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本質

傑瑞米柯賓

作者 關敏

馬克思荒謬的勞動價值論

1．錯誤的使用價值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撇開了使用價值，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完全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自以為找到了人類勞動這個幕後操縱者而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忘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可說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根本就不符合實際，因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立。 如果我們把商品千差萬別的具體屬性撇開，或如馬克思的說法，“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現在確實是“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產品這個性質”。馬克思犯錯誤的根源所在了：以偏概全，見物不見人！ 馬克思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的物品，完全就是壹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不是什麽“飄忽不定的”可變物！如鐵、小麥、金剛石等有用物就都是這樣。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觀中，物就是壹切，根本就看不見人的影子。 如果站在消費主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任何物品，若沒有利用它的主體，它就根本沒有任何有用性可言！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被主體需要所產生的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用處而已，它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壹種關系。 與馬克思的“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的結論相反，物品的有用性恰恰就是壹種依人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既可生亦可滅的“飄忽不定”的可變性質。 所謂使用價值，其實就是那些能夠成為消費主體需求對象的客體或物品。商品，只有那些確實具有可交換性從而可以完成交換過程而進入消費的商品，才真正成為人的需求對象，也才是真正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的結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這是他的根本錯誤。其實使用價值最重要。因為： 第壹，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的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既是生產的結果，又是生產的目的。而勞動只是創造使用價值的手段之壹。根據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的原理，得：使用價值高於勞動價值。 人類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享用物，人們從來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報酬。這個“報酬”當然是勞動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勞動價值”。“價值”只能是財富價值即使用價值，它使人們獲得享樂、愉快、舒適或減輕人們痛苦的東西，而不是令人生厭的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完全與常人的觀點背道而馳。 第二，人類從事商品生產是希望通過交換使自己用少量勞動換取更多的享用品，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來體現它的價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勞動量來體現價值的。 在市場交換中，按質論價的“質”是使用價值的質，不是勞動的質。可見，使用價值對價格具有決定作用。使用價值在市場中的認可，才使勞動具有價值。馬克思卻反過來，認為勞動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因為勞動力的消耗，使產品具有價值；勞動量大小決定著交換價值量的大小。這與人類的交換秩序相違背的反科學的結論，本來不屑壹顧，但它被馬克思主義強制於社會中，造成了社會生產和交換規則的大混亂，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破壞。  第三，分配時，人們分配的也是使用價值。人們分到手是貨幣，而貨幣代表的正是使用價值。蛋糕大點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富是由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都應參與分配。級差地租是土地所創，良種帶來的產量增加是技術所創。要承認生產要素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創造了價值。  如何計量使用價值呢？使用價值的物理量由大家壹致公認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價值其物理量不壹致，必須通過貨幣把不同的使用價值換算成使用價值的社會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通用代表，貨幣是商品交換能力或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說，商品的成交價格是使用價值的社會量，反映了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評價。因此，社會上通常所說的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反映了人們擁有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多少，並不反映消耗了多少體腦力的勞動價值。

