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季鵬

馬克思主義誕生前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歸宿



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毛澤東主義之前，有必要先對的馬克思主義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為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中共則謚其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先認識了這個馬克思主義，才能弄清毛主義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從馬氏學說中繼承的東西，哪些是他自己塞進的“私貨”。

要考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時代背景，這就涉及19世紀甚至更前的歐洲社會狀況，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壹些情況和問題。這些不是本書的主題，所以我們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紹，不作深入的探討，更不糾纏於壹些學術問題。但所引資料都有相應出處，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災多難的人生催生了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景和追求

我們的話題還不得不扯遠壹點，即需要從人類理想的淵源說起，因為這是後來壹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源頭。

翻開人類的早期歷史，幾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國”的神話傳說，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這正好說明了人類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便寄托在自己創造的神話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義中都有關於人類“原罪”的說法，即是說，人是生來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長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種苦難，去“贖罪”。這其實是壹種對自然、對社會現實無奈的屈從。這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對現實世界的順從，構成了人們生存狀態和心理平衡的兩翼。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發現，在人類所有承受的苦難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現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則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長期的部落爭鬥中，壹些部落勝利了，壹些失敗了，勝利者便懲罰失敗者，後者成為前者的奴隸、罪徒，供前者剝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競爭中，由於人的智力、體力以及機遇、環境的不同，其命運也可能有天壤之別，壹些人成了貴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隸、仆役、窮光蛋，前者成了“食於人”者，可以不必勞動而過著優裕的生活；後者則淪為“食人者”，壹年辛勤勞動的果實大部奉獻給別人，自已卻溫飽難求。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註定，無法改變，人們壹般只能視為“命運”或“天命”服從。

但是，命運的過分不公。貧富的過度懸殊，終究要引發騷亂和反抗，受到不公命運待遇的人們要起來向抗爭，而受到命運“眷顧”的幸運者卻不想失去他們的幸運，於是就有了爭鬥、暴亂和戰爭，就會導致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後靠戰爭決出輸贏，恢復秩序和平衡，歷史就在這種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艱難前進。不過，明眼人都知道，這些矛盾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導致的是人類的災難，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麽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如何醫治這種病態，避免這種災難的反復發生，成為厲代智者、賢人探索不輟的課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撰寫了反映這壹願望的《理想國》，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來治理國家，建立在“德性”基礎上的和諧社會的設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國“聖人”孔子，更加具體地描繪了壹幅未來理想社會的蘭圖：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市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西漢學者戴聖編纂的《禮記·禮運篇》記載的孔子的話，編者將其收入《禮經》中，是將它作為壹種治國理想來提倡的。孔子這段話對後世統治者雖然沒有什麽約束力，但對社會、對人們的思想信仰和行為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規範作用，成為－種社會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傳至今。

孔子以後，很多學者都繼承和發揮了這種“大同理想”，東漢學者於吉霄著《太平經》，謂“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這是對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釋。到了清末，康有為復作《大同書》，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見，中國人民追求這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幾千年來都未停息過。在歐洲，除了理論探索，還有付諸實踐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從另壹條道路追求所謂“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標，那就是歷史上的各類造反者，在中國，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貧富、等貴賤”相號召，莫不利用人們對現實中不公、不義的不滿樹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實很快證明，這些反叛者只不過是追求“皇帝輪流做”的改朝換代而已，壹旦他們掌握了壹定的權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寶座，其兇殘、腐敗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譴責和推翻的統治者更甚，充其量，他們不過是制造了壹個新的不公不義的社會罷了。

於是人們醒悟了，認識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無休止的暴力循環，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國。

通往天堂的路太難，然而人們依然頑強地探索著。

歷史的車輪駛入了了十六、七世紀，以科技進步為先導的產業革命，推動歐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歐洲開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為此，壹些學者和熱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會改革發展的新熱潮。鑒於大家都認識到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資本家集中這壹事實，有人想到財產私有制也許是壹切問題之根源，於是提出改變私有制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設想。還有先進分子進行這種實驗，試圖建立起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諧社會。這些人是社會改革的先驅者，“社會主義”作為－種政治理念和社會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為壹種新的政治理念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探索通過主動的手段改進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達到提高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福利和保障，實現社會公正、和諧的目的。它還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輝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壹。（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由於加入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變種。）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不只從亊理論研究，更重要的是進行改革的實踐探索。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應首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三個“托馬斯”，也就是後來被馬克思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三位先驅。

