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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水良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幾十年來,我寫了許多、許多論述國家和政權的文章,闡明了國家的地域性質、全民性質,批駁了馬列主義階級國家,階級暴力,鎮壓機器等等的謬論。同時也論述了國家地域性全民性,與國家政權階級異化之間的矛盾。指出解決這個矛盾,只能靠公共領域的公有化、民主化來解決。把公共領域的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公有化,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使國家政權國家權力盡可能全民化。同時論證,國家政權和治權,是管理機器,不是鎮壓機器。
但這裏還有壹個很重要的問題,過去只是簡單提及,沒有詳細論述。這就是隨著自由民主的逐步發展,隨著自由民主社會逐步向人性化的人本社會發展,國家,將愈來愈從單純的管理機器,變成為全民服務的服務機器。
今後,這個問題,需要大家壹起來認真研究。
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管理機構或管理機器,包括國家政權,本來就是為居住在國家這塊土地上居民,即國民設立的,不是居民或國民為管理機構即國家政權而存在,而是國家政權為居民而存在。因此,從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部落和氏族領導機構,到國家,本質上說來,都是為居民創造和設立的。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本質上就應該是為居民服務的服務機構。
只是,隨著國家政權的階級異化,國家政權、國家公權力為某些階級、集團、組織、政黨、家族或個人霸占,國家政權,就越來越失去其服務功能,越來越變成霸占國家機器的統治者的統治和壓迫機器,它的管理職能,越來越變成為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對其他居民的統治和壓迫職能。
古代國家的對內對外職能,相對簡單。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國家政權的職能,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復雜化。它的服務職能,也就越來越多。
現代國家政權的對內職能,不僅繼承了古代國家的水利,道路,賑災等等服務職能,而且發展出經濟、文化、教育、消防、交通、通訊、公立公園、國家森林、社會福利、養老、社會救濟、救災、全民健保等醫療服務、體育、以及其他許多、許多服務職能。其中的教育職能,包括幼兒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對家庭教育的指導等等,形成壹個龐大的公共教育體系。這些服務職能,越來越變成國家政權中最大最重要的職能。
隨著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未來社會將在自由民主制度的保護和引導下,逐步向人性化的人本社會發展,國家將越來越變成壹部龐大的服務機器。而且,傳統的管理職能,也將越來越具有服務性質。即使軍隊、警察等武裝力量,武裝機器,也將越來越具有服務性質。不僅他們擔負的交通、消防、救災等等,本來就應該是服務職能。他們負擔的管理職能,例如警察負擔的社會治安和管理只能,也將越來越具有更多的服務內容和服務性質。
因為國家公權力是公共領域的服務機器,所以,人們才能把執行國家公權力的官員,稱為“公仆”。他們不應該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
但是,要實行從單純管理機器到服務機器的轉變,其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國家政權國家權力的公有化、民主化。必須在自由民主條件下,才能轉變。否則,國家政權國家公權力為少數人霸占,為某些階級、集團、組織、政黨、家族或個人霸占,那國家就必然具有異化的性質,必然變成統治者搶劫掠奪,巧取豪奪,並為此具有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可能會有毛式公有化大搶劫大掠奪,而且可能會有鄧式私有化大搶劫大掠奪。中國大陸獨特的、逆世界歷史潮流而動的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搞的所謂“產業化”,實際上是權貴們在教育醫療領域損害國民利益、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大搶劫大掠奪的典型之壹。
本人論述國家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壹些公認的五毛就群起對本人造謠汙蔑,人身攻擊。看來這個國家問題,牽涉五毛及其主子的核心利益。所以這裏必須繼續簡單說壹說。並且將再配發兩組關於國家和愛國問題的文章。
在中國,國家是非常古老的特殊地域概念。
中國正體“國”字的本意,就是荷戈武士武裝保衛的地域。
到周朝時,“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諸侯的封地稱國,大夫的封地稱家。所以以國家兩字作為國的通稱,形成國家概念。
因此,中國的國或國家概念,至遲周朝時就已經形成。
所以,拼命把古代中國的“中國”概念,說成只是單純的地域,不是國家,完全是閉著眼睛撒謊。
反過來,因為國家是地域概念。用馬列國家概念狡辯,說中國是地域就不是國家,那當然也完全是胡說八道?
馬列把國家與國家的壹個附屬要素政權要素,也即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概念等同起來,絕對荒謬。我論述多少年,說明真正的國家概念是什麽,(逐步深入論述,延續三十多年了),可是所謂的民運人士,老是不懂我再三說明的,國家是帶有人民(國民)、主權和政權要素的地域概念這個日常理論道理。
國家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中,核心要素是地域概念,所以國家能在地圖上標示出來。不是地域概念,就無法用地圖表示。其次是人民(國民或人口)要素。
地域和人民兩者,也是國家的基本要素。沒有這兩個要素,就不是國家。
主權及政權要素,包括治權,只是附屬要素。特殊時期,暫時沒有政權或主權,國家依然還是國家。
中國周朝後古書上幾千次幾萬次說的“中國”,這個“國”,當然是周朝就已經形成的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
因此,說中國這個概念,不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古代概念,而是民國以後的新概念,完全是林思雲隱瞞歷史事實的撒謊。
那些不讀中國歷史書籍、不懂中國歷史,不懂國家理論,在我們說明事實真相以後,繼續拼命吹捧和夥同林思雲撒謊的人,也是別有目的的人。
十多年來,海內外五毛偽右派,利用馬列錯誤的國家概念和謬論,把國家理論搞得極度混亂不堪。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混淆視聽,渾水摸魚,以曲線道路,幫助中共維護極權專制的國家制度。
這些五毛,把中共與國家等同起來,高唱反共必須反華的謬論,要把反對中共的人們,轉移方向引向反華。甚至是反華不反共的方向。把反中共就必須不愛中國就該當漢奸去賣國等等的荒謬觀念和謬論灌輸給民眾。
尤其是,這些人,杜撰“愛國賊”概念,大力宣傳,提倡賣國當漢奸。當年他們組建多個《漢奸論壇》,壹方面,他們用罵中共“愛國賊”的方式,幫中共洗脫賣國賊罪名,掩蓋土公賣國、害國、禍國的各種劣跡,顛倒黑白把中共賣國害國禍國,說成愛國賊愛國行為。另壹方面,又用提倡賣國、自稱漢奸的辦法,幫中共坐實中共的反誣,即誣蔑中國民主運動賣國的罪名。壹時間,他們的謬論傳遍海內外,鋪天蓋地。本人從壹開始就非常反對他們的荒唐謬論和做法,因此撰寫許多指名或不指名批評他們謬論的文章。