2．交換價值成立原因的分析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相等。 等價交換原理認為，壹切自願、自由的交換都是兩個“價值”相等的商品的交換；否則任何壹方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交換就不成功。因此交換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 如果商品有壹個確定的公平的價值，則商品交換是零和遊戲。本來人家做買賣時還尋思著劃算，這下壹概變成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搞的世界不安寧。 等價交換原理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如果按“價值”的原始含義－－中心價格，交易價格等於中心價格（或平均價格）只是壹種特殊情形，大量存在的情況是或多或少地偏離這個中心。某些情況下，離中心價格越遠，交易越容易成功：例如，賣衣服的商家，把正常價格100元的衣服按10元、20元壹件拋售，那麽人們將貨品壹掃而光。因此，如果按價值的原始涵義－－中心價格，所謂等價交換原理就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 交易成功，是因為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估值範圍，可能存在壹個重合的區間，如果重合區間不存在則很可能交易不成。例如上面衣服店的店主，對某衣服的估值範圍為90～110元，因此他可能出價120元，而最低可接受的價格為90元；消費者甲，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80～100元，因此他可能還價70元，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成交價格將是90～100元不等；消費者乙，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50～70元，無論怎樣討價還價，都不會成交。 在某些情況下，買賣雙方雖然對該商品的估值範圍不壹樣，但會由於其他原因，交易依然成立。張三到郊外旅遊，走著走著感到口很渴，看到李四的小店，過去買瓶水。李四壹口價20元/瓶，而這種水正常的市面價才2元/瓶。張三感到被“宰”了壹頓，但還是買了壹瓶喝。這裏，張三完全不認可李四提出的“交換價值”20元，但也只得買，因為此時這瓶水的“使用價值”對於張三來說非常大，而且是第壹位的。　　　　　　 壹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壹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論。隨著商品效用邊際遞減律的提出，水和鉆石的悖論立刻解決。水的效用比鉆石要大得多，但由於水的供應量任意多，所以它的邊際效用非常低。反過來，在沙漠裏，水的邊際效用就非常高。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不是因為抽象的價值，而是效用。商品交換的目的在於效用的交換。這個商品的實質加上效用邊際遞減的發現，徹底葬送了商品的價值這個抽象的概念。 必須從交換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輕言誰占便宜誰吃虧。“沒有壹個商品生產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時的產品去換人家1小時的勞動產品，除非是傻瓜。”這種說法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別人花1小時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妳需要花15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來，不用自己10小時的產品去交換那才是傻瓜呢。 在物物交換的時代，人們並沒有等價交換的概念；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較利益，即交換商品比自己生產該商品經濟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說，人們交換的原因是交換來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產該商品要合算得多，並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背後隱藏的勞動價值。 茅於軾在《制度轉軌中的人權》說：“等價交換是壹個臆斷”，等價交換、“等價物”只是壹種荒唐的假設。馬克思說壹頭羊和壹柄斧交換是因為二者生產所用的勞動時間相等。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樣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幹嗎還要交換？每個人都將直接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場經濟的解釋是交換的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各自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同。 人們相互交換各自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無，而是為了節約勞動，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壹旦不能節約勞動，人們便不再相互交換，而是自己生產所需物品了。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說明他沒有真正理解交換的本質。

3．不存在“勞動價值”

人們會說：“商品當然有價值啦！”人們說的價值，指的是商品對人有使用價值，以及人們對該商品有壹個願付出的價格。這個價值是因人而異的，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那個價值。 堅信“價值”的存在，是人類思維的壹個誤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們看到市面上價格變化，很容易相信這個變幻的價格後面，有那麽壹個不變的價值。人類進入這個誤區遠不是第壹次。三百來年前，人們就相信木頭之所以會燃燒，必有壹種使物質燃燒的原因，即“燃素”。木頭燒成灰，乃是因為燃素燒掉後的殘渣余孽。盡管人們始終找不到燃素，當時的化學家們對燃素論深信不疑，以至於氧氣被發現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愛上了就會燃燒，同樣，賣貨的找著個“冤大頭”就產生價格。事情就這麽簡單！。 古典經濟學中說的商品的價值，在實證內容上相當於現代經濟學裏談的長期均衡價格。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是說，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與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比例，跟需求無關。然而，即使勞動是唯壹稀缺的生產投入，只要存在著勞動效率、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就不能僅由勞動耗費來決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樣著決定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只看作是適用於原初社會的壹種理論。他指出不同職業的勞動在難易、汙潔、技能、訓練、尊卑、風險、責任輕重、升遷可能、職業愛好等各個側面均有不同，並且考察了在先進社會中，這些差別如何從產品價值或勞動報酬中得到補償。他說明許多補償實際上由人們的偏好和需求來決定，並不僅僅取決於勞動量的大小。