第壹位是英國的莫爾·托馬斯（1478-1535）。他之所以聞名全球，應主要歸功於其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烏托邦》（此書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書》）。書中內容雖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膽設想和極富浪漫主義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動，比如，作者為了表示對金錢的鄙視和對財富的仇恨，故意說在“烏托邦”，黃金主要用於制作糞桶和尿盆，而“可恥的罪犯們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鏈，還有壹頂金冠”。奴隸們的鏈銬也是黃金或銀制成的。莫爾本人曾任英國議長，大法官，最後因反對國王亨利八世被處以極刑。而“烏托邦”後來成為壹切脫離實際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詞。

第二個是閔采爾·托馬斯（1489-1525），德國人。他主要是壹位實幹家，乃1524-1525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閔采爾堅決反對教會勢力，反對壹切剝削、壓迫，他以建立壹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載太平天國”相號召，組織群眾武裝起義。他的壹些理論著作都是在戰鬥實踐中的演說，因此未形成完整體系。閔采爾的起義軍曾壹度奪取政權，失敗後英勇就義。

第三個是康帕內拉·.托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喬萬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輩改姓托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戰鬥者，壹生在監獄中度過33年，其在獄中寫就的《太陽城》堪比莫爾的《烏托邦》，但更為激進。《太陽城》內沒有了奴隸，也沒有交換，消滅了家庭，並實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馬斯的共同特點是堅決反對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強烈要求工農勞動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平等，並把私有制當作罪惡之源。不過他們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說，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著作。

進入18世紀以後，直至19世紀前半期，產生了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另外三位傑出代表，即：聖西門·昂利（1760-1825），傅立葉·沙利（1772-1837）和歐文.·羅伯特（1771-1858）。這三位也都被馬克思推崇為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並認為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壹。其實，他們主要是自己理論的實踐者，是偉大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的的共同之點是既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堅決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論，都主張以新的生產體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並主要依靠教育和示範來改造社會，達到實現“世界的和諧”（傅立葉語）的目的。

三人都進行了改造社會的試驗。聖西門提出了他的“實業制度”，傅立葉倡導《法郎吉》的社會基本組織模式，歐文.·羅伯特的則可稱為壹位偉大的社會改革實踐家，同時還是工人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和代言人。這位20歲就出任紗廠經理，最終涉足英國上層社會的富有的資本家，卻壹生都在為工人的福利而鬥爭，先後致力於改善工人工作條件、縮短工作時間、建立衛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兒所、幼兒園和模範學校、設立工廠商店、互助會等等。以致終於成為名震歐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歐文還首創了他親自設計的、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階級對立和“三大差別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內人人平等、各盡所能、財產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裏的人們過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後，歐文經過5年鬥爭，終於使英國議會通過了工廠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歲的歐文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印地安納州買地建立實驗性的“新和諧共產主義移民區”。但不幸因種種原因最終失敗，歐文也因此破產。但此後他仍不屈不撓地組織、推廣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最終都無果而終。然而終其壹生為工人和勞動民眾的幸福而不屈奮鬥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個時代，作為人性的光輝典範載入史冊，永遠為後人紀念。

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之所以最後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觀的說法是由於受制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或者說，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論其思想、道德和行為都遠遠跑到整個社會的前面去了，社會跟不上他們的步伐，他們是真正的“先驅者”， 但他們追求的理想卻成了真正的“烏托邦”。不過從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證了他們所探索、追求的事業和方式方法，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只是壹種善良的願望。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探索實踐，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從歐洲人對社會的改革與探索中，我們看到了與中國－樣的情況：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諧社會的方法、路徑上，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種是試圖通過教育、示範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實現社會變革，達到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另壹種是倡導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平等”和財富“均分”，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歷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外衣，還有－套煩瑣的、貌似高深的論證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但它終究沒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騙局！那些打著它的旗號的共產黨頭目，在掌權後都成了名付其實的獨裁者和暴君，其兇殘程度遠遠超過原來的統治者。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靠暴力掠奪、殺戮起家的新統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換來的－切——權力、財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鎮壓反對者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妳還能指望他們為廣大民眾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產主義天國嗎？！



二、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團體，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及歸宿

