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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民主社會主義與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專制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的。第壹，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上臺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臺執政後，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合理所有制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註入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五，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共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取締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了。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註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其實，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臺執政，以及上臺後民主執政，都是利用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1895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對民主社會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鑒於此，筆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已經陳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斷定，恩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說，他們關註了前壹個問題，卻罔顧了後壹個問題。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入二十世紀後，壹批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臺，議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裏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任何武裝的流血沖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鑒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來的大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沖突頻頻發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政府與民眾的暴力沖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專制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鑒於此，從西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那麽，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政府論》，下篇）
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汙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正的‘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1895年《導言》這壹重要文獻編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抵牾。當人們發現恩格斯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後，又把這壹思想加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卷本《馬恩選集》）。信中對李蔔克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斯說：“李蔔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頁）後來，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蔔克內西壹夥刪節他的文章，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極其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贊揚和平的、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細推敲，恩格斯這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而說的。只是，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這意味著民主制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階級性。所以他接著說：“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8頁）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分階級、信仰、性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壹種政治制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有而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或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臺，就是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並發揚光大。看來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篇中之立言。此文馬克思寫於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於1890—1891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諸於世（為什麽導師的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余力地推動這篇著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臺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主政府，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的權力是支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麽，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那麽，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制如果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那麽，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社民黨的執政，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臺。政黨、政治、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思階級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後，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然看到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政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糊，國家，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要消滅的，只是當時歐洲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註入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戰略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於，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鏟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年社民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制企業。由於企業效率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閣，離開了執政舞臺。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民黨保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分配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當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深化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壹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制為主，才能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規律。
私有制為什麽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在西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財產所有權：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臺，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共與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也另擇新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舞臺，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且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越，即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還可以加上瑞典等國）公有制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公有制的弊端比私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制的體制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準備階段”。此說的潛臺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得有多長？有什麽標準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制+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論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覆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的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社會所有制）。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制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還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制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股份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對其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制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第502頁）
“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結論。
然而，股份制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制或共有制，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者說，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制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介紹“差異共有制”與“無差異共有制”兩個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制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共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屬於私有制範疇。根據馬克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制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於消滅；根據差異共有制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障。這壹點，已被馬克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股份制是特殊形式的股份制，它的基礎是公有制而不是個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股份制。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但還未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的論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著諸多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在若幹重大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有化體制，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正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到哪裏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恒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馬克思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盡管馬、恩在世時同意使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也可以推論，如果馬、恩能活到二十世紀，亦會開創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兩種涵義。壹是共產。就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國家所有。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共產”大為擴大，擴大到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如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財產；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大件農具；取締任何形式的私人經營。可以說，共產得很徹底。文革期間，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圈地運動，政府竟動用暴力和黑社會勢力強拆民房，強占農民耕地。報載（《第壹財經日報》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國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總額達近13萬億。透過這壹數字，包含著多少弱勢群體的血和憤！雖然2008年國家出臺了物權法，但公民的財產仍無保障。在為政者的眼裏，“共產”是不犯法的。共產的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權貴階級，他們無所不有，無所不為。有人指出，共產黨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此言乍壹聽來，猛然壹驚。但正本清源，反省歷史，恐怕不是向共產黨潑汙水，而是名副其實。而且，“共產”只是它所犯罪行的壹個方面耳！如果壹個惡黨、惡政府執政，那麽，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壞，比社會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厲害幾萬倍，幾萬萬倍，……。共產主義的另壹種涵義，是壹種理想社會，其實是壹種烏托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是壹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時國家已經消亡，所以稱“聯合體”）。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只有不斷地進步，沒有終極目標，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再走向合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統壹時期。時間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李蔔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年第壹國際解散。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成立（1919年）至蘇聯解體（1991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幟，謀求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臺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3月，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34個，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競選中先後上臺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從1949年到1991年蘇聯劇變，40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煌時曾發展到150個左右，執政的有16個。由於體制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大失誤，致使 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出現了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上臺長期執政，且效果顯著。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會黨已達151個，至2003年，已達169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後，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開始對話與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對於共產黨，總結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得國家政權與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會裏，依然鼓噪暴力，可能會被當作笑談。我們不應當崇拜暴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權、革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權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力革命”，視“和平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列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制，把它說得壹無是處，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50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殺。至80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憑於資本主義民主制。首先，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社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其他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對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本主義民主制，而是尊奉這壹制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這壹制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制，不可能把議會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深思。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制都曾作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人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這麽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根拔除？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馬克思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麽？說復雜些可以寫壹部專著闡述之；如果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興趣；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政府包辦，勞動者不過是官家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系，與生產成果也切斷了聯系。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系，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抱負。每個人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茍安地活著。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著公有制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須突破陳舊、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制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掛的是什麽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麽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共享。對此，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制的國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產由妳，分配由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質上，它應當有多項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理規範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體腦勞動與貧富差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和諧。總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鑒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超越。
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歷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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