說到愛國問題: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最高表現,就是發動和依靠中國民眾,聯合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力量,推翻中共賣國賊實行極權專制、仇視自由民主普適價值文明陣營的腐朽制度的統治,防止中共挑起國際戰爭甚至新的世界大戰,危害甚至毀滅中國和人類。這種反共愛國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熱愛和平,與全世界友好相處,與民主文明陣營結盟、實行普適價值的自由民主文明制度。
事實上,列寧根本不懂什麽是國家。不知道國家是壹定民族居民占據、生活居住、並用武力保衛的特定地區,不知道國家是帶有居民民族要素的壹個地理概念。馬列甚至不知道因為國家是地理概念,所以國家才能在世界地圖上畫出來。他們當然更不知道國家的基本要素是人民和領土。
相反,列寧繼承馬克思謬論,只是用政權治理的政治概念來稱呼國家,把國家等同於政治概念的政權,不知道政權只是國家的從屬要素,而不是基本要素。
他們的國家概念,是政權和社會治理意義上的政治概念,也即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因此,中國毛左與裝扮成愛國憤青大反所謂“愛國賊”“愛國主義”,曲線救專制的五毛們,他們雖然表面上互相對立,實際上他們的國家概念完全壹樣,都用的是馬列的國家概念,都壹樣荒謬,而且比馬列的國家概念更加荒謬。
其中,曲線救專制的五毛,欺騙性特別大。他們接過馬列國家學說,把國家與政權等同起來、混為壹談。他們以表面上反專制的面目出現,與專制演戲唱雙簧,搞陰謀,欺騙民主派,捏造“愛國賊”概念,以便讓民主派自願把愛國帽子送給專制賣國者,把專制賣國者說成愛國者。相反,欺騙民主派,讓關心國事,為了國家好,因為愛國而冒險搞民主的民主派,說成反對愛國、反對“愛國賊”、主張賣國的派別,從而幫專制坐實民主派的賣國罪名。通過這種陰謀,非常陰險地達到曲線救專制、救專制賣國的目的。
第二、無論是國家的本質意義上,即國家的基本要素——人民要素和領土要素,還是國家的附屬要素,治權即政權要素,國家的特點都是國家的全民性。基本要素不用說,他們本身就是全民性。
第三、即使國家的附屬要素、政權要素,即馬克思和列寧使用的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連馬克思和列寧也都不得不承認:“國家是全社會的唯壹正式代表”,也就是說,國家的性質,就是全社會的代表,並且是唯壹代表。實際上,本人的研究,發現國家的客觀事實,這個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還是具有武力排他性的全社會的唯壹正式代表。這唯壹代表的意思,當然就是代表全社會,而不是代表某個階級。
在現實中,占優勢的階級為了私利,往往企圖霸占國家,企圖使國家成為自己的私產。但是,他們無法完全排除其他階級而只代表本階級,無法完全排除國家的全民性質。因為如果治權意義的國家只代表某個階級,就變成只是階級組織,而不是代表全社會的國家組織。因此,即使治權意義上的國家和國家政權,也都必須多多少少代表全社會。只有極權專制的國家政權,才能近似地變成幾乎是階級組織、政黨組織,其他集團組織、或家族組織。
可是,馬克思和列寧,卻自相矛盾,自己否定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國家是全社會唯壹正式代表”那個正確意見,相反卻無限強調國家是階級國家,是鎮壓機器。因此,他們的國家,就是極端化的極權專制的國家概念。
第四、無論何種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機器,即無論何種國家的管理組織,國家機器的根本性質,都是行使公權力的管理機器。鎮壓、治安、教育和其他所有職能,都是為了保證行使管理需要的輔助職能。但是,馬列卻完全錯誤地把壹個特殊的輔助職能,即日常國家較少使用的暴力鎮壓職能,說成國家的根本性質,說國家是實行鎮壓的機器。這就完全顛倒了抹殺了國家是管理機器這個根本性質,把國家與它的壹個特殊從屬輔助職能——即鎮壓職能之間的相互關系,顛倒過來了。這就非常荒謬。
第五,越是民主的國家,公職人員越是真正由全民選舉產生,國家就越具有真正的全民性,國家的階級異化性質,就越是得到更完全的消除,這類國家也就越符合國家的全民本性。
因此,馬列階級國家、階級民主和鎮壓機器等等謬論,無論在哪個意義上,都是只要國家的階級異化和其他異化,只要極權專制,不要國家的本質、不要國家的全民本性、全民屬性。他們的謬論,都是堅決反對主權在民、反對全民民主的反動的專制謬論。
所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整體上是完全錯誤的反動謬論。
自從中共在中蘇論戰中大批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以後,尤其是文革的全面專政以後,“國家是階級國家”,是“統治階級實行暴力鎮壓的機器”等等馬列主義謬論,充斥中國的所有媒體和出版物,謬種流傳,傳遍城市鄉村,每壹個班組,每壹個居民區,每壹個村鎮。以致號稱反對土公的中國反對派人士,也往往動不動搬出這種馬列主義謬論。包括曲線救共的賣國派人士,他們反對愛國提倡賣國的謬論,就完全是建立在這種馬列主義謬論的基礎之上。
實際上,國家只是特定人群居住、生活、占領並用武力保衛的土地。它的基本要素,居民和領土,具有完全的全民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從這些基本要素說,國家,為居住在在這塊土地上的全民所共有。
而就國家的第三個要素主權說來,現代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的憲法,基本上都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中共也不得不接受這個觀點,在憲法中規定中華民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只有直線和曲線救共的派別,包括不大有羞恥感,習慣胡言亂語的方紹偉先生,反對愛國提倡賣國的曲線救共賣國派某大律師,才厚著臉皮,為中共服務,把中國說成是中共的產權。
只有在這些要素之外,國家的附屬要素國家政權,才具有階級、集團、或者家族性質。
君主專制社會的國家政權,就具有家族性質。但把這種國家說成地主階級的國家,恐怕也是馬列主義和土公的胡說。壹般的地主階級,除官僚外,也並不參與國家的政權組織和管理。
當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則具有集團性質,只屬於中共賣國集團和他們的官僚太子黨,不屬於其他任何階級。他們聲稱自己的政權屬於工人階級或勞動人民,完全是欺騙。實際上,他們的國家政權,恰恰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死敵。
歷史上,接近於階級性質的國家政權,有希臘的奴隸主民主制國家政權。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國家政權,大概應該是接近介於整個羅馬公民奴隸主(不包括非羅馬公民奴隸主)階級和其中的奴隸主貴族之間的壹種政權。但這裏說的接近,忽略了非奴隸主自由民平民在國家政權中的作用,實際上這個作用還是不能忽略的。
當代廢除了黑奴制度,經過民權運動的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政權,每個成年公民,不管屬於哪個階級,都有選舉權。民主,就是公共權力的公有化。因此,當代民主國家的國家政權具有基本的全民性質。
當然,在民主國家,資本家和富人階級,憑借他們的財富,占據經濟方面的相當優勢。但是,在政治方面,人數眾多的貧窮階級,卻占有很大優勢,這壹點,從每個政客往往習慣於罵富人,卻不敢罵窮人這壹點,就可以看出來。美國、尤其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福利制度,也正是窮人政治優勢的壹種反映。妳可以說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部分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像土公那樣,在政治上把這些國家的政權稱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這不符事實。