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己經從之前主要限於學術探討和派別之爭發展成為了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和改革浪潮，並進－步發展成為各種政黨團體相互之間的政治鬥爭。

19世紀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團體，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先說各種“主義”吧，那確是壹個主義“膨脹”的年代，光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各種主義（派別），大概就有百來種之多。除了前面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什麽“魏特林主義”，“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蓋得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工團主義”、“伯恩斯坦主義”、 “考茨基主義”等等。以及後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葛蘭西思想”、“新村主義”、“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密特朗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等等。這些“主義”的黨派團體又組成各種協會、同盟、國際等，其中光各種“國際”（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第壹、第二共產國際）就有近三十種之多。

對於如此繁復的各種主義，政黨、流派，今日之壹般讀者肯定沒有興趣去詳其究竟，這也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既然提到了它們，也就不能不作簡單交代，借用現在的說法，這些政黨、組織，基本上它們可分左、中、右三大類（但決不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主張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並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它們在當時仍屬少數的激進派。只是後來因為列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在俄國奪權成功，才使得暴力馬克思主義成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不是在當時，而是在後世。中派可以“工聯主義”為代表，稍後的考茨基主義，乃至盧森堡主義也可歸入中派。工聯主義主要追求工人的經濟利益。他們主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主義思想，主張給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並不排除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右派可以“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它們拋棄了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黨綱宗旨，主張走議會制改良道路，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這壹派最後演變成了二十世紀歐洲和全球的社會黨國際體系。

對於這眾多組織、派別我們沒有進壹步研究和闡釋的必要，我們在此需要弄清的應該是下述三個問題，即：為什麽19世紀的歐洲對“社會主義”產生了那麽大的興趣？馬克思主義在眾多社會主義黨派團體中扮演了什麽角色？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組織和派別後來的命運和結局如何。

關於第壹個問題，簡單地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對傳統歐洲文明的繼承和發展，其實質則是對歐洲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為人類文明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

應該承認，愛琴海和地中海文明雖然不是人類文明最初發祥地，但它們卻後來居上，壹直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列。當古老的非洲、亞洲仍然處在封建專制帝國統治的桎梏之中時，歐洲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經濟技術上的產業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經濟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國最早（17世紀末）在政治上進行了“光榮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則是起於十三世紀初期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運動），初步建立了君主立憲和現代議會民主制度。同時在經濟和科技上率先進入了“產業革命”時代。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英國迅速成為世界壹流強囯，進而在整個歐洲大陸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18世紀末在法國建立共和政體的“大革命”。到了19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全歐洲（除了少數國家，如德國、俄國）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問題和弊端，主要是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以及與之伴生的社會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諧等問題。而歐洲人民是經過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愛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面對“資本主義”這壹新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種種弊端，對其合理性便產生了懷疑，對社會的未來感到了擔優。這壹切，促使歐洲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人們和他們的代言人，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對社會改革和未來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歐洲社會本來就有著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探索的傳統，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是在新形勢下對傳統的承傳和發揚。所以總的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決不是某個階級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訴求，而是全民性對未來國家和社會走向的探索，或曰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之路的探索。

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還得益於當時多數國家已經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賦與了人們廣泛的言論、出版、結社和示威遊行的自由，從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對政府的思想言論和團體也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發表意見的園地。很顯然，這個條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備的，或不充分具備的，那些地方不允許自由探索。這也是近代歐洲走在人類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現在己經看得清楚，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這種探索，最終結出了燦爛的文明之果，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確立了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適價值觀，以及民主憲政的國家政治體制。

第二個問題，即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眾多的流派、團體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由於後來自稱馬克思傳人的列寧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因此，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教科書和政治宣傳中，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和正統，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當作旁枝末流，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實。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眾多社會主義流派中的壹個激進派別。它沒有也不可能壹統江湖，成為當時的思想權威。這從馬、恩的活動軌跡就可以得到證明。縱觀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動”（除辦報著述外），不外是協助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 這兩件“大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正義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參加過1939年布朗基領導的巴黎起義，失敗後被驅逐出境，1840年在倫敦恢復活動，並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領導人是魏特林。其時馬、恩都在倫敦，他們看中魏特林組織的“國際性”， 於是與之接觸，在馬、恩的勸說下，魏氏同意將組織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但魏特林並不完全買馬克思的賬，他態度傲慢，拒絕馬克思對其組織的幫助，結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會上，魏被開除出同盟。但是馬克思也沒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會。只是在同盟於1847年11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同盟的新領導者請馬、恩二人為同盟寫了壹份宣言，這就是後來的《共產黨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員投入到1848年歐洲革命中的德囯起義，但失敗並遭到重創。1850年同盟內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員被普魯士政府逮捕，11月馬克思提議同盟自動解散。這個同盟前、後不過存在四、五年，它原來主要以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帶去了馬克思主義，與原有指導思想發生矛盾，導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後散夥。但馬、恩始終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統壹同盟的思想，他們也不是同盟的領導人。

