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錯誤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歷史唯物論的問題在哪裏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了誰？

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之壹的歷史唯物論，是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但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史證明，不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生長了某些社會主義元素。資本主義好比是壹棵大樹，現在，在這棵大樹上嫁接了社會主義枝葉（東方馬列式的社會主義亦應該如此，但其路徑曲折、漫長得多）。這是人類文明的新曙光。由此而引起我們反思的是，歷史唯物論存在什麽問題呢？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還“科學”嗎？

前篇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和對歷史觀的補充

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原本闡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對唯物史觀作了如下闡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我們判斷壹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壹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恩選集》第二卷，第82-83頁）
可以將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闡述概括出以下要點：
第壹，經濟是社會變革、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
第二，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邏輯關系；
第三，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
第四，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在於：凡是把經濟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的是唯物史觀；那種把思想、精神看成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的或決定的力量，便是唯心史觀。

恩格斯的修正：經濟的絕對性中加入了相對性
盡管我們把馬克思上述對唯物史觀的闡述稱為經典性的闡述，但實際上，每壹種理論在提出之時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它需要在各種批評中加以補充和修正。
1890年9月（馬克思已去世7年），恩格斯在給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壹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壹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7頁）
恩格斯的修正是明顯的。經濟因素不是“唯壹決定性”因素。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而言的。對歷史進程發生影響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形式，各種性質的憲法和法律，哲學和宗教的觀點等等，經濟的決定作用就是在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下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如果把歷史看成僅僅是由經濟這個因素促使其演變的，那麽，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在信中還進壹步說明：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人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壹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壹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8頁）

這裏，恩格斯對歷史觀提出了壹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人的意誌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就突破了唯物史觀的框架。因為所謂唯物史觀，只承認物、經濟，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否認人的意誌、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重大或決定作用。因為，承認或主張人的意誌、人的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不就是歷史唯心論嗎！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說，歷史事變總是由許多單個意誌的相互沖突，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彼此激蕩的結果。所以，影響歷史進程的除了物還有人，除了經濟還有人的思想。
後來，即1894年1月，恩格斯在給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又說：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並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6頁）
就是說，上層建築的各部分對經濟基礎，對歷史發展也產生著積極的、或消極的作用。

波普爾：歷史有規律嗎？
針對唯物史觀，波普爾（1902-1994）著有《歷史主義貧困論》（1957）壹書。
波普爾所指的“歷史主義”是指歷史的行程遵循著客觀的必然性規律的壹種學說。波普爾不認為歷史的行程是遵循客觀的必然性規律，因此他是反對歷史主義的，也即是反對唯物史觀的。
波普爾認為，自然界的演變過程和人類無關，如宇宙間星球的運動，生物的進化，地殼的變動等。因此，任何科學如果發現了自然界某壹領域的客觀的必然規律，人們就可以據之預言未來，如天文學可以預告日月食，地質學可以預告地震等。而人類歷史的歷程和人類密切相關。歷史活動就是人的活動，歷史事件是因人的活動而發生的。歷史過程無不受到人的主體的影響。人類的歷史即使存在客觀規律，由於無不受到主體意誌的影響而引起改變，因此歷史是沒有客觀規律的，也因此，歷史是無法預言的。所謂預言，或多或少滲入預言者的主觀期望，所以波普爾認為，預言改變著被預言事物的本身。因為預言本身就參與並影響著歷史的過程，所以真正的預言是不可能的。歷史只能進行解釋，這種解釋是多元的，非決定論的。
波普爾反對歷史主義的另壹個理由是，真理必須能夠經受正反兩方面的檢驗，尤其是反面的檢驗，波普爾稱之為“證偽”。波普爾強調，凡是不可能以證偽方法進行檢驗，就不可能成為真理。真理是顛撲不破的，證偽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去顛破它；只有用盡了壹切辦法都顛撲它而不破，它才有資格稱為真理。
在波普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觀，也可叫做“經濟的歷史主義”，這種主義的錯誤在於“相信歷史的預言乃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馬克思認為歷史運動有著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且“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同時這個規律又是可以檢驗的，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蘭西第二共和>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但是波普爾認為歷史是隨著人的認識可以作出不同解釋的，所以沒有客觀規律；更為重要的，歷史主義所設想的那些烏托邦預言，如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人類必定實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都是不可檢驗的，因而不能認為是真理。所以將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社會科學不如說是壹種社會倫理學，即社會說教，是中世紀神學史觀的別名。
波普爾提出了“證偽”說，繼而認為馬克思根據歷史主義所作出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預言，是不能得以“證偽”的，因而否認歷史主義的科學性，這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壹次重大挑戰。波普爾還進壹步指出，根據歷史主義，根據決定論，所引出的結論也好，預言也罷，必然是烏托邦，只不過是壹種幻想，而且還是人們為之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幻想。對波普爾的這壹理論，是對還是錯，國內外學術界至今未見明確的回音。兩種對立的理論，如果壹種是對的，意味著另壹種就是錯的。如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對的，那麽妳就要拿出能推翻波普爾理論的學術論文來。