勞動價值論在《國富論》裏屬於畫蛇添足，把那幾頁紙撕掉沒什麽要緊。弗裏德曼指出，國富論的最基本的假設簡單得難以置信：壹項交換只要是雙方自願的，則每壹方都相信他從這筆買賣獲益。要不然總有壹方不幹。  李嘉圖相信勞動價值論適用於國內貿易，他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法則是勞動價值論的例外，但沒有看到在國內市場上人們比較優勢差別。根據他當時作出的、現在被認為並不正確的估計，英國大約有6-7%的相對價值變動，不能由勞動價值論來說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將他的理論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只需說“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可從來就沒說這波動有多大嘛。既然價格可以大幅度乃至無限度偏離價值，那“價值”還有什麽意義呢？ 按勞動價值論，由於“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僅僅是人類的勞動，是壹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費”；所以，在壹定時期內，現實商品的價值量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就只能是個常數。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資本論》第179-180頁）。並引用他人的觀點來支持此觀點：“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資本論》第180頁腳註17）。 可許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時效性強的商品，如鮮花、蔬菜等等，往往因變質等原因而成了毫無價值的垃圾。還有許多商品如衣服等，雖沒有變質，卻因社會需求的變遷而不得不“揮淚大甩賣”；有許多曾經價格昂貴但現已沒銷路的商品則不得不報廢。 商品的價值量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巨變，當然不是因為物化在這些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發生了什麽變化，生產這些商品所花費的人類勞動在它們成為商品的那壹刻起，就已成為壹個不可能再變的常數了；也不因為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換個需求環境比如非洲的貧困地區，它們就可能不再成為廢品了；它們成為廢品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在當時當地缺乏對於它們的有效需求。 至於土地、名人收藏品等會不斷升值等例子更是和勞動無關。所以，勞動價值論徹底敗給了供求關系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市場如果不認可其產品，其產品就沒有價格（或者價格低落），其產品沒有價格自然就沒有價值，空談抽象的勞動價值毫無現實意義。 正是由於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才導致物品的價值和價值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商品價值和價值量所發生的這壹切變化和現象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的簡單反映而已。而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具有不變性”的勞動價值理論，根本就是壹種與現實完全相背離的荒謬理論。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錯誤，其根子還在於他的錯誤使用價值觀。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其實證內容來講，基本上是思想垃圾。事實上，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現代的壹般均衡理論所吸收，成為後者在特殊場合的壹個特例；而它與壹般均衡理論不壹致的地方，則大多屬於謬誤，已經被拋棄。 張五常的壹句話是蠻中肯的：“馬克思是最蠢的！”

4．價值不是勞動獨創

“價值是商品的屬性”決定了價值不是勞動單獨創造。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屬性]，而且馬克思也承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兒子[即商品]的屬性[價值]怎麽偏偏是夫妻親壹人所創呢，這說得過去嗎。事實上，兒子的屬性[價值]是父母二人所創，也受社會[市場]影響。 比如：有兩種產品：大米和玉米。生產1千斤大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需要占用2畝土地。生產1千斤玉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但只需要占用1畝土地。那這1千斤大米和1千斤玉米的價值相等嗎？根據勞動價值論，二者當然是相等的。但是，即使是壹個沒有讀過書的農民，他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壹定會說：“如果二者的價值相等，那麽誰還會去生產大米呢？既然生產大米和生產玉米收入相同，那為什麽不都去生產玉米，從而節省出土地幹點別的呢？”所以說，只要生產大米和玉米所占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假設勞動耗費相同），那麽二者的價值就決不會是相同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吃到大米，他們就必須支付給大米的生產者較高的報酬，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到大米。而大米價值高於玉米價值的部分，就是由多占用的那壹畝地（生產資料）所帶來的。　　 總之，商品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和“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占用”共同決定的，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生產費用價值論”。  馬克思說：“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白白耗費了，因此不創造價值”。這可得出壹個關鍵的結論：即物品的價值必須以社會的承認為前提。 周小安說：神賜給我生命、氣息和智慧，也供應我生活中壹切所需要的條件：空氣、水、陽光、以及壹切生存所必須的環境。這壹切都不是我的勞動和努力所賺得的，而是神白白賜下的。但我從不對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勞動創造壹切”。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嗎？ 天生萬物供人用，古人很清楚的認知到這層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壹“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卻看不到這壹點，他們只看到了在這壹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他們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壹德以報天”呢！