至於“第壹國際”，本名國際工人協會，是個國際性的工人團體，這是它與第二國際作為社會黨聯盟、第三國際作為世界共產黨總部的重要區別。後因有了“第二國際”，才叫它“第壹國際”。它成立於1864年9月，最初是當時的英、法、德、意、波蘭等幾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和代表在倫敦為聲援波蘭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統治而召集會議成立的國際組織，馬克思作為德國代表應邀出席這次會議，並當選為總委員會委員和德國通訊書記。“馬克思主義”無疑對“第壹國際”具有指導意義，但它成立後主要從事工人革命運動宣傳鼓動和聯絡工作，且不久就出現分裂，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叛變”， 與資產階級妥協，反對巴黎公社起義；另壹位領導人埃卡留斯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很快國際內部分崩離析，演變為不同派別思想鬥爭的角力場。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相互攻擊，第壹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是英國工聯的領導人，工聯主義的創始者，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成為國際統壹的指導思想。第壹國際前後存在了12年，最盛時會員達到1.9萬人，它的法國支部參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後，逐漸衰落。1876年7月，經馬克思提議，第壹國際正式解散。

至於恩格斯，他的主要業績除了參與上述“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第壹國際”的組建外，另有兩次較為重要的經歷，壹是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從倫敦回到德國科隆參加過壹段短暫的武裝起義，不過只擔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裝指揮官的“副官”，無甚英雄業績可言；二是在馬克思死後，他參與了創建“第二國際”的活動。第二國際於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組成，所以又稱“社會黨國際”。第二囯際內部也不統壹，恩格斯與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見不和。恩格斯本人這時思想也起了變化，對原來暴力馬克思主義有所修正，他最後選中的“遺屬繼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後來蘇共、中共“正統”的說法，是修正主義“鼻祖”。第二國際實際上只是個松散的聯盟組織，其時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國際成立6年後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產黨的正統說法，第二國際在恩格斯死後就變“修”了。它在壹戰中散夥，1920年恢復成立，其後得到發展，並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終融入現代社會黨體系。

從馬、恩所從亊的活動看，雖然他們可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但其活動範圍很有限，例如，被譽為19世紀30-40年代三大工人運動的法國裏昂工人起義、英國的憲章運動、德國西裏西亞工人起義兩人均未參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馬、恩也只在外圍旁觀。這與後來他們被共產黨世界賦予的“世界工人運動導師”的稱號不太相符。而同期在這些運動中卻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薩爾、佐爾格、瓦爾蘭、杜瓦爾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等等人，這些人不僅著書立說，還從事實際的“血與火”的鬥爭，有的獻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馬、恩似乎只是理論說教者。

再從馬、恩學說在當時的影響力來看，也是被他們後來的信徒們無限地誇大了。如前所述，馬、恩當時所控制和影響的不過是壹些小團體、小事件，並未形成大氣候。就當時各派活動能力看，“憲章運動派”，“工聯主義”，乃至“布朗基主義”、“費邊主義”，其實力和影響力都超過馬克思主義。憲章運動派活動達12年之久，所組織的三次簽名運動人數最多時達330萬之眾，領導該運動的“憲章黨”也成為英國第壹大工人政黨。再如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章“哥達綱領”，它實際上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統壹的完成，這個黨正式登上了德國政治舞臺。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都遠遠大於馬、恩當年組建的“共產主義同盟”和“第壹國際”。

