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最近讀到資中筠研究員的文章《<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自述》。這篇文章似乎是她為自己新出版的《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壹書所作的序言或前言。我無緣閱讀她的這部著作，但對她提出的“資本主義演變”的命題，卻產生了壹些興趣，覺得這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似有共同之處。考慮到這個問題在傳統的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在壹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工作者中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誤區，感到有必要在這裏回顧壹下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資中筠研究員在此文的結尾指出：外國的基金會最想“和平演變”的，是他們的制度。這個觀點其實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有所論述。但是，壹百多年來，人們記得並強調其中的消滅私有制、暴力革命、兩個徹底決裂等等觀點，卻很少有人註意那裏有關資本主義自我演變的論述。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指出：“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這裏說的使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斷，則表示這個變革存在於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只有不斷變革自己的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繼續生存下去。這裏，顯然隱含著同《共產黨宣言》的主旋律——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不甚協調的因素。



在《資本論》第三卷裏，馬克思通過對股份制的剖析，進壹步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革或演變過程，他把這個演變過程稱之為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的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所以他又說，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的結果，是徹底的自我否定，最終將演變成為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裏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介紹了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馬克思把它稱為個人所有制），如何被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殘酷剝奪和逐漸消滅的歷史。然而，在否定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發展的同時卻醞釀著對自身的否定。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必將達到同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在這裏說的私有制的兩種形態，即占有生產資料的獨立勞動者的私有制和剝削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他把前者稱為個人所有制。這個劃分是解開所謂“消滅私有制”這壹理論謎團的鑰匙。鑒於目前理論界和社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十分混亂，我準備就此另寫壹篇文章，供各界參考。）



從《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這些論述裏，我們不難發現：



（壹）資本主義自身存在著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因素。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從誕生的第壹天起，就帶有推動生產和進行剝削的雙重性質，也可以說是具有兩種相互對立、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的自我揚棄，主要就體現在這兩種性質和功能的相互消長上。總的說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它推動生產發展的功能逐步增長，而進行剝削的功能則不斷削弱，也就是說，它的生產性得到持續發揚，剝削性則漸次摒棄，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文明。股份制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重要裏程碑。它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生產性的擴展和剝削性的削弱，也標誌著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的變革，甚至還帶動著社會關系的變革——大量普通勞動者和社會公眾成為特定企業的股權所有者，和資本家分享企業利潤。



（二）資本的性質，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再到社會資本，是資本揚棄所呈現的主要形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性和剝削性相適應的資本特征，是它的社會性和私人性。資本主義初期的私人資本，以殘酷剝削勞動者為特征，只是它通過生產為社會提供產品，客觀上具有壹定的社會性。當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為單個資本家力所不及，多個資本家合作的股份公司應運而生時，它所集合的資本就越出了個人資本的範圍，而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按照馬克思的解釋，社會資本就是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早期股份公司的資本雖然有著資本聯合的形式，但它來源於資本家的私人資本，就其性質來說，仍然是私人資本，所以馬克思說它只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社會生產的進壹步發展，特別是信用制度的發展，把股份制的範圍擴大到廣大的社會公眾，在資本市場上流通運轉的，主要是獨立的個人的資本。這些來自社會公眾的資本，在投入資本市場之前，還是屬於他們個人的私有財產，但壹旦投入資本市場，不論是直接購買股票，還是通過中介機構，它就由私有財產轉化成為社會資本了。不過，盡管它具有更加鮮明、更加廣泛的社會形式，而且帶來了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顯著變革，卻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因為，首先，此類資本雖然來自社會個人，但他們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直接聯合起來”，而是外在於它所投資的企業。其次，他們所得的利息，固然是合法的資本收益，可是其中也有壹部分是不勞而獲的收入。再次，從馬克思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論述來看，“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指的是企業內部的員工，只有全員持股的企業資本，才是真正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資本性質依次變革的過程表明，資本通過股份制的形式，實現著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削弱了自身的私人性和剝削性，增強了社會性和生產性。這個轉變過程，意味著資本剝削的逐步減輕以至必將最終消除。其最終結果，將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掌握企業的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徹底褪去它的私人性和剝削性，而成為單純發展生產、服務社會的工具。