5．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 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 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 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 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 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 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 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 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6．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行不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8頁說：“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 馬克思接著給出的答案，在邏輯上陷入了循環論證在觀念上則落入了神秘主義。他說：“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這段話包含著循環論證：為了把復雜勞動化約為簡單勞動，需要知道復雜勞動產品和簡單勞動產品各自的價值，因為正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但是產品的價值不正是有待確定的量嗎？怎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馬克思接著說：“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這段話過於輕飄。既然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市場上決定的，因此，這些換算比例在市場上也是經常變動的。把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簡化為常數，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的復雜程度”。雖然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可在生產中精確地測量，但由於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交換時才確定下來的，所以，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結束後才能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商品的價值不可能存在壹個絕對不變的數值，它是經常變化的。因此，商品價值的確定不是壹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標準，相反，它是壹個社會過程，涉及人類的主觀判斷。 勞動的價值與人們對勞動的估價有關、勞動的價值是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時得到確定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用勞動價值來作為商品價值絕對的度量尺度，是存在問題的。 其實，在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除了少數極端情形，邏輯上不可能有壹種方法將復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而不陷入循環論證。馬克思的話反映了他的壹個常見招法：面對邏輯上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推搪說有壹個神秘的“社會過程”替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就假裝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經濟學家坎南 (E. Cannan) 壹針見血地稱其為“神秘主義”。 馬克思設想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是行不通的。在飯館裏洗盤子和清掃馬路，他們的工作小時是否就能等同？軟件從業人員比三輪車夫的勞動復雜，這是肯定的。但這種復雜的程度怎麽衡量？用他們創造的產品的價格比，或二者報酬的比？這是本末倒置，用價值來衡量勞動，而不是用勞動（勞動時間）去衡量價值了。知識產權規定即使技術專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依協議從對方的銷售收入中獲得提成。藝術家創作每壹件藝術品的勞動壹旦完成後，該藝術品會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的認知不斷變化其市場價值，價值永遠都在變化，波動幅度可超過萬倍，但藝術家並沒有再對該作品作進壹步的勞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換算比較，結果是滑稽的！因為根本就無法換算。 通常，產品的價值以及不同類型勞動的化約比例，主要由需求與供給的長期狀況決定，與生產技術以及勞動的復雜性關系不大。馬克思見不到這壹點，又想把供求條件排除於價值決定之外，於是就陷入了循環論證而不能自拔。 在美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的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因他們有工會可罷工。可見，馬克思的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 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勞動分工就會消失，異種勞動的換算就會科學化。事實上，消失的只是體力勞動，而腦力勞動中的分工越來越發展。在企業內部，產品日益復雜、工藝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使每壹個勞動者能幹的工作越來越窄，分工也必須越來越發展；否則，不但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反而連現有本職工作都無法勝任。

7．勞動價值論無法指導國民經濟活動

1）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 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在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按勞分配就是按權分配，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意志進行分配。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中共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2）勞動價值無法預測價格變動方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的價格，而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1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凝結在該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1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商品的價值減小,這符合常識嗎？1座鋼筋混凝土的萬丈高樓和1座土磚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產力下會耗費相同的勞動量，那它們的價值量也壹樣嗎？讓妳付相同的價，妳願意選擇那1座房屋住進去?讓它們的價值相等，這顯然是荒謬的。 商品降價的原因是競爭。若無競爭，商品的價格只升不降。二戰以來，物價總水平與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沒有呈現馬克思希望的物價總水平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3）勞動價值無法指導宏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否定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帶、技術專利創造價值，因而否定了腦力勞動創造的巨大的價值；而且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二戰以來非物質生產部門所創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事實。例如：現在美國農民和壹線產業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幾，能說全美國人都在剝削這壹部分人，那些農民和產業工人未必同意這種說法。如果馬克思說法成立，去除剝削的辦法就只好大家都自己做工做農，自給自足好了。 中國在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遠遠大於日本，可生產的財富與國民生產總值卻遠遠小於日本。可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只能簡單的說明耗費的勞動量，與當代通行的國民經濟的計量完全不是壹回事，不能作為經濟計算的理論基礎。 “價值”的概念會引致更加嚴重的謬誤。相信“勞動力價值論”的人以為，商品凝聚的人類勞動越多，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在生產中投入多少資金和勞動，產品就具有多少價值，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多少增長。例如，壹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麽壹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 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幹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裏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吧，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願意支付的那幾塊錢！ 這裏有兩個概念，壹是馬克思的“價值”，二是“個人估值”。確切區分這兩個概念，大家就不會再受到什麽GDP數據的迷惑，以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拉動產值”了。任何違反市場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資，都不應算作對總“個人估值”的貢獻。