當代中國是徹頭徹尾的官僚權貴資產階級賣國集團的國家政權,甚至壹般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份。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攻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是用自己的黑暗和汙穢來汙蔑抹黑他人。
除了民主國家的全民性質的國家政權之外,非民主國家中,國家的全民性和國家政權的非全民性,始終是壹對嚴重的矛盾。解決這對矛盾,根本的辦法就是肯定國家的全民性,以國家的全民性來反對國家政權的非全民性,把國家政權改造成全民性質的民主的國家政權,也就是國家政權的民主化;而不是相反,不是像中共,像直線救黨派和曲線救黨派,像方紹偉先生和某大律師那樣,主張國家是階級國家和鎮壓機器,來為中共賣國集團霸占國家的合法性辯護,去維護並加強這個賣國集團的私天下地位。
人類原始社會,為了狩獵需要,往往需要推出壹個狩獵經驗豐富的成員,來領導大家。氏族的其他事情,也需要有人領導。而在壹個地區生活,包含不同氏族的部落,也有壹些共同事務需要領導和管理。尤其是原始社會部落之間沖突相當頻繁,為了應對這種沖突,也需要有統壹的領導,包括需要經驗豐富的軍事首長。這樣,就產生了原始社會的領導機構。
在中國廣闊的地域,還產生了廣泛的部落聯盟。
在希臘這樣地域比較狹小的地方,在半島和島嶼等等地區,部落聯盟的規模不是很大。這種規模較小的部落聯盟,後來演變成城邦,經過王政時期、潛主政治、從殖民地搬回來的特殊的城邦制度等等曲折復雜的過程,最後產生希臘的城邦民主制度。
原始社會末期,人類文明的早期,普遍是王政時期。這也符合猿猴社會,靠武力爭奪,力大為王的特點。
人類的多數民族,從狩獵,到遊牧,到後來轉入農耕社會,開始進入定居生活。有了固定的定居地域。這樣,國家的兩個要素,人口和領土,就開始形成。
古代人沒有明確的主權概念,但是,經過相當時期與周邊地區的沖突,這種固定居住的地域逐步開始為周邊地區所承認。原始的國家主權要素,也具備了。
與此同時,人類的管理也逐步從血緣管理,變成按定居地區的地域劃分來進行管理。
部落制度逐步變化,從以氏族血緣管理的制度,變成以地域管理的制度,部落管理就變成了國家管理。
所以,無論是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管理機構,還是國家的管理機構,都是為了進行領導和管理而產生的,是領導管理機構。兩者不同的是:壹個是以血緣劃分進行管理的機構,壹個是以地域劃分進行管理的機構。
由於居民成分的復雜性,尤其是由於階級矛盾和沖突,有時壹部分人不服從或者反抗國家管理,國家政權就會有適當的強制手段,甚至鎮壓手段,來強迫這些人服從。
平常時期,需要鎮壓這種情況,屬於偶然情況。只有內戰時期除外。
因此,鎮壓手段是為了實行領導管理需要而產生的輔助手段。平常時期,是為領導管理需要而產生的偶而使用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維護領導和管理秩序。
因此,國家政權絕不是像馬列主義說的那樣,是暴力鎮壓的機器,而是管理機器,或者說是領導和管理的機器。
把國家政權說成鎮壓機器,那鎮壓就變成了國家政權的基本性質、目的和基本職能,完全把國家,把國家政權,無論是道德意義強烈的原始國家和國家政權,還是現代國家政權,包括民主政權,都說成了暴虐暴力的鎮壓力量。
因此,共產國家,無壹例外,都是暴政國家。都實行殘酷的暴政。
國家政權的其他職能,包括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環保等等,更不是鎮壓職能。
至於國家政權的對外職能,國防職能和外交職能,當然也不是對內鎮壓職能,而是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以及開展對外交往的職能。
馬列主義否定國家和國家政權的壹切主要職能,把它說成僅僅是壹種偶然使用的輔助職能,荒謬之極。
因此,馬列主義的“國家是暴力鎮壓機器”的謬論,包含四重的錯誤:壹是把國家和國家政權混同起來,二是把作為領導管理機器的國家政權,說成暴力鎮壓的機器。三是把國家職能的目的和手段顛倒過來。四是否定國家政權的壹切主要職能,只剩下輔助職能。
只有徹底否定馬列的國家和國家政權是暴力鎮壓機器的謬論,恢復國家政權是領導管理機器的本性,我們才能擺脫馬列共產暴政,建立人性化的,以人和人的發展為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國家政權。
對國家問題,我已經在過去的文章中,多次談過。等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論述。在這裏,再作點非常簡單的解釋。
目前民運中的不少朋友,談到國家時,總是在馬列的國家概念中打轉,前壹段談到愛國主義時就是這樣。以為愛國就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其實,馬列的國家概念,是錯誤的。愛國主要就是愛祖國,或者愛地域意義上的國家,其次是愛民族意義上的國家。除馬列主義者及少數受馬列主義影響很深的,淺薄的民運人士以外,很少有人把愛國說成是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更少有人說成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
壹般說來,漢語中的國家概念,是從古代“國”的概念演變而來的,像祖國這個概念壹樣,是以地域為主的壹個概念。有時它也帶點治權的含義,例如把國家和老百姓對立起來時,就是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有時也帶點民族意義。因此漢語“國家”翻譯成英語時,有三種意義、三個單詞:country,state,nation。而當印歐語言中的三個單詞都翻譯成國家時,有時就會產生壹些問題,例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名在俄語中很得當,但漢語就難免有點別扭。而壹些民運朋友受馬列書籍影響,往往只在治權意義上講國家,並且用的是馬列的意義。這就頗不妥當。
其實,即使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馬列的觀點也是錯誤的。馬列把國家說成是階級組織,說成是階級的國家,把法,法律,說成是統治階級的意誌,這是不對的。國家,恰恰不是階級組織,相反,恰恰是具有排他性的全社會的組織,全社會的唯壹代表,法和法律,則表現為全社會的意誌或全社會唯壹代表的意誌。在社會中占優勢的社會勢力,當然往往在國家中也占優勢。越是民主的國家,越是代表全社會,越是專制國家,就越是傾向於某些社會勢力,包括階級,階層,集團,家族,個人。但是,再專制的社會,皇帝的絕對專制,朕即國家,國家依然是全社會的代表,皇帝仍然不可能完全排除被統治的臣民。土公是黨即國家,但仍然要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國家。
以全社會代表的面目出現,這就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的特點。
至於法和法律,也是同樣,它們往往是全社會各種意誌較量和綜合的結果。
我們的壹些朋友,尤其是主張馬列主義的朋友們,習慣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和分析問題,往往造成壹些可笑的錯誤。我曾經壹再指出,階級現象是人類社會的壹種異化現象,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馬克思錯誤地把經濟異化,包括階級異化,當作人類社會的本質,並以此為立足點,建立起壹個完全錯誤的,顛倒人類社會真實情況的顛倒的理論體系,結果,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壹個人,長期生活在壹塊土地上,難免產生壹種感情。對於某種語言,文化,血緣,種族,民族,生活習俗,社會保護,安全感等等許多方面的認同,諸種因素單獨地或共同地起作用,也難免產生某些感情。以語言為例,語言相同,易於溝通,語言不同,就很難交流。愛國主義感情,就是由各種綜合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壹種對於祖國的愛。中國人愛中國,但是,從小在其它國家成長起來的華人第二代,首先愛的是他生活的那壹塊土地,那壹個國家,而不是中國。除非他在那塊土地受到嚴重迫害,必須依靠祖國的社會保護。我認識壹個華人小孩,從小在新西蘭長大,因此說起什麽來,都是新西蘭好。這種對於自己生活的那塊土地,那個國家的熱愛,是正常的,無可厚非的。對於壹個國家的建設說來,這種愛國主義是有利的。只要這種愛國主義不變為盲目排斥,甚至侵略和欺壓其它國家的盲目的愛國主義或沙文主義,而是理性的愛國主義,我們就不應該加以否定。