恩格斯去世以後，“原教旨”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廢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國際領導者們的“修正主義”，基本上放棄了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而著重議會鬥爭。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改革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受到越來多的批判，與之相反，民主社會主義或曰社會民主主義卻大行其道，最終演變成為與當今世界民主憲政主流價值觀合而為壹的歐洲社會黨體系。到1983年，社會黨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達到63個。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垮臺後，社會民主主義仍不失其勃勃生機，成為不少國家的主要政黨和執政黨之壹。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大多數歐洲人民拋棄，是因為它的理論、綱領己經越來越不符合歐洲的實際情況和多數人的意願。比如，後來多數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已經不斷完善，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代議機構。同時，工人的權益和勞動、生存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們通過合法的鬥爭就能夠得到過去靠暴力鬥爭得不到的東西。 1866年，德國實施了普選法，當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有50萬黨員，但只有兩個議員；到1890年，社會民主黨發展到150萬黨員，在議會擁有35個議席，成為德國－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連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認議會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承認他過去宣揚的“到處築街壘式”的鬥爭方式己經過時了。

相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是個非常自負而且頑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論敵巴枯寧對他有過如下的評價：“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視資產階級，而且仇恨－切與自已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加之馬克思晚年主要埋頭於《資本論》第三卷的寫作，對於外面現實世界的變化知之不多或視而不見，故依然抱殘守缺地堅持他早年創立的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運”的是，他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卻在落後的、尚未邁進資本主義大門的俄國找到了市場和代理人，那就是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黨首列寧。依靠列寧，共產黨成了蘇俄的執政黨，馬氏的暴力社會主義得以在全世界推廣開來，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產主義“教主”的地位，成為全球共產黨的“祖師爺”。

最後談談第三個問題，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的最終命運和歸宿。

19世紀的歐洲湧現的各種“主義”和流派，實際上是處在社會急速變動時期各個政治派別、政治人物開出的改造社會的“醫方”，這裏我們把那些眾多的，具體的的“醫方”加以歸類、概括，簡單地說，它們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處方”，兩種“療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派把壹切社會病源都歸結於“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因此，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由這個政權剝奪剝削者、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國家，然後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天堂。

從馬克思主義開出的這個社會醫方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變私有制為公有制，與被他們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有著相同之處，但是這些先輩們都失敗了，他們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馬克思主義者辯稱，他們的公有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條件下整體推進的，這就克服了由少數人在小範圍試驗所遭遇的種種局限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並且他們將動用無產階級專政，即運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馬克思主義提出實行由國家統壹計劃、統－調配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就可以確保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消除生產的私有化、分散化與需求的社會性脫節的矛盾。他們認為，這樣，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就能夠建成。

與此相反“右派”則認為，人類實踐的經驗教訓，證明靠用強力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張在現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實行社會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時，改善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限制資本家的權利，將部分關系國計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業收歸國家經營；通過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調節，縮小貧富差距；在政治上，實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以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為平臺，最終達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諧社會的目標。

此後百年，實際上就是上述兩類政治、社會“處方”、兩條路線、兩派勢力在全球角力的歷史。

經過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歐洲這些眾多的社會主義政黨、流派、組織，它們的最後歸宿大致是：首先，那些臨時結成的利益團體，或以某些領導人個人意誌組成的政黨派別，隨著利益的分化，領導人的逝世，也就煙銷雲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形勢已經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兩大派別的骨幹組織和成員。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主義（暴力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結局：

德國是馬、恩的故鄉，也是他們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主要希望所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部分宣稱：“共產黨人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歷史證明了馬、恩的這壹預言的錯誤。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沒有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德國。反之，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了德國主要的政黨之壹，它不斷發展壯大，後來改稱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18年11月發動政變，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其主要領導人李蔔克內西、盧森堡均遭殺害，從此壹厥不振。倒是該黨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堅持和生存下來，二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登上了聯邦德國的政治舞臺，其黨主席勃蘭特先後擔任政府外長、副總理、總理、成了執政黨。1976年勃氏當選社會黨國際主席。德國統壹後，該黨仍為德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該黨奉行“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反對壹黨專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

再看法國。在近代史上，法國幾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詞，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歐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都震驚了世界。在這數十年中，法國的“共和”與“帝制”各自輪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嘯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級政治臺風。可就是這個可稱之為“革命故鄉”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也成不了氣候，早期的“可能派”、“蓋得派”最後都加入了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壹些左翼小組織，雖然也曾經參政，但最終被排斥出政壇。而堅持非暴力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社會黨則成了法蘭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總書記密特朗1981年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再看英國。英國是馬、恩長期僑居和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也是當時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裏寫就，可以說英國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誕生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恩曾經預言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可是事實又證明這個預言不靈。馬、恩親手扶植的壹些英國共產主義組織都壽命不長，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國工黨，最終登上了英國主流政治舞臺，直至今天，工黨與保守黨輪替執政，工黨主席布萊爾及繼任者連任英國首相。當然，工黨屬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範疇，與暴力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系。