張顯揚：歷史的選擇性
張顯揚（1936—2013），著有《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2003）的長文，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了批評。
張顯揚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歷史變動中的原因都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這個決定論提出了質疑。他說，為了反對“唯心論”從思想上去尋求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馬克思在解釋歷史變動時，抽掉了人的思想、意誌對於歷史變動中的能動作用，而把目光專註於經濟方面，宣布經濟是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
張顯揚指出，歷史領域中的因果聯系與自然界的因果聯系存在著重大的區別。“在自然界，因果聯系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結果直接決定於原因，原因直接產生結果。”“社會歷史領域與此不同：沒有人的思想、意誌和行動，任何前件（原因）都不會自動地產生後件（結果），這裏的因果聯系是通過人的中介、人的活動實現的。”
在大致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即原因，包括經濟原因），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為什麽？
張顯揚認為，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主客觀原因，總有人和物兩方面的原因，但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那裏，只有客觀的原因，只有物的原因，把人的主觀的思想、意誌以及由此產生的行動，都抽掉了，就只能都歸結為經濟這個終極原因。歷史主體是人，是人的活動的記錄。但在唯物史觀中，人的作用不見了。人的思想、意誌和他們的行動在歷史變動中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歷史決定論中的這個“決定”，“就是抹煞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把人僅僅當作經濟必然性的玩偶。”
雖然馬克思並不否認歷史舞臺上人的活動蹤影，但人們的活動畢竟是受經濟狀況支配的，只能在經濟必然性設定的軌道上唱歌跳舞，因而只能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張顯揚則認為：“人的真正的能動性，決不僅僅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而是在社會發展的轉折關頭或者說關鍵時刻，可以選擇發展的方向。”特別當社會的發展處於十字路口的時刻，此時如果有偉大的歷史人物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對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福祉具有無可估量的積極意義；如果作出錯誤的選擇，就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災難性後果。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乃至現代史，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曾經歷了多次選擇，中國人在這種壹次又壹次的選擇中渡過了刻骨銘心的歲月。

所以張顯揚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人們不斷地作出選擇的歷史。沒有選擇，就沒有歷史。選擇，這是人在歷史過程中真正的能動性的表現。”
張顯揚將這種歷史觀稱為“歷史選擇論”。他說，人類的歷史過程始終存在著“趨勢與選擇”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歷史就是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前人在種種發展趨勢中作出選擇之後，經過努力、勞作和辛苦，造成種種新的趨勢；當代人就在這種種新的趨勢中作出新的選擇，然後又是努力、勞作和辛苦……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把歷史推向前進。當然，這個過程，充滿著矛盾和鬥爭；不同的利益群體會有不同的選擇，矛盾和鬥爭不可避免。究竟哪壹種趨勢能夠成為發展之優勢，取決種種主客觀條件，此外，隨機因素也起著相當的作用。
張顯揚說，他提出的“歷史選擇論”現在還算不上是完備的理論，他只是希望“恢復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希望歷史理論不再見物不見人，而是見物更見人。他說，恩格斯晚年在《費爾巴哈論》中對歷史唯物論作了新的概括，說歷史唯物論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恩格斯提出了這個命題，表明他對唯物史觀有了新的認識，但他來不及將之發揮成新的理論了。