目前人們對民族主義比較多地持否定態度。但其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有正反兩面,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區別。本人作為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HUMANISM)者,更重視國際主義和對全人類的愛,然而,這並不排斥理性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但是,有壹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們卻必須絕對加以否定,這就是土公及親共人士的假愛國主義和假民族主義。上面講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無論是理性的,還是盲目的,都是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土公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卻完全是壹種假的,冒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土公壹開始就是由蘇俄以共產國際名義出面,策劃,組織,扶植和豢養起來的,開始時完全聽命蘇俄,經費全部來自蘇俄,以保衛蘇聯為己任。從它的第壹次代表大會開始,共產國際代表就是太上皇。及到紅軍時期,連軍事指揮權也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手裏。土公做了大量出賣民族利益的事,包括出賣北方大片領土,以換取斯大林的支持。抗戰時期,秘密勾結日寇,其領導人毛澤東壹再指示,日本占領中國的土地越多越好,及到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還壹再重申這個賣國觀點。他們斥責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崇洋媚外,其實他們是最媚外,為了私利最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黨。他們的貪官每年把幾百上千億美元偷偷送到國外。他們咒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時把子女送到國外,享受西方自由民主的好處,自己隨時準備逃到國外,或者已經在國外。在他們身上,那裏有壹絲壹毫愛國的影子?可是,就是這樣壹個賣國的黨,現在卻在那裏大談愛國主義,大肆鼓吹民族主義。攻擊真正愛國的並且反對專制的人們為“賣國”,這正是太不知天下羞恥!
其實,土公這樣做,並不是要搞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而只是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土公的邏輯很簡單,是從慈禧太後那裏搬來的。慈禧太後曾經攻擊當時的革命黨人和改良派保皇黨人數祖忘典,崇洋賣國。土公沿用不誤,他們這個賣國的黨,就是國家,反對這個賣國的黨,就是反對國家,就是賣國。
至於海外那些親共分子,有的掛著愛國華人的招牌,有的掛著華人學者的招牌,有時表現得比中共還“愛國”,其實,也不過是壹種冒牌貨。他們的愛國,不過是愛中共。為何要愛中共?中共那麽腐敗,那麽臭,愛個屁!不過是愛中共的好處,愛中共給的錢,給的名,給的利,愛中共給的生意,愛中共給的方便。有的人靠中共腐敗賺錢,愛的更是中共的腐敗。海外華人大多也怕中共找麻煩,不敢反工,但決不像這些親共分子那樣無恥,愛中共,愛中共的腐敗,還要掛起愛國牌子,攻擊反對中共的人賣國。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而被他們攻擊的那些人,反對中共,受盡迫害,來到海外,因為反共,不能與大陸做生意,拿不到中共給的任何好處,他們手中無權,無權賣國,不能像中共那樣以賣國來牟利。他們處境艱難,大多靠出賣勞力,靠微薄的薪水,打工謀生。親共分子不去攻擊中共賣國,卻異常勇敢地攻擊這些只能出賣勞動力的人賣國。這些親共分子真是英勇無比,臉皮厚得英勇無比!
我曾經懷著崇敬的心情,刻苦鉆研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但結果,卻逐步認識,並依次否定毛澤東、斯大林、列寧及到最後否定恩格斯、馬克思,並且幾乎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其鬥爭哲學、辯證法、實踐唯物主義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唯物主義即所謂“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專政學說、國家學說,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經濟學中的錯誤(包括價值和剩余價值學說中的錯誤),還有其它方面如意識科學(包括思維科學)、社會規範學(包括道德、倫理學、法學中)的錯誤,幾乎是馬克思主義涉及的全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涉及的主要領域“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狹小領域)。當然也肯定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及他的某些正確和有意義的部分,例如對價值學說中有意義的貢獻。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達三十多年。其中對毛澤東的否定早在七十年代前期,因為毛的理論水平實在太差、錯誤太明顯。但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卻拖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的錯誤是學者的錯誤,完全可以諒解,則毛澤東的東西中,卻到處是理論上的無知,謬誤和令人作嘔的不懂裝懂、裝腔作勢。其代表作《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等,也是無知、謬誤、不懂裝懂、裝腔作勢的典範。他自己曾經壹再斥責理論上的騙子,不知他是否曾經這樣反思過自己?由於我們自己的盲目迷信,束縛了自己的思想,才長期不能識別。本人就曾經因為盲目崇拜,而幾十遍甚至上百遍地研究《矛盾論》、《實踐論》,對其謬誤之處,覺得怎麽也無法理解,可是卻總是不懷疑其為錯誤,及到最後,才發現原來是毛澤東根本不懂,卻又裝腔作勢地不懂裝懂,胡說八道。馬、恩、列、斯、毛、其理論水平每下愈況,及至很不堪。當然在他們之外,甚至還有沒有理論的“理論”,正在被大加頌揚。(按:指“鄧小平理論”)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這種半封閉的,中世紀式的,或專制君主式的,以接班人傳承的方式,必然造成的壹代不如壹代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異化的產物。它的產生,是人類歷史的壹大曲折。我在壹篇文章中曾談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及到二次大戰後,到今天更為高漲的人權、自由、民主的進步潮流。與此相反,雅各賓派、馬克思主義、希特勒的“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則是反動逆流。馬克思主義是現實世界的顛倒的哈哈鏡鏡象,是現實世界的異化的哈哈鏡影像。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風行全世界,以至於其許多基本觀點為許多西方學者不知不覺地接受,甚至成為全世界的統治思想,壹方面正因為他是人類異化的鏡象,與現實社會顛倒地相象;另壹方面,也是因為在以經濟為中心的人類異化社會中,人們的精神理論方面的貧乏,以至西方和東方的學者,在理論造詣中甚至迄今還遠不如馬克思,因此,無法從理論上抵抗馬克思主義。只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結果,尤其是專制暴政的結果――侵犯人權、自由、扼殺人的豐富創造力,造成社會停滯落後,以及對人的恐怖虐待和摧殘等等――引起人們的恐懼,才限制了馬克思主義的擴張。