4）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應該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中國、北韓、越南，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按老馬的理論，原來教師從事的不是勞動，怪不得有人把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師不是勞動者，而成了“賣”的了！這直接導致了毛澤東的“皮毛之論”，赤裸裸地宣揚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歧視。

剩餘價值理論的本質

自《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以來，剝削階級就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代名詞。按剩余價值理論，正是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以及社會渣滓了！按馬克思的解釋，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就是不勞而獲。此定義過於寬泛，有許多不勞而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對於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福利受惠者等等，就屬這種情況。所以，只有那些人類社會所不允許的、非法的不勞而獲才是剝削。看看馬克思的荒唐的分析：

1．荒謬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工具設備、原材料）的那部分資本稱為“不變資本”；把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叫做“可變資本”。他宣稱，“不變資本”不創造價值，即不能增值，“可變資本”是增值的唯壹原因。實際是如此嗎？
譬如：壹個郵遞員步行送信的話，每天可給20戶人家送信。他買壹輛自行車後，每天可為40戶人家送信。雖然自行車離開了郵遞員寸步難行、更不可能送信。但從總的效果來看，壹個郵遞員加壹輛自行車等於兩個郵遞員，所以這輛自行車是壹個“等效的郵遞員”。
如果壹臺機器在兩個年輕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個使用簡單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樣時間裏完成的工作，那麽，這臺機器就等效於98個工人。　　
當然，堅持機器不創造價值的人可以假設這兩個年輕工人勞動的復雜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兩個年輕工人恰好等於100個老工人，進而得出機器沒有創造價值的結論。
當全世界都在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時候，當外國人用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國市場上攻城掠地、大賺其錢的時候，中國人卻還在爭論機器能否創造價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既然可以創造價值，怎麽能稱作是不變資本呢？可見，所謂不變資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是沒道理的。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余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壹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壹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壹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壹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妳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妳壹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妳壹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妳帶來的，應該說是妳剝削了我才對。

勞動力的價值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體現出來，勞動力憑空不能產生利潤，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勞動價值。資本家投入了生產資料，那麽，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生產資料創造的，這部分價值自然應歸資本家所有。
同樣，采用先進工藝技術，更新設備可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時，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未增加，勞動強度未提高，那麽，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只能是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創造出來的，而設備是資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勞動——貨幣購買的，那麽，這部分新增的價值只能歸資本家所有，而不能稱為剩余價值，進而稱作剝削。勞動生產率正是資本的貢獻，所以，超額剩余價值不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資本的生產力創造的價值。
資本在靜止時是不變的，在與勞動者結合時就會被“啟動”而產生增值效應。如將款存入銀行可得利息，這說明社會早已承認貨幣有潛在的增值能力。
中國的古人早就將借貸取息看作正常營利活動。春秋戰國時代，私人從事貨幣貸放者，比比皆是，從未見有人表示反對斥責之詞。只是到了漢初，晁錯才開始對倍稱取息的高利貸者加以譴責。但較晁錯晚半個世紀的司馬遷，又把“子錢家”(即貨幣貸放者)看作是同畜牧業、釀酒業等等壹樣的正常營利活動。
對生息資本的認識上，馬克思遠不如司馬遷的常識看法。馬有壹個非常糊塗的見解：既然商品交換都是等價物的交換，壹塊錢也就永遠只能與壹塊錢的等價物相交換；而資本的特點，卻是用壹塊錢交換到多於壹塊錢，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因此它多出的“剩余價值”，必定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剝削收入。馬克思斷定，任何時代的借貸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收入。據他說，資本絕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貸放資金所得來的利息，若不是直接剝削自生產勞動者，就是從別的剝削階級那裏分的壹杯羹，總之都是剩余價值的壹部分，豈有它哉？
馬克思沒認識到，商品都是有時間標計的。今年的壹頭鹿，與明年的壹頭鹿，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今年的壹塊錢，與明年的壹塊錢，同樣也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二者之間不是天生就該相等，就該按1:1的比例交換。