人的意識主導人類的生產活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意識，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可是，生產力完全是壹種自然力嗎？不。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是人的生產活動才出現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生產力。而人是有意識的生命體。人們所從事的各種生產活動，從來都是在人的意識主導下的生產活動，它貫穿於整個人類生產活動的歷史過程：從遠古的原始社會直到今天的現代社會。既然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無疑是說，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的意識。意識，從人類出現的那壹天起，就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種主導性力量。
我們還可以作進壹步的分析。人們從事生產，必須借助於生產工具。當人類還不會制造工具時，就利用自然界現成的石塊、木棒等作為工具。後來，對這些石塊進行簡單加工與使用（對木棒的加工物，在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消失），就是人類的石器時代。這種十分簡陋的原始工具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類十分低下的意識和十分低下的生產力。隨著生產活動中經驗的積累和智力的提高，人類發明了鐵制工具（銅器應用於生產甚少見，可以忽略不計），生產力於是出現了壹個飛躍。人類進入了鐵器時代——相當於人類的農業社會時期。到了近代，人類又發明了機器並運用於生產，生產力又出現了壹次大的飛躍——人類進入了工業社會。也就在這壹時期，科學技術日益廣泛地應用於生產，生產效率、生產成果日新月異，物質財富的湧現令人眼花繚亂。現在，人類不但進入了電力時代，還進入了電子時代，信息時代，進入了後工業社會。人們所說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無非是說，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獨居鰲頭，說明知識、科學技術——造些人類的精神創造，對於物質生產的主導作用愈來愈突出了。這有力地說明，是意識決定物質（指人化物質，不是自然物質），而不是相反。總之，人類的歷史表明，生產工具壹次又壹次的更新換代，推動人類的歷史跨上壹個又壹個的臺階；而各種生產工具或大或小的發明，無不是人類意識（思想、精神、知識）創新的結果。這說明，人的意識才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動因。馬克思重視了生產力，卻忽視了生產力背後推動生產力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動因——人的意識。這是唯物史觀壹個明顯的缺陷。
還有，人的意識的壹個重要方面，是對於利益的追求。人們為什麽要忙於生產，以致辛勞有加，殫精竭慮；為什麽要維護私人財產，宣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了利益。對利益的追逐是社會生產發展永不枯竭的動力。如果人們從事生產不是為了利益，這若不是十足的虛偽，就是壹個無意識的人了。馬克思說，人們所忙碌的壹切，無不是為了物質利益（大意）。人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但是，要提高勞動者對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必須能獲得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奴隸制被廢除，除了對奴隸缺乏應有的人格尊重，還因為奴隸的繁重勞動得不到應有的物質回報，奴隸對勞動因此興趣淡然，它的淘汰出局，乃歷史之必然。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連年衰退，農民連溫飽都難以滿足，其原因也是農民對生產勞動缺乏興趣。大鍋飯式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致使農民的勞動付出和成果回報互相脫節，誰願意為集體流汗出力呢！說“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毛澤東時期嚴令禁止，可是它終究擋不住能使利益到位的承包制的期盼。這個微不足道的個人利益，卻是改變歷史的決定力量。壹個資本家、私營企業主，從投資決策，到企業管理，到新技術的應用，再到產品的營銷，無不盡心竭力，不辭勞苦，根本原因是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亦即利益的最大化。市場對於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它隱藏著壹只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每個人的利益。所以亞當•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為了使生產物在市場交換中獲得成功，業主們便得作出種種努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成為優勢者。這種出於自利的目的，結果達到了利他的效果，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以產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奧秘。
利益是壹種強大的支配力量，無論是什麽人——帝王，貴族，平民，或者總統，學者，科學家，到普羅大眾，無論在什麽時代——遠古的，中古的，近代與現代，以及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利益總是至高無上地指揮著人們有序不紊地忙碌著。對利益（當然是正當利益）的追求，作為人的壹種不可磨滅的欲望和意識，實在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母動力。