人類從封建或君主專制社會中,以維護封建或君主專制秩序為中心,到資本主義以經濟為中心,人所創造的物質生產力及經濟,反過來支配人和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的壹切,人類社會空前異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其初期經濟異化的高峰時期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異化以後逐步趨小。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對異化的某些現象,但卻把異化提升為人類的永久規律,這就是他們倡導的經濟唯物主義(命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也是他們倡導的惡的理論(反對善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生產力、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把經濟稱為基礎,顛倒了真正的基礎和上層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正是經濟異化社會中,以經濟為中心的理論體系。把以專制權力為中心,向經濟為中心的轉移,稱作十多年前的偉大創舉,這種說法,乃是歷史的笑話。馬克思、恩格斯後來雖然發現這種理論不適合原始社會,但他們輕率地認為這是壹個例外,並把人的生產與物質生產並列,以調和他們的理論與客觀實際的矛盾。他們根據他們的經濟唯物主義,預言未來的歐洲大戰,認為由於大戰對物質生產力的破壞,世界會因此倒退到黑暗時期;但歷史的結果卻完全相反。二次大戰後,世界上、包括日本、德國等變成壹片廢墟,物質生產力基本被毀滅的國家,卻迅速恢復並高速發展。這是因為經濟唯物主義是根本錯誤的,不是物質生產力,不是經濟,而是人,人的自身發展水平,才是決定因素。因為具有壹定發展水平的高素質的人並沒有消滅,他們不僅保留了文明,而且很快重新創造出高度的物質生產力,物質文明。
馬克思主義是以經濟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其理論,經濟唯物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專政學說,以及其它等等,都是把人類社會非本質的異化現象當作人類的本質,其中包括“勞動創造人”等武斷論斷。其實恰恰是人創造勞動。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反,我們的理論體系是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不是物質生產力和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恰恰相反,是人,是人的自身發展程度決定生產力,決定經濟。經濟是由人創造的,為人服務的,它必須以人為中心,而不是相反,人必須以經濟為中心。而人,是有血有肉有頭腦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分解開來,作為社會關系,或社會關系總和的抽象的或片面的,揚棄了血肉軀體和個人意識的人,因為社會關系僅僅是活生生的人的抽象內容的壹個部分。中共先是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搞得中國人人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以後又搞以經濟為中心,就是圍著金錢轉,金錢第壹。幾十年中,經過先後這兩個階段,使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降低到空前可怕的程度。這不僅是重大的戰略失誤,而且是中華民族的災難。我們大聲疾呼,要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可惜在國內受到壓制,在西方受到忽視,我們的聲音太過微弱。可是,我們相信,總有壹天,這會成為全人類的共識。
經濟唯物主義(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所謂“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毛澤東的《實踐論》,是這種實踐唯物主義的典型代表。這種實踐唯物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實踐先於理論,毛澤東還總結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簡單化、混亂而錯誤的公式。這種理論完全顛倒了實踐和人的意識之間的關系,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關系,混淆了實際和實踐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及兩者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恰恰相反,實踐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能動作用,是人的意識的結果。在漢語中,實踐的意義是很清楚的,這就是把理論、思想付之於實行、付之於行動。沒有理論、思想等等,哪來實踐?這個整天提倡大眾化民族化的人,像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壹樣,壹到哲學領域或其它壹些理論領域去裝腔作勢的時候,就把中國話也忘了。
上面的問題,不應該是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是具體的意識科學(其中包括思維科學)的問題。這是需要用幾部巨著來說明的問題。這裏當然只能非常簡單地講講。
根據我的研究,人的意識過程分為四個基本過程,三個後繼過程(我把意識既分為範疇又作為過程來研究)。四個基本過程是:感性過程,認識過程,情感過程,意誌過程;三個後繼過程是:表述過程、傳播交流過程、意識的各種形態的形成過程。這些過程愈來愈復雜,後面的過程往往包含前面過程的復雜循環和組合,而前面的過程,在現實中又與後面的過程交織。為簡化起見,這裏只講基本過程。
感性過程是從感覺、知覺到表象,記憶表象的“印象”過程,這是從客觀世界到主觀世界的過程,從外界到頭腦的過程,是真實地或變形地或虛假地“映像”過程。列寧的“映像”說,乃是片面誇大意識這壹階段的結果。這是意識的初始階段。這時,實踐還遠遠沒有產生。對於原初的人來說,他面對的是壹個原始的客觀世界,原始的實際。實踐過程是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過程。因此,無論是對原始人來說,還是對初生的孩子來說(甚至胎內嬰兒),他們首先必須感知世界,認識世界,經過學習過程,形成意識,並且在需要需求欲望的刺激下,最後才能產生行動,產生實踐。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實踐過程要在基本過程結束時產才生。尤其是作為人生的主要任務的那些實踐過程,人生中主要的實踐主體,或者實踐主體的主要階段,要等學習任務初步完成,離開學校走上社會以後才開始。把實踐過程放到小孩子認識學習過程以前,是荒謬的。小孩主要表現為學習主體,而不是實踐主體。