最後看俄國。在當時的歐洲，俄國可算是最落後的大帝國，那裏保持以農奴制為基礎的沙皇制度。所以馬、恩並不看好那裏的“社會主義”運動。當馬克思還在世的時候，壹個俄國的紡織女工曾寫信給他，問他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國發生？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論和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回答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國發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國發生，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馬”先生這回又錯了！雖然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起步晚，在馬、恩都去世後的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立，而列寧則是在該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才登上政治舞臺，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黨派（蘇共前身）才正式確立。可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落後國家的“後起之秀”才挽救了馬克思主義，後來還成為幾乎擁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腦，占據世界政治舞臺的第二把交椅達數十年之久。它還“締造”出十來個“社會主義國家” 和數十個“列寧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列寧才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的救星，暴力社會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和發揚者。

可以說，如果沒有列寧的十月革命，沒有蘇共和蘇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很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就沒落了、消失了。當時的歐洲、美洲，幾乎所有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是“蛻變”為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就是被社會黨“吞並”了。如果沒有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後來的“輝煌”，世界政治史也許根本就沒有暴力社會主義的壹席之地

但問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是不可能誕生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來的。盡管為此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大的“發展”、“ 修正”，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可以在不發達國家發生、而且可以在壹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這完全是為建立壹個新的集權專制帝國的詭辯，為的是要搶占“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塊招牌。到後來，人們看到蘇聯只繼承馬克思主義中暴戾的壹面，而沒有馬克思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的蹤影，於是幹脆就把它叫做“社會帝國主義”了。所以，從根本上說，列寧及其締造的蘇聯，能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壹個大問題。也許，充其量只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變種罷了。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編制壹個簡明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派“路線圖”，作為本章的歸結：

前期，歐洲社會主義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團體、政黨，大致可歸結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後來，暴力馬克思主義逐步演變為列寧主義和由其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發展成為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全球共產黨體系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右派則演變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最終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融為壹體。

到近代，更有壹個人們未曾料到的現象出現了：原來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所謂資本主義是馬克思和列寧制造的名稱，實為保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在長期鬥爭中互相取長補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現代民主政體，亦即當今世界主流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者原來聲稱的很多理想如消滅三大差別、實行全民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現實；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股份制、和企業員工參股的“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使勞、資的界線逐漸模糊，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對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礎和根源。“資本主義”並未像馬克思預言那樣滅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氣勃勃。反之，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卻垮臺、散夥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資本主義”轉變。總的看，在這場長達百年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竟賽、較量中，“資本主義”笑到了最後。

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結局，以及其後蘇聯的垮臺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給了我們什麽教訓和啟示呢，至少應有以下幾點：

（壹）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極其幼稚、極不成熟的，它的理論基礎是依據對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察得出的，實際上連資本主義“初始階段”都談不上。而它標榜的改造社會的“藥方” 則具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特別是其提出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完全南轅北轍，它宣稱采取不受約束的 “無產階級專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諧的共產主義天國，實為夢囈！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詐。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早已不復存在，而實踐又證明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蠻殘暴的極權政權，這就更使得“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塊招牌聲名狼藉，臭不可聞，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棄。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後天失調”的必然結局。

（二）所謂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很可疑的。因為連馬克思本人都認為那裏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完全可以證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幌子，蒙騙那裏的勞動人民為其充當奪取政權的工具；而當他們奪權成功，建立起來的則是比被它們推翻的政權更加惡劣、更為專制獨裁、更為殘暴的極權國家。所以，它們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連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都談不上。

蘇聯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產黨國家就不用說了。

（三）試圖消滅私有制、實行所謂公有制，並在此基礎上實行國家集中統壹的計劃經濟，完全是壹種“經濟烏托邦”，是違反客觀規律行不通的，它給所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也證明馬克思在它對未來國家制度設計上的隨意性和欺騙性。

（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總體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發展的，任何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實踐都不能離開或違反這壹總的趨勢、總的要求，否則，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興盛、出局，很好地證明了這壹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