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17)

dandenong

三、老布什、克林顿等开门揖盗，自毁国运

如果说七十年代初是美国急于与共匪国家关系正常化，那么建交之后，就是共匪亟需与美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了。

然而，美国人傻钱多，持续对中共误判，导致美（共）匪贸易关系迅速变质、逆转直至失控，从老布什开始的所谓“建设性接触”到奥巴马的“战略伙伴”，把一手好牌打烂，使美国被中共欺骗、渗透、同化、掏空、以至国已不国。

具体来说，美国对共产中国的绥靖政策存在三个根本性错误。

（一）不应与中共暴政开展“正常”贸易

毋庸置疑，邪恶可以从对外贸易中受益而壮大，积累作恶的本钱和实力。美国对共产中国的贸易禁令始于韩战，是对中共侵略的惩罚。美国当然知道国际贸易对繁荣国家经济的作用，但那时美国更清楚自己的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大陆的市场再大，也不能无所顾忌地与邪恶做生意以滋养邪恶。也就是说，就通商贸易而言，对正常国家和邪恶暴政不能同等对待。

根据1975年生效的美国贸易法修正案（Jacoson-Vanik Ammendment），人权状况恶劣的非市场国家（主要指苏联、东欧，也包括共产中国）不能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除非被美国总统豁免，而豁免时效仅一年。

将人权问责与共产中国的贸易挂钩，是上天给美国的一张王牌，理应善用。七十年代末，中共经过文革十年内乱，穷困潦倒，国力衰败，被迫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开放，通过招商引资和来料加工，获取美国的技术，赚取美国的金钱。美国那时利用贸易杠杆，可轻易而有效地制约中共奴役和迫害国民，而这也是贸易法修正案的本意。

1980年，美国有条件批准给予共产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向共产中国世界工厂敞开大门，也为后来的贸易战埋下伏笔。尽管那时共产中国因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派当政而每年都得到豁免，但国会需逐年审查其人权状况以决定最惠国待遇是否延长。

八九六四，曾几次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共最高独裁者邓小平，派共军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中共这一新的反人类罪行提醒世人，中共极权暴政的本质，不会因所谓改革开放而改变。无论毛邓，同为共匪。

天安门大屠杀后，美国面临一个道义抉择：是无条件延长中共暴政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还是以强制改善人权为条件，甚至果断终止其最惠国待遇以示惩戒？不可思议的是，老布什总统连续三年都选择了前者，直至其离任。他对中共轻描淡写的制裁，以及所谓建设性接触和人权对话等虚招，根本无关中共痛痒；中共暴政得以在屠杀人民之后，无忧无虑地从美中贸易中继续得到实惠。

老布什总统在历史关头放弃原则，袒护中共也是有原因的。尼克松在访问北京之前，曾与基辛格商议到共产中国打前站的人选。当时他们二人都认为老布什太软弱而难以胜任。可老布什后来出任美国驻中共国联络处主任。他到任后受到共党的统战招待，误以为表面文质彬彬的共匪高官与自己是同一类人。他六四后第一时间就秘密派遣特使到北京，试图靠私交来打动和感化本不属于正常人类的共匪暴君侩子手，结果自取其辱，一无所获。但他碰壁之后仍痴心不改，帮助中共度过六四危机。

克林顿竞选时曾抨击老布什对“北京屠夫”宽容。他上台后第一年(1993)，发布行政命令，要求中共在一年内大幅改善人权，否则最惠国将不保。可一年后，在美国国务院认定共产中国人权状况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克林顿却公然反悔，自食其言。他在1994年5月26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尽管中（共）国人权远未达到他一年前所规定标准，仍决定延长中共最惠国待遇，而且从此将贸易与人权评估脱钩，因为把最惠国与人权挂钩的政策“实用性已走到尽头”。可事实上这一政策要么被总统否决，要么被总统放弃，几年来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这把悬在中共头上的利剑，一次也没有落下过。既然从未实行，焉可谓之无效？

不过，克林顿也采取了若干行动，如加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建议在华美国公司自愿遵循保护人权的商业原则，支持当时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的非政府组织传播民主等。但这些官样文章除了让中共耻笑并使其作恶更大胆之外，没有任何作用。难怪中共投桃报李，在克林顿竞选连任时，向民主党非法政治献金，直接干预美国大选和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