記憶表象是感性過程的結束,從此以後,記憶表象將會伴隨今後意識的全部過程,將時時浮現在人們的面前,以後的意識過程,將以記憶表象為依據。不過,我們這裏不談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等問題,長期記憶中的終生記憶,壹般要等小孩子記事以後才基本開始(此前只有萌芽)。記憶表象以後,就是大腦種經系統內部運動,精神的內部運動。(以上有許多問題如知覺,錯覺等,略而不談。)
第二個過程是認識思維過程,往往從感覺過程即已初步開始,但壹般的正式過程,是從表象過程開始。這個大過程,又分兩個過程,即從具體到抽象的悟性過程和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這兩個過程又分很多小過程,不過這裏只能談談主要的大略過程,很多小過程略去,以下各部分均如此。)
悟性過程(很多人也稱為“知性”)的開頭,是形象思維。用比喻來說,就是圖象處理過程,“放電影、動畫”的過程。這裏說的“圖像”,其實除本來意義上的圖像以外,還包括聲音,氣味,觸感等各種感覺要素的綜合,感性過程和形象思維的不斷重復,壹方面是內容的不斷豐富,壹方面又是其中壹部分,尤其是重復部分的不斷強化,及另壹部分非重復或非強化部分的不斷簡化,而不斷揚棄。不斷簡化即不斷抽象的結果,到壹定階段、就產生概念,就是相對簡化固定的圖像,或圖像組、或圖像組的組合。例如人們講“人”的概念時,頭腦裏出現的往往是簡化的人的圖像,尤其是人的頭部或整體。
毛澤東說,概念已是理性認識,已抓住了事物的本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他根本不知道感性,理性為何物,更不知道悟性知性為何物,只好裝腔作勢,信口胡言。事實上,理性過程及理性過程的結果——理性認識,就本處講的原始過程而言,還根本沒有產生。概念不是感性過程和理性過程的分界線,概念只是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分界線。至於概念是否抓住了事物本質的問題,與理性認識的問題根本不能混為壹談,與概念究竟是什麽的問題,也同樣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這是現象和本質,真像和假象,真理和謬誤等等壹些領域所要研究的問題。如前所述,初級的概念,乃是簡化的圖像或簡化圖像組合,馬克思主義錯誤地把“會勞動的動物”或“社會關系的總和”和稱為人的本質,但我可以保證,百分這九十五以上的人,講到“人”這個概念時,頭腦中出現的只是人的簡化圖像,而不是上述“本質”,而且許多人根本不知這種所謂的本質。事實上,在意識的各個階段,都有是否反映事物本質的問題,例如在感性階段及形象思維階段,假象不直接反映真實本質,只有真像才直接反映真實本質。人們的概念、思想、理論,在許多情況下也往往不能正確或準確反映事物本質,往往抓住非本質部分或假本質部分。把完全不同的問題和東西混成壹鍋粥,搞得混亂之極,這是毛澤東的習慣做法,在其代表作中也是到處可見。明知自己不懂,卻偏要不懂裝懂,冒充權威,正像他當時批評別人的那樣,不懂裝懂,嘩眾取寵,裝腔作勢,籍以嚇人。也像在幾十年以後,以“偉大導師”架子批評別人的那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尤其可惡的是,把批評他錯誤的人壹壹打倒,打成反革命,使許多人死於他的屠刀之下,以保證他的“最高指示”的“絕對權威”。人不可能不犯錯誤,筆者就曾壹再聲明自己是從錯誤中走過來的。可惡的是不懂裝懂,裝腔作勢;更可惡的是以暴力壓制別人的批評,比街頭惡少講不過就動武更可惡。
寫到這裏,隨手翻開《實踐論》中的壹頁,其中講到:“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在聯系了。抗日民族統壹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也就是理性認識階段。”,把各種不同的東西攪在壹起,其混亂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前面和這後面,大段類似的東西,比比皆是。我真驚異我們當時學習這種“最高指示”時,自己怎麽會那樣地無知,對這樣的東西也不能識別,竟然奉為真理!
在上述意識過程及全部認識過程中,都是分析和綜合並用。毛澤東把認識過程,甚至調查研究過程,稱作分析過程,乃是由於對認識過程的完全無知造成的。
從概念開始,就進入抽象思維過程。這時,壹個意識的特殊現象產生了,這就是千百年,數萬或數十萬年表述過程,和傳播交流過程中產生的語言、文字及壹些圖像、符號,介入了非原始的抽象思維。雖然就原始過程說來,表述和交流過程還沒有產生,然而就現在現實的人的思維說來,抽象思維是以符號(主要是語言文字)思維為主的。只有沒有受過教育的聾啞人,才是例外,他們沒有言語思維,但有抽象思維甚至簡單的符號思維。過去的學者們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抽象思維和整個人類思維,與符號、言語思維等同起來,就是這個原因,但他們不能解釋沒有受過教育的聾啞人的問題。
由於原始符號的產生及語言、文字的介入,抽象思維又變成、或發展為符號思維。
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說,就是把這壹片斷的意識過程片面誇大的結果。“映像”說和“象形文字”說爭論不休,其實都是片面的。錯誤的,只有少許局部真理,但整體卻是錯的。
抽象思維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產生,它必須以記憶表象及形象思維為基礎,抽象思維(這裏指符號思維),只是壹些符號的運作,它的具體內容,乃是隨符號思維運作而運作的形象思維及記憶表象。如果沒有後者,那麽,符號思維除了毫無意義的符號外,它什麽也不是。人們的大量思維都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可以單獨存在,抽象思維卻不能單獨存在,人們可以有無抽象思維相伴的、單獨的形象思維,卻不能有無形象思維相伴,不以形象思維為內容或補充的抽象思維。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及全世界大量心理學者,顛倒兩者的關系,壹再說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基礎,這是完全錯誤的。八十年代,本人曾從獄中寄出文章,說到形象思維是抽象思維的基礎,靈感思維是什麽,以及其它有的問題,寄給錢學森和意識科學界。不久有報道說,形象思維是抽象思維基礎的說法引起爭論。因為以前的人們都是把抽象思維,尤其是語言邏輯思維作為思維基礎的。我國思維科學的“權威”錢學森當時說不要急於下結論。及到目前,人工智能研制中,仍然是邏輯思維作為基礎,這種認識妨礙了人工智能的開發。我在當時的文章中也指出這壹點,指出必須研究形象思維,才能研制出完全的人工智能,才可能超過人原有的大腦智能。
抽象思維,符號思維大大加快了形象思維及整個思維的進程,並使單靠形象思維難以或無法完成的思維得以完成。例如數學和理論物理中的許多問題。
符號思維的不斷重復,產生了壹些規律性的東西,這就是邏輯。邏輯是客觀世界規律性的壹種反映。人們依據邏輯進行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抽象思維的高級形式。
抽象思維、符號思維、邏輯思維繼續進行,不斷重復,壹方面越來越豐富,壹方面越來越抽象,最後產生哲學概念和哲學思維。這中間還可以分好多階段,不過我這裏不講它了。
這就是悟性過程(知性過程)。這是以歸納為主線的過程。悟性過程的最高結果是壹些最抽象的概念和思維。這之後,就是理性過程。理性過程與悟性過程相反,它是從已經得到的抽象結果開始,從抽象到具體,以演繹為主線的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即悟性過程的結果,其抽象程度各各不同,就思維中大多數和理性過程說來,並未達到哲學抽象,而是在抽象程度較低的層次上開始向具體“回復”。這個過程,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要得以進行,其必要前提,就是先前的記憶表象,及認識、思維,和認識、思維的結果,在人們的頭腦中不斷浮現,飄浮在人們眼前,成為從抽象到具體這壹過程不言而喻的,似乎是“先驗”的依據(主張先驗論的人正是在這裏犯錯誤)。沒有這個前提,沒有這個依據,理性過程就不可能進行,或者是毫無內容的東西。很多唯心主義者忘記了這個前提,以為從最簡單最抽象的東西,從最簡單抽象的概念中能產生壹切。例如黑格爾就是這樣。毛澤東及“路線鬥爭”時期的許多做法,也正是遵循唯心主義的這種邏輯,雖然他們掛著唯物主義牌子。