其實借貸利息與剝削沒有半點幹系，也不造成任何社會經濟不平等；不但沒有造成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貸取息，反而成為窒息經濟進步的桎梏，違背了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
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是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行的。那麽，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付給了工人，生產資料創造的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雙方誰也不欠誰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不存在了，所謂的剝削也是不存在的。

資本家並沒有剝削無產者，馬克思為什麽會剝削的錯覺呢？是因為在他看來，決策勞動根本就不是勞動，只有執行者的勞動才是勞動。所以，由決策者的決策勞動所產生的決策風險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裏就變成了剩余勞動的產物、變成了剩余價值。
他說資本的利潤[即剩余價值]完全（100%）來自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與作為工廠統帥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沒絲毫關系！這好比說，決戰的勝利完全都是由戰鬥在第壹線的士兵所創造的，因為統帥沒直接戰鬥在第壹線！所以，統帥的戰前分析、戰略決策、帷幄運籌等作用及相關消耗和費用等等，都不能算是對於決戰的投入，從而也不能算是貢獻。最後的結論就只能是只有士兵有功勞，而其他各級將帥首長都是吃白飯的，都是剝削士兵的寄生蟲！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話？！
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時，忘了壹個最簡單的事實，即當剩余價值由正值變成負值——利潤變成為虧損時，按他的理論，這壹切仍只能是雇傭勞動者的罪過。但構成商品價值的任何勞動量都不可能為負值從而不可能由勞動導致虧損或破產。馬克思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私有制企業的利潤不是剝削收入。利潤包括：壹是風險報酬。投資就有風險。妳買股票，妳收益，妳就承擔風險。不能說買股票賠了，是妳倒黴；掙了，就是妳剝削。要是這樣的話，誰投資，誰辦企業，社會怎麽發展。發達國家沒有工人因為生活貧困而自殺的，到是有資本家由於血本無歸而跳樓的。這就是風險。二是靈活偏好的補償。妳使用了別人資金，要給予報酬，用人家的地要給地租，用人家的錢要給利息。此外，資本的利潤可以來自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利潤也可以來自“貴賣”，即願意支付“消費者酬謝”。馬克思沒有理解貴賣中的“貴”，指的是價格高於生產者的成本，而不是高於購買者自己生產可能消耗的成本。貴賣不是簡單地提高價格，而是和效率較高的專業化生產結合在壹起。馬克思把貴賣貴買理解成純粹在流通領域裏進行的過程，這是錯誤的。

2．漏洞百出的剩余勞動時間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他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正確的。因為壹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壹樣的。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於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在工業生產中，對“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必須具體分析。馬克思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麽會“相同”呢？如果工人不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於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壹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對於工人來說，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工廠裏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剝削，反而因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他的實際報酬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資本家來說，由於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但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壹天勞動12小時，資本家獲得其中6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看作是剝削。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壹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壹地到另壹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於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願意制造汽車了。
馬克思有壹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裏，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於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於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資本論》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後，才討論了分工、協作等問題。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並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於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註意了“勞動時間”壹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必要勞動時間的錯誤是他把勞動和勞動條件、生產和流通割裂開來研究問題的必然結果；這個錯誤足以推翻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當然，有資本家常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快勞動節奏等方法剝削工人，創造額外利潤。但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小型製造業的利潤是工人與資本家一起創造的，因為小型製造業的僱員屬於藍領工人，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肩承擔著白領工人的責任，雖然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經常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剝奪藍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的機會，但是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獲取類似白領工人的工資的收入是合理的，共匪在毛澤東時代讓曾經做過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接受無償的勞動改造是不合理的。

