港与中国边界上的一名英国士兵，“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逃离中国大陆进入香港，他们在铁丝网下和在山谷的边界上爬行，我与士兵们在观察，这使我看到了中共统治的一些现实，四千六百万人过早死亡，你不会从这本党史中看到这一段，我敢肯定。”

掩盖犯下罪错的证据是中共为确保“伟大、光荣、正确”而采取的一贯做法。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就是，1961年，周恩来在知道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官员准备了有关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统计表后，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那几名官员：销毁了没有？当听说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较早提出中共“精神谱系”的是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陈晋。他在2016年中共建党95周年时撰文《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伟大的事业呼唤着伟大的精神，艰苦卓绝的奋斗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领导人民熔铸锻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 他写道。

当时他列出的30来种精神，其中还包括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排精神、经济特区拓荒牛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但到《共产党员网》中国精神专页的28种精神里，这些改革时期的精神消失了。

这精神、那精神，最后是一场精神病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的高文谦说：“陈晋这个人我认识，花费心思用这么多形容词来铺陈渲染，也真是难为他了。中共的所谓‘精神谱系‘，就是一个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大杂烩，这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什么事情都要拔到精神的高度。这种大杂烩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不断​‘烙烧饼’、出尔反尔，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肆意涂抹的历史写照。毛在文革时提倡’五不怕精神‘、’反潮流精神”、‘造反有理精神’，和邓时代、江胡时代的精神，能一样的吗？这精神、那精神，说了半天，最后就是一场精神病。”

“毛泽东当年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为人民服务，奋斗牺牲救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一丁点吗？中共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它的反面，为了维护一党之私，无所不用其极。这次为了100周年党庆，官方御用文人​编篡出来所谓中共的‘精神谱系’，写得天花乱坠，刻意拔高习近平，投其所好，为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需要服务，在历史上一钱不值，只是一个笑柄。”高文谦补充道。

高文谦曾就职于中共中央文献室，1989年六四镇压后愤而去国，在海外写出了《晚年周恩来》一书。高文谦说：“在文献研究这个位子上就要说违心的话，有脑子的人都明白，可还要说一些假大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你说精神痛苦不痛苦？”

控制对历史的书写权是共产政权都做过的事情。“这对于共产政权来说并不新鲜。”孔杰荣说。“许多俄罗斯幽默人士曾拿苏联的口号开玩笑说，他们会说：‘主席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历史是不确定的’。”

“因此，谁来决定历史？”孔杰荣问。“控制当下的是党，所以，共产党今天控制着当下，而习近平则控制着党，他决心要编一部亮丽、干净、纯洁的中共党史，一部不得谈论许多曾经出现过的非人性的可怕事件的中共历史。”他自答道。

“中共总结了这么多精神，却没有宪政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甚至没有提到实事求是精神。”独立学者高伐林说。“这既符合中共百年走向的历史实践，也明确表示了中共在新时代的价值指向。”

“我认为，尽管孩子们被拒绝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但我认为，有些知识还会存在。”英国前外交官盖斯德说。“而且有许多人，数百万人，他们出国接受教育，他们有机会看书，回到中国，他们虽然必须闭上嘴，生活在极权环境中，但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并不无知，”盖斯德表示。

盖斯德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共高层发生政变的半虚构新书《中国政变：朝着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他说，在他描述的一场政变中，“图书馆将被打开，档案将被公开，事实将被告知，公众的愤怒将会爆炸，像火山爆发一样，对抗那些长期以来压制真相的人。”

习近平制造思想垄断 企图重建毛时代价值观

独立法律学者虞平对中国的观察是，习近平跟他前三代的中国领导人最大不同是，虽然前三代领导人也强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习近平是要重建中国价值观的正当性。

“不仅在文件上全面强调、全面总结、全面阐述，而且他通过行政方法，通过对资源控制的方法，通过全面的动员，或说洗脑，他在做这件事情。”虞平说。“他（习近平）完全制造了一个思想垄断，这个情况跟文革以前，或者说共产党前30年非常相似。”

但黎安友对习近平用红色基因洗脑的最终效果表示怀疑。他说： “是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宣传的更为成功之处在于它使人们忘记某些事情，但它并不能让人们相信某些事情。”

“如你所说，人们不知道‘六四’、不知道文革、不知道毛做了些什么，”黎安友说。“但是，人们是否具体地相信某某精神？大多数民众并不会太在意那些东西。”

黎安友认为，中共宣传28个也好，91个也好，“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这总的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精神， 就是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老人可以搬山，我们可以以我们的意志克服困难、做任何事情。”

“我想大多数中国公民都领会了这个讯息，那就是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志愿主义’，精神至上。”黎安友说。

但是，黎安友认为，中共的这套系统的核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人们，教给他们这些愚蠢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去读大学，越来越多的人去海外——去年特殊，因为大流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国际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去旅游，越来越多的人有车、有房、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

“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着想，过自己的日子；另一方面，他们感谢这些年党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黎安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