理性過程的結果,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系統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理性認識。這種體系與認識過程前半部分,與客觀世界的真實情況,都存在某種相反性,因此容易引起誤解。這種相反性也常常帶到表述程中去。因此,列寧(及毛澤東等)把敘述過程和研究過程等同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本人也承認這種相反性。其實,上面各個過程中,以及後面要講的許多過程中,都有使人容易誤入歧途的地方。如上面提到的相反性問題,除了上面講的例子以外,又如語言符號的引入,產生某種假象,從而產生把語言當作根本的學派,抽象神秘的咒語迷信,道生壹,壹生二,二生萬物之類,抽象可以自行轉化為具體的理論,等等。此外,由簡單化思想而極度誇大意識的某壹片斷,如上述列寧的映像說、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說等的錯誤,還有弗洛伊德創造的潛意識無意識神秘主義,還有下面將講到毛澤東“路線決定壹切”論等等,都是在抓住某壹局部真理的同時,造成總體上的完全謬誤。這些都是誤入歧途的例子。而且由相反性引起,和由片面誇大引起的錯誤有時也交織在壹起。
由以上論述及下面將要講到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感性認識理性認識的概念及許多說法,都是錯誤的。
與認識過程同時產生,或緊隨認識過程之後,與認識過程並列展開,並互相作用的過程,是第三個基本過程,即情感過程。為節省篇幅,對這個過程不詳細講了。
這三個基本過程的結果,就是有壹定意識系統,包括壹定記憶,壹定認識或知識(包括壹定思想、壹定理論及其它),壹定感情的意識的人。這種意識的人與生物的人,社會的人等等,壹起成為活生生的人的組成部分。成為活生生的人的各個側面。
毛澤東的公式是實踐――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實踐。這裏,不說其中包含的混亂和謬誤,只看理性認識——實踐的直接轉換,也是很錯誤的。這種轉換不僅不是直接的,而且它本身並不會自發產生。只有當這之外的需求,需要,欲望,動機產生,並且還需要有感情的介入,還要經過壹系列復雜過程之後,才會產生實踐。而先前的人的意識,包括感性、知性、理性,包括感情等等(不僅僅是理論),只不過作為指導思想和情感影響而存在,並不直接介入行動和實踐。對行動和實踐直接起決定作用的,乃是意誌過程。先前的認識主要只是對意誌過程中產生的再認識起指導作用,壹般的意誌過程,包含許多次再認識過程。這其中,首先,人的需要,需求,欲望才是產生行動動機的根本原因。這裏講的行動,包括實踐,行動的含義大於實踐。其次,動機要轉化為行動,還需要經過壹系列復雜過程。這就是意識的第四個基本過程,即意誌過程所要研究的問題。這個意誌過程,包括意向過程,策略過程,行動過程。
意誌過程的前提,就是活生生的人,包括生物的人,社會的人和具有壹定意識的人。意識的人又包括記憶、知識、思想、感情等等,而不僅僅是理性的人。這個過程的開始,是從活生生的人(而不僅僅是意識的人)的需要為起點的。需要轉化為需求,又轉化為欲望、動機。以上可以稱為意誌前提過程。然後對欲望、動機所指向的客觀世界進行再認識,前面感性過程和認識過程的重復或不斷重復,動機和客觀世界兩者相結合,確定目標、方向。以上就是意向過程。然後又對客觀世界進行考察或調查研究,再認識,再思考,根據目標方向及客觀實際,確定實現方向的道路、路線、根據這些路線,又確定保證走好這壹路線、道路的方針、政策、具體方法、具體步驟,這是策略過程。毛澤東的路線決定壹切論,就是把其中“路線”這壹片斷片面誇大。其實,路線不是決定壹切的,恰恰相反,它本身由前述所有過程決定,尤其由方向所決定。其後,又必須化為方針、政策、方法、步驟等等,才能起作用。上述過程同前述所有過程壹樣,可能不斷反復,包括前述基本過程的不斷反復。以上兩個過程,也稱為決策過程。這些過程結束以後,就轉入最後壹個過程,這就是行動過程。行動過程,壹方面是人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動過程,另壹方面,也是意識過程的繼續,是方向策略的實行過程,即實踐過程。在這裏,思想理論的實行,不是如毛澤東壹再說的那樣,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理論僅僅是作為指導思想,必須通過按理論指導制定的方向策略來實行。並且僅僅涉及方向、策略相關聯的指導思想,思想理論的無關部分並不付諸實行。由於思想理論與方向策略之間的差異,表面上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並不壹定是方向策略的真正的指導思想,因此,單獨或少數實踐證明策略壹定程度的成功,並不必然證明理論思想的正確。
在這裏,行動過程的含義要廣泛壹些,而實踐過程則僅僅指的是行動過程中包含的壹個方面,即策略、方向及相關指導思想的實行過程。行動過程的主要方面,主要含義,乃是人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動過程。此外,它還有壹個方面,這就是相對於觀察者而言,行動過程作為客觀世界,客觀實際的組成部分,成為觀察對象,而不再是作為主觀的行動過程和實踐過程。也就是說,相對於觀察者而言,它是客觀的、而對於行動者來說,行動卻是主觀的。毛澤東把實際和實踐混為壹談,這就完全抹殺了客觀和主觀的界線。因此,掛著唯物主義招牌的實踐唯物主義,實際上是壹種主觀唯心主義理論。
行動過程中的實踐方面,僅僅作為意識過程的繼續而存在,它的含義是意識的實行、檢驗、再認識。由於意識錯誤,尤其是方向、策略的錯誤等主觀錯誤,或者客觀情況的變化,行動過程有可能中途改變或修改,這時,前面的各個過程有可能重新開始。
由此可見,行動過程及其中包含的實踐含義,作為意識基本過程的最後結果,自然是前面意識、認識、理論、思想的最後的,也是最高的檢驗標準。但把實踐說成是“唯壹標準”,這是荒謬的。這是完全否定科學,尤其是否定科學論證的意義的說法。人們的大量思想理論,都是先經過意識檢驗,更確切地說是全部都必須先經過意識檢驗,並且,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行動過程以前的意識檢驗中舍棄的。這些檢驗有形象思維檢驗、抽象思維檢驗、邏輯檢驗、科學理論檢驗、科學實驗檢驗,電腦模擬檢驗以及其它等等。這些檢驗中還有情感的介入。最後,只有其中極少量方案付諸行動,這時才由實踐來作最後檢驗。雖然前面的意識檢驗,也可能會錯誤地否定正確的東西,但總比把所有思想都付諸實踐這個“唯壹”標準來檢驗好。試想,三峽工程可以有壹百種、壹千種方案,如果把全國、全世界人們頭腦中真實的和幻想想象的方案都加進去,可能有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種,把這些方案都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因為這是“唯壹”標準,只有它才能判定,那怎麽得了?可能嗎?有什麽樣的“宇宙大國”能承受?實行“唯壹標準”,任何國力都不堪承受,任何事情都難以完成,難以判定,每個人的思想,例如3+2=8,2+3=4,這樣的東西對不對,理論檢驗都不是標準,都要拿到實踐這個唯壹標準中去檢驗,煩不煩?可能不可能?大躍進中計多異想天開的東西,許多反科學的,完全被科學否定了的東西,都是在“實踐是唯壹標準”或“實踐標準”,否定科學標準的借口下被付諸於實踐,甚至被說成由“實踐”證實。許多忽視科學論證而大量“付學費”的事例,也是否定科學標準,只承認唯壹標準的名義下被推向“實踐”的。說實踐是最後以至最高標準,壹般是正確的,但說是“唯壹標準”,那就是謬誤,真理向前壹步,便變成謬誤。況且,與意識檢驗,理論檢驗、科學檢驗和科學實驗檢驗壹樣,實踐檢驗也可能產生錯誤,決不是萬無壹失的。地心說曾被千百年中的絕大多數人的實踐“檢驗”為正確,而哥白尼的日心說,卻與千百萬億萬普通人的實踐直觀相矛盾,被視為錯誤,但日心說終於成為現代科學的起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繼續革命的理論,曾經被千百萬次“實踐”“檢驗”說成是正確的東西,然而結果如何?