上層建築也決定經濟基礎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是歷史發展的單線決定論。
那麽，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是否具有決定作用呢？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哲學教科書都說，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某種反作用，從來不承認具有決定作用。
明確說出“上層建築決定論”是顧準。（請見《顧準文稿》第341頁的註文：“對不起，我在這裏又在吹噓我的上層建築決定論了。”）
顧準是如何亮出這壹重要觀點的呢？
他說：“有些侈談什麽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壹種經濟現象，它也是壹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決定，什麽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顧準文集》第318頁）
顧準是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也會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觀點時提出上層建築決定論的。
什麽是資本主義呢？顧準說，我也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作過多年的探索，我發現，他的定義，集中在壹點上：“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主義階級。”（《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附註）
顧準認為，歷史上中國從來不缺少自由勞動者。對照中國的狀況，顧準指出，還應當補充：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國家的商業本位，科學技術，合理經營的知識，宗教革命所激起的崇尚節儉積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選民意識，是產生資本主義的諸因素。後來，他再次強調，“法權體系、思想體系是其後來強大物質力量由以長成的基礎”。（《顧準文集》第323頁）
（壹）
首先看看法權體系對於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有著怎樣強大的後勁。
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古羅馬就頒布《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壹部成文法典。其內容雖龐雜，但主旨是保護財產所有制。至公元六世紀三十年代，東羅馬帝國國王優士丁尼安在位時編纂了《優士丁尼安法典》等三個法律匯編。優士丁尼安死後又匯編了《新敕》。至公元十二世紀，集四個匯編鑄成《國法大全》，史稱“羅馬法”。羅馬法對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系，如所有權、債、契約等都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可以認為是保護私有制法典之範本。如恩格斯所說：“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最完備形式。”（《馬恩選集》第3卷，第143頁）該法典對後世資本主義私法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成為許多國家立法的依據。歐洲各國法律，除英國外，大多淵源於羅馬法，形成所謂羅馬法系。如法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即《拿破侖法典》）就是依羅馬法制定的。它規定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無限制和契約自由的原則，規定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恩格斯說它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馬恩選集》第4卷，第248頁）。影響所及，是“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本”（《馬恩選集》第3卷，第395頁）。
英美法雖不屬羅馬法系，但在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等權利方面，兩個法系的精神是相輔相成的。代表性事件是1215年6月英王約翰被迫簽署的《自由大憲章》。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權，保障封建領主、教會的特權及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收額外稅金；非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將任何自由人逮捕、監禁、沒收財產；保護市民的商業自由等。大憲章和此後的“權利法案”、“人身保護法”，成為英國確立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性文本。
1519年，西班牙卡斯提臘國會向國王宣稱：“陛下，妳要知道，國王只是領俸給的國家公仆。”英國憲章運動影響之深遠，可見壹斑。
英國“光榮革命”後，洛克於1690年寫了《政府論》下篇。該篇闡述了政府的起源，政府的目的，政府的職權以及公民的權利。關於公民的權利，洛克提出了人身權，自由權和財產權，他把保障公民的財產權視為最重要的權利。他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政府論》下篇，第77頁）。還說：“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同上，第87頁）
這個發源於希臘羅馬的西方國家的法權體系，無不在齊聲高唱壹個主旋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法是保護權的法；這個權的核心是公民財產所有權。顧準壹針見血的指出了中西之法的重大區別：“這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權聯系在壹起的。可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以及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法首先和權聯系在壹起的。”（《顧準文集》，第316頁）在中國，代之以財產所有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公民的財產，歷來沒有壹個明確的所有權概念。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這個以私有制為核心的法權體系，早已為商品生產的大發展奠定了法權基礎。有了財產權的安全保障，資本家才會大膽投資，並盡力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大批商品的湧現，作為商品交換的平臺——市場，自然應運而生，並從國內市場擴展到海外市場。市場的開拓和競爭，又促使商品的品種、質量不斷增多和提高。這時候，我們可以看清，私有制原來是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第壹功臣。所以顧準說，以為對財產所有權缺乏法律保障的中國也能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這是壹種“侈談”。
資本家在生產經營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那麽，政府是否會眼饞而動用權力，掠取某些重要項目壟斷經營，從而限制資本家的經營範圍呢？對不起，對西方世界來說，政府官僚們，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解放”到這種地步，就是說，壹代又壹代的政府官員，壓根兒不會想到去幹投身經營、以權獲利的那些事兒。這種現象是實行公有制之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才出現的新鮮事。
還有壹個怪現象。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方，可是，這個學說為什麽至今沒有撼動過西方各國的私有制，卻只在東方的壹些國家安家落戶？這個現象用的著為顧準提出的法權傳統來解釋。經濟基礎的不變（西方社會）與經濟基礎的大變（蘇聯與中國大陸等），不同的法權體系起了決定性作用。根深蒂固的財產所有權的法權觀念，使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遇上了不可超越的障礙，只得避開歐美大陸，改道東行。