中共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毛左共產黨依靠建立勞改營讓被統治者從事無償勞動，鄧右共產黨依靠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權力尋租與有罪推定的威脅恐嚇獲得企業利潤。

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3．平均利潤論的荒唐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家庭和國家，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proletarian Utopia）。《共產黨宣言》是綱，《資本論》是目；《資本論》是為《共產黨宣言》服務的。
為證明資本家就是壹個剝削集團，馬克思花巨大的精力寫《資本論》，從勞動價值推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推出平均利潤。他說：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所以，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較多勞動力創造了較多的價值與剩余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較少；競爭使利潤從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流向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資本家都獲得了等量利潤。並引伸為資產階級共同剝削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經濟學“證明”。其實，是技術創造了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也較多，不存在所謂的價值由壹部門流到另壹部門。
“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有多少老板因經營失敗而樓。在資本實現全國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這正是1949後的中國現實！
《資本論》規定勞動力價值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日本對華投資經濟學專家大前研壹指出大陸工資相當日本工資2.5%，即1/40,即維持壹個日本工人的生活資料要用來維持40個大陸工人的生命，連家庭都無法照顧，更別提子女的升學費用。

4．級差地租的使馬克思自相矛盾

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是土壤肥力與位置帶來的，與資本、勞動無關，他說級差地租是“壹個虛假的社會價值”，是消費者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也就是說，級差地租是農產品高價出售的結果；另壹方面，他又說“壹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不能從流通領域裏產生”。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會越來越高[即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因為隨著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勞動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現有較簡單的產品市場越來越飽合，產品越來越趨於復雜化，需要的研科目越來越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資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資，還要送重要員工股份，剝削程度是越來越低，今天美國勞資分配比例大致為75%:25%，而在中國反要低得太多！
按馬克思的定義，如果1個資本的構成是50c（不變資本）＋50v（可變資本），其剩余價值為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1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結論說，前1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程度就低，就善良壹些，後1個資本因剩余價值率高，剝削就要殘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亂語了。從前1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1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1個相對先進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力，但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相對的都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率的高低說成是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說，生產率越高，資本的剝削就越殘酷，生產毫無效率的，也就沒有剝削存在。這種危害人類，阻礙生產率發展的理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

6．馬克思主義存在的思想誤區

馬克思把“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作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得出資本家剝削的結論，雖然討好了工人，實際是不近情理。資本家魯賓遜和工人星期五，是屬於2個階級的人。由於魯賓遜的資本也就是漁網，與星期五的勞動相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達到雙方都得益的結果。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壹個分魚比例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是利益共同體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 或問：既然沒有什麽資產家階級剝削，為什麽財富大都跑到資本家手中了呢？ 問題的根源出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方式上。在產品分配上，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壹方的多得，必然是另壹方少得，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找到了階級對立的根源，就容易找到壹種相對公平合理從而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這種方案只需使生活資料能夠相對均衡的在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得到合理分配。無論多麽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都不可能徹底消除階級之間的產品分配上的矛盾，但相對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能把雙方的矛盾平抑在和平的限度之內。 這原本只需通過簡單的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改革就能和平解決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裏卻變成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和商品生產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的復雜問題，變成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之所以會對社會產品分配方式的影響和作用視而不見，其犯錯的根源就是他的生產中心論。他認定：“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在社會生產方式與產品分配方式的關系上面犯了致命的錯誤而不自知，卻還要倒打壹耙。 馬克思所作的壹切，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和出發點上再繼續犯更大的錯誤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究其錯誤的根源，就是他未能找到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根源，把原本由產品分配方式所導致的階級矛盾戴在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頭上，因而最終只能搞出個計劃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謬論。 馬克思早年其實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他曾經指責工人的罷工鬥爭是改良主義。他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暴力革命“砸爛舊世界”。按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罷工漲工資違反了他的唯物主義標準。所以中共政權嚴禁罷工。 中國政府在操作上已經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名義上充分肯定私有企業，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擁有大量不義財產和私有企業，這些都是靠濫用權力、靠壟斷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