此外,特別重要的是,真理檢驗是壹個極其復雜的系統的過程,是復雜系統的運作過程。它必須以人類上百萬年歷史積累的全部知識,尤其是科學為背景。單獨的實踐檢驗,如果不以人類的全部知識,特別是科學為背景,如果不是作為系統的壹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不與策略檢驗、意識、思維檢驗相結合,那麽,它是什麽也檢驗不了的。尤其對理論說來,如前所述,實踐檢驗對理論是壹種間接檢驗,如果沒有壹定的策略、意識、思維檢驗的介入、配合及作為中介,實踐檢驗更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每壹步實踐檢驗,都是人類百萬年知識和真理長河中的壹步,如果認為單獨的並且唯壹的實踐檢驗,甚或壹步實踐檢驗,就可以檢驗真理,那就是認為只要系統的單個要素,就能完成由龐大的要素群組成的系統的全部工作,那是荒謬的。人類知識和真理的長河,是由人的上百萬年的歷史,觀察、認識,積累起來的,並經過人類上百萬年行動和實踐的檢驗。企圖憑有限的實踐檢驗,不要知識、科學和真理的檢驗,就可以完成檢驗,就是企圖在有限的實踐中跨過人類上百萬年歷史,認識和實踐,這當然是異想天開。就像認為最後壹塊磚可以砌成大樓,單憑最後壹步路可以走完全程壹樣。“唯壹”論者在這個領域,像馬克思主義者在其它領域中壹樣,是對系統科學的反動。因此“唯壹”標準壹出來,我就說這是錯誤的。但因為它在當時,對否定“凡是”派及毛澤東思想有重要意義,所以當時我沒有詳細批判,但現在是完全摒棄它的時候了。
上述實踐唯物主義的謬誤(包括“唯壹”標準論),像經濟唯物主義壹樣,導致了極大的危害,搞亂了人的意識和認識過程,造成了輕視知識、輕視科學、輕視知識分子的頑固傾向。輕視人、輕視科學、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重經濟、重物質生產力,重盲目實踐,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壹貫傾向。連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這樣系統的理論中,都不給知識和管理以應有的壹席地位。為了否定實踐之前的認識,必須否定科學,因為現代歷史證明,先有科學技術,後有實踐,先有原子彈理論,才能造原子彈,先有電子計算機理論,才能造出電腦。而不是先有實踐,才有理論,才有科學。實踐唯物主義者必須抹殺科學理論,及科學理論的創造者,即知識分子,以及兩者在歷史上的作用,擡高生產者貶低科學家,才能把科學理論說成是生產實踐的產物。至於列寧和毛澤東,輕視甚至敵視知識分子的情況更為嚴重。有時常常把知識分子視為敵人。列寧的文章中,到處是攻擊汙蔑知識分子的言論。而毛澤東則是多次說不識字的文盲比知識分子高明,說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強制知識服從愚昧,文明服從野蠻,向愚昧和野蠻低頭,接受“再教育”。多少年以大老粗為榮,以知識分子臭老九為恥。這種不正常的現象,這種逆淘汰機制,正是這種實踐唯物主義的產物。我們的機制,奴才淘汰人才,大老粗淘汰知識分子,落後企業,小企業淘汰先進企業,大企業,偽劣產品淘汰優質產品,賄賂經濟淘汰法制經濟,低質人口淘汰高質人口,卑鄙淘汰高尚,兇惡淘汰善良,虛假淘汰誠實。知識分子有技術、有產品,但必須交給素質很低的壹些“農民”企業家或“大老粗”企業家,接受他們的支配等等,這是壹種普遍的逆淘汰機制。
為了牽強附會地解釋實踐唯物主義,毛澤東還把科學實驗稱為三大革命實踐之壹,這是完全錯誤的。科學實驗屬於人類的認識過程,為認識過程服務,是總的認識過程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上面講到的能動改造世界的直接行動過程。雖然科學實驗中包含著某些行動及實踐因素,但那僅僅是認識過程中所包含,所滲透的行動及實踐因素,而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實踐。並不改變科學實驗作為認識過程組成部分的性質。
壹般人往往以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其實,情況往往不是這樣。本人自壹九七三年十月開始從事民主運動(此前約經過二年時間的準備),成為國內最早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壹,而當時,我還是壹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只是認識到斯大林、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而對這些錯誤的批判,恰恰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並且,當時大夜彌天,往往言不由衷,不得不講違心話,小心翼翼。連列寧主義的錯誤,也是在其後幾年才逐步認識的。以後遲至八十年代,才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少數零星錯誤。而認識到本文提及的根本錯誤,還是近年的事。雖然七五年即已突破“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而研究並形成整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系的框架。但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遲遲未能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馬克思主義。
我曾經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三十年,自信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難以匹敵。壹九七五年,江蘇的理論權威陳紹輝先生雄赳赳地殺上門來"批判",並且有江蘇省委,專政機器及省市大規模批判作後盾,但不到壹個回合,他就大敗而回。此後,似乎沒有人再接受我們的挑戰,前來與我們論戰。作為長期深入研究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對其中的錯誤,體會或許會更深些,而對這些錯誤的批判,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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