（二）
我們再來看思想體系怎樣影響社會面貌？怎樣決定歷史走向？
思想體系涉及很廣泛的內容。它是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宗教、歷史等領域的觀念與學說的總匯。前面所述的法權體系就是其中之壹。西方思想體系、或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是它的壹個核心概念。

個人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是壹個正面概念。它是關於個人權利和個人價值的學說。就個人權利而言，財產所有權是其基礎，此外還有人身安全權，言論、信仰自由權，政治參與權，工作與休息權等。就個人價值而言，人生而獨立、平等、尊嚴，個性應自由發展，人的價值應獲得自我實現。價值的自我實現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每個人都要開發自我，盡最大努力實現自身的價值。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五個層面，其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賦和能力，認為這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這是個人主義的最高層次。
個人主義的思想滲透到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決定著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的全貌。
就政治領域而言，認為每個人天然地具有人身安全權、自由權與財產所有權等權利；這些權利每個人是同壹的，不因社會地位不同、財產多寡、信仰與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別。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壹種自然權利，不可轉讓，不可剝奪，故稱為“天賦權利”。不過，社會如果沒有公共權力，每個人的天賦權利就會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人們需要組織起政府，來防範與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組織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天賦權利不受侵犯，政府的職責就在於此。洛克著述《政府論》專門闡述這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這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其出發點卻是個人主義的，可也是西方近代民主政體掘起的根源。
至於經濟領域，人們忙於商品生產為了什麽？為了賺錢，為了利潤。第壹為了利潤，第二為了利潤，第三還是為了利潤。這是赤裸裸的個人主義。就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那樣，資本家從事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為了利他。個人利益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但是這種經濟行為雖然從利己出發卻達到了利他的結果。而且也只有達到利他的結果才能實現利己的目的。所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雖然都出於利己的考慮，但只要他們的經營活動不有害於他人，而實際上也有利於他人，那麽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應當說也在為他人利益服務；而且也只有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樣，利己與利他就達到和諧的統壹。而市場為利己與利他的統壹提供了橋梁，提供了機會。可是，在市場競爭中並非每個參與者都能獲得成功。為了成功，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就要使自己的推銷物適銷對路，價廉物美，就要不斷地采用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企業管理……這樣做的結果，就有效地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這就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奧秘。因此，斯密主張，每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競爭。斯密這壹思想被社會廣泛接受後，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其出發點同樣是個人主義的，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秘密。當然，前提是，生產資料必須是私有制的。
個人主義在文化科技領域，同樣大放異彩。
近代的歐美，人類文明出現了跳躍式的發展。這壹歷史時期發生了壹系列的革命：文藝革命，產業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等。發生這些革命，十分重要的是因為出現了壹批卓識超群的偉人，他們提出了新思想、新理論，發現了新規律、新事物，發明了新技術、新工具。這是壹個巨星璀璨、傑出人才輩出的時代。

偉大時代的來臨與傑出人物的湧現相聯系；而傑出人物之能為傑出人物，是因為實現了各自的自我價值。
人生而平等。這僅指法學、政治學意義而言（而且限於自由國家）。在生理、智力上，人是有差別的。
上帝給予具有特別天賦的人僅只壹小部分。其中，有的人思想敏銳，有的人想象力豐富，有的人記憶力超強。有的人善於抽象思維，有的人長於形象思維。有的人富於正義感，面對社會不義不平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道義之責，而有的人擅長經營，結果為社會創造滾滾財富。如此等等。
多樣的天賦，我們才有多彩的世界。但這完全有賴於那些具有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除了本人的勤奮努力、不懈追求，十分重要的，還需要有適宜人才成長的土壤。
譬如，目前中國應試式的教育體制，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的動力與目的，就是為了應付壹次又壹次的各種考試；每次考試決定著應試者的前程，因此無論家長或學生都疲於奔命似地應對。這種教育體制把學生全都塑造成了“考試工具”，結果各種特殊人材就此遭之扼殺了！這種損失之巨大無可估量。特別是對於具有思想家、科學家胚胎的稀缺人材，其成長尤其需要寬容的社會環境。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標新立異的見解，往往是對權威定論的超越，與世俗之見亦格格不入，如果壹開始就加以簡單否定，對於社會進步是壹巨大損失。而思想家、科學家實在是人類社會中最寶貴、最稀缺的財富。歐美國家早於中國三個多世紀就進入了近代社會，原因之壹，在那裏思想家、科學家群星璀璨；而在中國，這壹時期思想家、科學家寥若晨星。中國為什麽至今沒能像歐美那樣湧現壹批思想家、科學家？原因是中國缺乏能讓思想家、科學家脫穎而出的土壤。國外評論家指出，中國GDP雖已居世界第二，但沒有壹件屬於原創性科技成果的生產品，出口的多是大眾的日用消費品。中國如果再不重視“開放思想市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對中國的忠告之壹），再不重視對特殊人才的開發，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上面所說的是，個人主義——這個西方思想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產生了多麽重大的決定性作用啊！
個人主義在中國則完全是另外壹種命運！請見《辭海》中對“個人主義”的詮釋：

