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酷政，突然有点怀念曾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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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看了几个曾荫权接受访问的视频，有的是他在行政长官任上，有的是他服刑后，总的感觉是他说的是“人话”。

曾荫权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坐了一年牢，向终院上诉得直，还了他清白，但他已服足刑期，付出沉重代价。他恢复自由身，虔诚信教，做回一个普通人，人生的高潮与低潮都经历了，他的遭遇令人欷歔。

他在访问中谈及自己的政务生涯，谈及家庭和信仰，谈及宽恕和对人生痛苦的态度，那是一个过来人的真切感受，是对人生的彻悟，我很喜欢他蒙难后的坦诚和泰然。

访问中很少涉及他的工作，只说他养金鱼吹口哨，都是一种工余时间放松自己的方式。他说自己不能一心多用，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减缓工作压力。当他担任特首时，公众用苛刻的眼光去审视他，这是不奇怪的，现在看来，或许我们对他可以更宽容一点。

面对不遗余力摧残香港的林郑，想起躲在暗角不死心想卷土重来的梁振英，时不时又看到为党国扑命的老懵懂，不知为何，竟有点怀念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曾荫权。

当初曾荫权以“政治家”自居，曾被社会人士讥笑了一阵，这只是因为他对政治家的概念没有深究。政治家不等于政务官，政治家需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有一套治理社会的独特理念，他对现实政治和历史应有深远的影响。而政务官只是处理行政，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而已。

曾荫权有没有对香港的政治民生和历史产生影响？如果有的话，大概是金融风暴时击退国际大鳄那件事吧，当时董建华半个小时内拍板，但暗示曾作此决定要负责任。曾荫权说，一旦行动失败，他和任志刚﹑许仕仁都会丢官。在关键时刻，比起老董的卸膊，他敢于承担历史加诸自身的责任，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回头看，四任特首中，对香港伤害最少的，就是曾荫权了。处在中共与香港人夹缝之间，致力平衡双方关系，没有导致社会大动荡，官民大冲突，他尽了自己的力量。比起梁振英﹑林郑，以及至今还在为中共奔走的董建华来说，曾荫权对香港可以问心无愧。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决定政治人物的功过。

曾荫权当上特首，是时与势造成的。当年董建华因为二十三条立法导致五十万人大游行，中共逼董建华脚痛下台，中共临急起用政务官，于是轮到曾荫权。

曾荫权任内没什么大动作，只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特区政府不想招惹新火头，只想平稳致力经济与民生，当其时中共闷声发大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香港得以平静了几年。

香港特首之设，本来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安排。特首在港人和中共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上传下达，本来相安无事。外交与国防不管，只是日常运作，一切有旧惯可依，难度并不高。那时候，中共底气不足，未到收拾香港人的时候。

二十三条立法本是香港的宪政责任，但立法有依中共意愿而立，还是依香港人意愿而立之分别。基本法既规定香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当然要以香港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而不是以中共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

可惜董建华和叶刘为取悦中共，违背香港人的意愿，把二十三条做成无产阶级专政酷法，引起港人的反感和反弹。

中共从未尝试体谅香港人，虽暂时让步，但自此中共与香港人的关系，便从互相理解走向互相猜忌，互相埋怨，更发展到中共不惜以最阴暗的心态去看香港人，至此埋下动乱的祸根。

中共未及时下手，不是因为他不想，只是因为时候未到。经济还未起飞，实力还不足够，一旦重手整治香港，将引致国际社会翻脸，破坏改革需要的和平环境。中共忍忍忍，忍到梁振英上台。

特首若站在中共立场，当然会重手整治香港人，若站在香港人立场，就会竭力充当和事佬，为香港向中共缓颊，从中灵活走位，进退有度，维持香港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曾荫权在位之所以少麻烦，就是他在中共与香港人之间巧妙周旋，轮到梁振英和林郑，心口贴一个“勇”字，恨不得明天就把香港做成一个大陆城市。

维护香港人的利益，或维护中共的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历史对曾荫权会有恰当评价，至于其余三个，当然也不会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