（三）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而不需要通過暴力革命。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曾經斬釘截鐵地表明，無產階級將運用暴力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但是，壹方面是歐洲大陸在經歷了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疾風暴雨之後，革命高潮迅速消退，這不能不引起馬克思對暴力革命的重新思考；另壹方面，馬克思在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中，發現了股份制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股份公司便是這壹轉變的過渡形式。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地發展成為新的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用不著任何流血犧牲的暴力革命。由此可見，對於股份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作用的充分估計，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通過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的主張。恩格斯在1895年發表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裏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消除了我們的迷誤，……19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經過畢生的革命實踐和深刻研究的反思後所得出的結論。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最終將導致自身被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造成這個結果的動力，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暴力，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前面所引《共產黨宣言》裏的“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述表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經常變革生產工具、生產關系以至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生存下去。這個變革過程，作為“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向新的更高級的生產方式轉變。理論界過去在解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的名言時，壹般都理解為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通過革命來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邏輯。而根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的論述，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和股份公司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敲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演變和自我揚棄的結果；剝奪剝奪者的，不是外在的革命者，而是剝奪者自身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



（五）按照馬克思的預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結果，將是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發展前景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作了全面考察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所謂私有制，指的是“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所有制，“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馬克思把勞動者的私有制稱作個人所有制，非勞動者的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個人所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占有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享有充分的個性自由。但獨立勞動的小生產規模，限制了生產的發展，因此，個人所有制發展到壹定程度，就不能不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吞並、所取代，“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換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建立在殘酷剝奪小生產者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有效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卻剝奪了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個性自由。這兩種私有制的優越性和缺點是如此明顯而對立，未來的生產方式將集中它們的優越性，排除它們的缺點，既能更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又能讓勞動者享有個性自由。這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含義所在，也是馬克思為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所描畫的前景。



多少年來，在我們的輿論、文獻和教科書裏，資本主義被認為是必須被消滅、而且將必然被消滅的剝削制度，而這個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對社會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加以漠視。對它的演變和自我揚棄的意義和前景，就更少有人註意。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始終是壹個被蔑視、被醜化的概念。本文主旨在於提供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變革和揚棄的壹些看法，說明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是歷史的產物，是任何社會都必不可免地需要經歷的歷史過程，它的發展變化有它自身的規律。所有意圖超越這個歷史過程、違逆它的發展規律的嘗試，都是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開放以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潮叠起，曾經成為改革反改革、民主反民主的矛盾與鬥爭的重要形式。但進入新世紀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似乎逐漸淡出輿論。十八大把自由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憲法第二章的公民自由權利相輝映，自由在人們的心頭留下深刻的印記，對自由化的感受就更淡漠了。



最近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提到立場的高度，重新引起人們的註意。因此，從意識形態和理論的角度，對這個概念進行壹些剖析，當前還是十分必要的。



什麽是自由？



自由化是自由和化這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因此，在讀懂自由化前，應當先正確理解自由。



從理論上說，自由是天賦人權。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第壹條就明確宣告：“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註1）但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天賦人權的自由卻無法實現。誠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註2）為了爭取人的自由，把自由權利從王權、神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中世紀的思想家、革命家高舉自由平等的大旗，向封建專制進軍。爭取自由、人權、平等，成為近現代世界歷史的主旋律。直到今天，自由依然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強大思想武器。



自由從天賦人權到民主革命的理論武器，是壹個寬廣的意識形態領域。由於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每個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因而，個人自由權利的實現，就必須符合於社會的共同利益，符合於社會的自由。為此，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壹些關於自由的限制性規約，以保證自由的爭取與實現能夠促進社會的正常發展。這些規範性內涵，構成自由作為價值理念的主要特征。它包括：



（壹）自由以理性為基礎。英國的洛克說：“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意誌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註3）羅爾斯在《正義論》裏多次引述康德所說：“人是壹種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註4）馬克思也認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它“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註5）



（二）自由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為前提。《人權宣言》第四條：“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壹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註6）孟德斯鳩說：“政治自由不是願意做什麽就做什麽”，“在壹個有法律的社會裏，自由僅僅是：壹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註7）盧梭則指出：人們不應當“把與自由相對立的那種放蕩不羈當作自由”。（註8）