——“壹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原則。”“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個人主義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根本對立，對革命隊伍起著腐蝕作用。”

因此，個人主義成了卑賤的見不得人的思想和行為，成了過街的老鼠。
因此，要狠鬥“私”字壹閃念。
因此，個性，個人利益，個人理想，個人奮鬥，都成了貶斥的對象，壹個個被打入因此，中華文明，漸次衰落，不再輝煌。
實際上，個人主義根本不可能遭之驅逐。那些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比社會主義國家更少個人主義；而在蔑視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個人主義在特權者那裏卻擴大到無限大。
（三）
日本與中國的近代現代化路徑，是思想文化決定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發展的兩個典型事例。
日本也經歷了德川幕府兩百六十年的專制統治、閉關鎖國的歷史時期。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後立即實行對西方的開放政策，向天地神明宣誓，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等維新基本方針，為建立近代立憲政體，特別是開議院、立國憲奠定了基礎。隨後，民治政府大刀闊斧地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改革等級制，允許土地買賣，允許自由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使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領域迅速現代化。日本的這壹西方化的文化選擇，頃刻使其成為亞洲的第壹強國。
面對西方文化，中國則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立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半西化政策，不僅被當時的也是以後的中國統治者認為是最好的國策。當時的洋務派就認為，在堅守政治體制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學習、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才是中西合璧、優勢互補的正確選擇。在他們看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徹底西方化的選擇，乃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丟棄，得不償失。但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長期處於躑躅不前（有時甚至倒退）的狀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20年過去了，回首這場戰爭，當今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是“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之間的壹次較量，中國之敗，在於制度與觀念之敗。
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文化，壹個是全方位地引進（即所謂“脫亞入歐”），全方位地改革舊制度，全方位地建立起西化即現代化制度。壹個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東方島國與西方世界遙相呼應。壹個則在保存原有舊體制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引進西方文化，結果壹直未能跨進現代化的門檻。壹個多世紀了，面對世界先進文化的沖擊，窮於應付，忙於設防，壹次又壹次地挨打，壹次又壹次地挫折。這種被動的局面何時才能結束？！
這個離我們不太遠的故事，說明文化體系不但決定經濟基礎，也決定政治制度與歷史走向。
要不要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依然是當今中國需要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大問題。今天的中國，除了還沒有卸掉“文化民族主義”的包袱之外，還背負著壹個更為沈重的文化包袱，那就是共產極權主義。這個文化包袱使中國通向西方化的通道更阻隔萬水千山。然而不打通這個通道，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終究是個夢想而已。
可以說，中國的問題，從近代到當代，始終存在著壹個文化選擇的問題。
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遷更直接說明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
中共立國之初那場消滅地主經濟的運動，以及由此而導致農村土地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改變，百分之百是上層建築——國家權力直接作用的結果。隨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共產改造，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純粹是以國家權力為杠桿的。從此，私有制被送入墳墓，公有制壹統天下維持了約二十五個春秋。到1980年之後，私有經濟又從墳墓裏走了出來，公有經濟逐漸地有所退縮，直到今天出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與私有和其他經濟形式共存的局面。經濟基礎前後的重大變化，有時雖有底層民眾的推動（如推行“包產到戶”），但關鍵還是決策者權杖的指向。雖然，公有化運動來源於共產主義空想（思想決定），而促使公有經濟的退縮是現實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存在決定），但不能否認，兩者變化的決定因素，都是權力的主導作用。六十五年了，上層建築改變壹切。
結論是什麽呢？
第壹，兩種基本的力量在推動歷史的發展，壹種是生產力、經濟的發展，促使上層建築的改變，推動歷史的進步。壹種是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尤其是國家權力也決定經濟基礎的變化，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命題比較適用於人類早期的解釋，顧準認為，就中國而言，適用於先殷到殷，殷周制度變革，兩周到秦之間的變革。到了近代現代，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科學技術，這些上層建築的元素對經濟的發展的決定作用愈來愈凸顯了。這壹點，請歷史學家作出具體說明。
第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對歷史的發展作用，呈現兩種不同的情況：壹種是正面的積極作用，壹種是負面的消極作用。後者導致生產力的破壞，文明的衰退，人民的苦難，直到歷史經過曲折的彎道後走上正道。人類尤須防止上層建築的消極作用。

