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十年代土改运动背后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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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际广播

批斗地主的大会。照片：BAIDU

1993年的一天，赖小刚去妻子的单位看她，和她的一个家住北京崇文区的同事闲聊起来。他能分辨北京各区的不同口音，很快听出这个女孩的口音和正宗崇文区口音有区别。一问之下，果然她家是在祖父那一代从延庆搬进城里的。

历史专业出身的赖小刚算算年代，推测她的祖父可能是逃亡地主。被猜中家史的女孩很吃惊。她告诉赖小刚，爷爷确实是逃出来的，而留在密云的家人全部被“砸死了”。

在遇见那位地主孙女之前和之后，赖小刚也从自己的老师和母亲那里听说过同一时期发生在密云和山西的类似故事，来到加拿大以后又读了更多的史料和国内学者的专着。他说，这不是孤立事件，是政策性的。中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推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当时被称为地主阶级的乡绅阶层。这场运动整个抗战时期都在进行，强度越来越大，到国共内战时发展到分地，分财产，分女人。许多地主全家被杀。和赖小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供职的一个护士，全家人只有她因为正好去了亲戚家而侥幸逃脱。

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农耕地之说是个谎言

从1927年打土豪分田地时期开始到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共数次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按照教科书上的官方说法，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农耕地。但是赖小刚说，这是一个谎言。实际上，至少在中国北方，农村土地占有相当平均。大户人家积累的财富和土地不到三代人就会分散。这是因为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是兄弟平分家产，造成中国农村赤贫和暴富的家庭都很少。

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照片：LI HONGYAN

赖小刚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农村的调查是最好的。但是中共自己进行的调查也不错。毛泽东对农村的土地占有和贫富状况其实是了解的。他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枣核状，即中等水平的人最多，赤贫和极富的人只是枣核的两个尖尖。中共进入山东后，为征收田赋开始对土地占有情况进行调查。毛泽东1942年5月要求中共山东分局推行减租减息，但是没有成功。当年10月，各地上交调查报告。滨海区根据地的报告说，当地土地占有情况确实如毛泽东所说呈枣核状。到1944年，包括滨海区在内的地区开始伪造数据，调查结论变成了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耕地。毛泽东知道报告不实，但是他需要这个结论。

山东的减租减息一开始遇到很大阻力

赖小刚说，山东的减租减息运动一开始推行不下去，一方面是因为田租和贷款利息是由市场供求需要决定的。另一方面，山东农村的地主富农和中共关系密切，他们不仅是为中共的财政税收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且他们的大部分后代都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家庭几个孩子都是八路军，留下妇孺靠收租维持生活。可想而知，山东分局后来虽然也遵照指示进行了减租减息，但是在中央看来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土改中斗地主的场面。照片：BAIDU

国共内战开始后，中共不必再顾忌不进行土地改革的承诺，减租减息变成明目张胆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1947年，八路军被派往东北，黎玉等山东分局干部被全部撤换。饶漱石率领新四军进入山东，强制进行土改。同时康生和毛岸英也被派到山东。他们都和山东没有感情联系。分土地，分浮财，分女人，打死地主的情况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有一段时间国军在战场上占上风，从苏北打到胶东，地主武装还乡团跟随而来，又对土改积极分子进行报复。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赖小刚说，这种激烈对立、残酷斗争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想要的。过去山东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联系密切，高度贸易化。大部分农民是商品贸易的组成部分，地主和佃户是生产伙伴关系，一损俱损。当毛泽东预见到国共难免一战时，就在考虑如何切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如何动员农民站到自己一边。减租减息就是为了人为造成阶级对立，到了194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此时佃农与过去的东家已势不两立。他们要保住分到的土地，就必须跟共产党走。

乡绅阶层被消灭的后果

赖小刚说，地主阶层实际上是乡绅阶层，其中有没能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有告老还乡的官员。他们通常在城里有产业，在官府有门生，把城乡联系在一起，是经济运转体系的一部分，是县城以下社会实现自治、震慑压制地痞流氓的中坚力量。这个阶层在土改中被彻底摧毁，其领导地位很快被地痞流氓占据。根据山东滨海分局194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当地许多村子的党组织被坏分子控制了。后来中共清理阶级队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由此而来。

毛泽东在延安与农民交谈。照片：BAIDU

乡绅阶层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国两千多年里无数次改朝换代，社会根基却基本不变，就是因为有这个阶层的存在。它被消灭后，一个以孔孟之道为基石的道德体系也随之崩溃。赖小刚说，夺人财产，掳走妇女，杀人害命，这些行为违背了最最基本的伦理规范，所造成的破坏很难恢复。中国乡村黑恶化，根源就是土改。

国内学者对土改的研究

赖小刚介绍说，土改在中共官方历史中仍然是个不能碰的话题。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恢复党史研究后，许多中国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山东当地的学者，一点点挖掘梳理史料，做了大量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土改，其成果虽然不属于官方主流，但着作是公开发行的。他举例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李金铮教授对华北地区二十到四十年代信贷系统的研究显示，减租减息不可行，其理由也不成立。

中共会不会再来一次土改？

对于这个问题，赖小刚没有肯定的回答。他说，中共有一整套发动群众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也存在仇富情绪和平均主义。另外，富人发家的过程中会有黑暗面，有积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政府撑腰，类似土改的运动一定会有人参加的。但是，现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共对外界的依赖大得多。现在的中共干部也和八十年前经历过长征和游击战浴血厮杀的中共干部完全不能相比。

赖小刚认为，会不会再来一次土改取决于中共领导人。如果在走投无路时想试一下，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不是他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