自恩格斯以來，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斷地在進行著修正與批評。
唯物史觀忽略了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忽略了人的意識、思想、意誌與願望（所謂“人心所向”）、忽略了人們創造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忽略了社會法權制度與政治制度對於歷史發展有著重大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觀的這些缺陷，說它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壹般規律，不如說它所揭示的這壹規律連壹半也沒有。如果我們把經濟的、政治的、科學技術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種種偶然性事件都看作是對歷史發展起作用的因素，那麽，歷史發展的進程與前景是極其不確定的，是不可預先下壹個既定的結論的。
唯物史觀的另壹個缺陷是，以純粹的邏輯推理作為構建這壹理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而生產關系所由構成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又導致整個上層建築或快或慢的變革。如此，把十分復雜的歷史發展變得很簡單了：歷史發展無非是三項元素——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的邏輯演進。這不免誤入機械論和形而上學之嫌。
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目的要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築是必然要被歷史所否定的，代替它的是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下面的論述將要證明，這種先驗主義的預言如何遭到歷史的嘲弄。
後篇 作為論證工具的歷史唯物論

馬克思的本意
馬克思難道沒有想到，人的思想、意誌，人的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嗎？對此，我們難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們只能說，唯物史觀的內涵，要求撇開人的能動性，將人的能動性剔除於人類歷史發展之外，進而全然否定唯心史觀。另壹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壹條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恩格斯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為什麽？因為這兩論雄辯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唯物史觀告訴人們，即使是人類社會壹般的歷史發展，其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爾後引起上層建築的變革，最終都可以歸結為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終極原因。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這壹規律更加明顯地凸現在人們的面前。所以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831-832頁。）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壹段很有名的文字。這段文字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如果唯物史觀是壹個公式，那麽，馬克思這個對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判斷就是這壹公式對於資本主義命運的具體應用了。
所以，唯物史觀實際上是壹個論證工具，它論證：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是由唯物史觀這個鐵的法則決定了的。
馬克思的另壹個重大發現，即建立於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則從經濟理論上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勞動價值論揭示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使工人階級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困境，由此使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造就工業化社會大生產的同時也造就了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
馬克思就此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關於無產階級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主張，都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提了出來。
在此之後，馬克思著書立說，就是為這壹預言提供理論論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創立，都是為此目的。
本來，預言之是否正確，只能待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只有當預言被歷史所證實時，才可以認為是正確的預言，否則，便是錯誤的。
馬克思等不及他的預言由歷史來加以證實，因而以理論來加以證明。
可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之後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是向著他所預言的另壹個路徑發展的，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存於同壹共同體之中；無產階級沒有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命運，他們的物質生活隨著社會文明水準的提高也隨之得以改善；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並沒有因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達到與之不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依然屹立，沒有被推翻。如此等等。
在這種歷史現實面前，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預言錯了。
接著的問題是，預言錯了，那麽，證明預言的理論還正確嗎？
只能遺憾地說，這些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同預言幾乎是同樣的命運。
關於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的錯誤，早已為中外學者所評述。
唯物史觀呢，它的命運似乎比剩余價值論要好壹些，但如同“前篇”所述，問題也不少。
這裏還可以補充，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革命不是純粹地由經濟、由生產關系不能容納生產力所引起的。最近壹個很明顯的例子：1991年蘇聯、東歐劇變這壹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是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極權性質所導致的。中國自1980年以來的改革包括1989年的“六四”事件，其主要指向也是政治領域的改革；只是由於當局的壹再回避而使矛盾不斷積累，不斷激化。要改變這種現狀同樣不是在經濟領域中去尋找出路。抓政治改革才是抓住了牛鼻子。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俄國的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其直接動因都是非經濟性的。……

歷史唯物論所面臨的兩大難以逾越的障礙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現存的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舊的生產關系必將發生變革。這個變革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在現實中，它面臨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是馬克思沒有想到的。
第壹個障礙：文明社會秩序之基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自從氏族社會解體以來，財產私有制的存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譴責私有制之聲成為壹種思潮。可是，維護私有制的主張仍然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見。
財產所有權成為西方法系的基石，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公元前五世紀羅馬的《十二銅表法》產生第壹部私法以來，直到公元十二世紀以羅馬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完備形態。以《自由大憲章》（1215年）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在維護私人財產和公民自由等權利方面與羅馬法系的精神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近代以降，西方各國進入了憲政時代，各國憲法、民法無不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意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為維系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各領域良好秩序的基本保障，是文明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
既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西方近代以來憲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人權的基本內容，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革命目標，就是對西方法律體系的根本性顛覆，也是對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來所確立的“天賦人權”原則的傲慢挑戰！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主張能否撼動西方的法權傳統呢？須知，要逾越這個歷史障礙，對法律制度不甚完備、法治意識處於朦朧狀態、人權概念尚無確立的國家來說，或許並非難事，甚至不成其為是壹種障礙（如果妳手中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如果妳面對的是西方國家，在那裏，經過幾個世紀的思想啟蒙，人權概念已堅如磐石般地確立起來；在那裏，國家（政府）的職責是保障人權，如果踐踏人權，這個政府就會被趕下臺；在那裏，如果敢於侵犯私有財產（不要說消滅私有制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會被公眾視為盜賊而成為眾矢之的。馬克思不但沒有考慮到西方社會悠久的法律傳統，也把人權原則置於腦後了，竟把“消滅私有制”這壹共產革命的目標從1848年起就確立為他的基本思想。由此可以認為，原來馬克思主義是反西方文明，反西方傳統的異質文化。這種文化肯定不可能為西方社會所接受。要在西方國家消滅私有制，乃是天方夜譚，如緣木求魚。
第二個障礙：公有制的致命內傷——社會動力機制的缺失
私有制是有弊病的，它導致社會的貧富不均，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等等。
於是，壹些思想家、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方案。
但是，公有制實行之後將會怎麽樣？盡管理想主義者對於公有制條件下的社會寄予種種美好的期許，但對於公有制實行之後的社會現實將會如何，畢竟是個未知之謎。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是公有制壹統天下。結果如何？經濟衰退，國家貧窮，農民連溫飽都得不到解決。到了後毛時代，開放了私有經濟，經濟開始復蘇，但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企業壹直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持續，前後已有六十多年了。那麽，實行了公有制之後的社會究竟怎麽樣呢？對這個問題，今天我們終於有了發言權。
總起來說，推行公有制後的社會狀況比私有制下的社會狀況更糟！
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這種私有制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顯眼了。
公有制下還滋生了壹個特權階級，即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利用權力集中社會財富占為己有，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貪婪、最放肆、最不擇手段的盜竊集團，掠奪集團，腐敗集團，剝削集團。他們要堅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天堂。
更為致命的是，公有制喪失了社會的動力機制，其病竈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壹無可救藥的內傷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必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棄兒。這是歷史唯物論又壹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是在公有制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然仍然需要他們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責任心，創造性大為受損、受挫、受抑，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生產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或壞，盈或虧，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它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它也無需為企業的巨額虧損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企業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決定了他（他們）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由於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這好比是壹艘拆除了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這個致命的內傷決定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對馬克思先驗的即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判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對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註入私有經濟，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籍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們早就撐不到今天了。
公有制的這種命運馬克思是絕對想象不到的。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兩個落腳點——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