(三)自由以法律為準繩。還是在《人權宣言》第四條裏，明確規定：“個人的自由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註9）孟德斯鳩說得更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壹切事情的權利；如果壹個公民能夠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註10）馬克思則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註11）



古典自由主義關於自由的這些規範性內涵，為後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思想家所公認。馬克思除接受這些內涵之外，還提出兩個重要論斷：（壹）自由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社會的發展水平。他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獲得自由的。”“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他在晚年還指出：“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註12）（二）人的自由發展是未來社會的基本形式。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將是壹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這個社會將建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制度”，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生產單位，在這個聯合體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註13）自由，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



由以上所列的材料可以了解，自由必須以理性為基礎，以不損害他人自由為前提，以法律為準繩，凡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就是自由；凡是不符合這些條件的，也就是說，凡是非理性的、損害他人自由權利的、違反法律的言論和行動，就不是自由，也就沒有自由。這是自由的內涵，也是自由的特征，任何社會，任何個人，都是如此。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之間，只有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而產生的自由實現程度不同，除此之外，沒有什麽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或西方自由、東方自由之分。



什麽是自由化？



先說什麽是“化”。“化”的意思是由此及彼的轉化，它包括兩個涵義，壹是轉化的過程，壹是轉化的完成。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裏說的“‘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註14），指的是轉化的完成；但在諸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裏，更多的卻是轉化的過程。可以說，全部社會發展過程，都是壹個“化”的過程。所謂“進化”，就是社會從落後向進步轉化，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歷史，都是進化的歷史。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12條核心價值觀，也都有壹個“化”的問題。這些價值觀的價值所在，不僅在於須從理論上認識並接受它們的價值內涵，更重要的，是賦予它們以實踐的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觀，進入“化”的境界。這就是國家的富強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文明化、自由化、平等化等等。只懂得這些價值觀的涵義，卻不去爭取它，實踐它，換句話說，不去“化”它，這些核心價值觀就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所以，作為核心價值觀的自由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於認識它，理解它，更重要的，是要爭取它，實現它，爭取實現的過程，也就是“化”的過程。自由化意味著從不自由到自由的轉化，就個人來說，它是爭取實現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的過程；就國家和社會來說，它是反對壓制自由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過程。自由的價值觀念，已被歐洲先進國家證明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利器，它也可以成為落後國家反封建反專制的武器。自由化，就是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的壹個重要形式。在這裏，“化”的涵義，就是使國家和社會從封建專制轉化為自由民主。



前面已經談到，自由並無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之分。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沒有任何理論合理性，卻只能暴露它的虛偽實質。為什麽這樣說呢？自由化既意味著由封建專制向自由民主的轉化，是社會發展的合乎規律的進程，就沒有反對的正當理由。把自由化加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正是為了掩蓋反對、批判自由化的不合理、不正當的實質。這裏有著深厚的意識形態根源。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合理性、正當性，存在於對社會主義的自信之中。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反對、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問題就在於，當前我國的社會性質屬於社會主義嗎？充斥於社會的，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不用什麽深入的考察，誰都可以從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中體驗到，彌漫於整個社會的，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專制主義及其派生物奴隸主義。



這種違反歷史潮流的扭曲，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1945年曾經高調宣稱：“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註15）但是，在取得全國政權僅僅幾年之後，他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急急忙忙地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希圖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高度文明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全部成就的基礎上，用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而當時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尚處於十分幼弱的階段，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遠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毛澤東要消滅資本主義，要消滅資產階級，就只能召喚封建專制主義。所以，中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後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只能是封建專制主義，而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主義的因素。



壹些反自由化人士自我標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但既然這個社會主義不過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遮羞布，那麽，他們所捍衛的就只能是封建專制主義，而反對的卻是民主自由，社會進步。進壹步分析可知，他們反對自由化，源於對自由民主的恐懼。因為，封建專制制度，是他們富貴榮華的源泉。社會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勢必摧毀他們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是他們不遺余力地反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歷史回顧



在現當代的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比較顯著的爭取自由民主的自由化高潮。

第壹次是毛澤東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推動了文化知識界的思想自由，費孝通把它形容為“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直截了當地稱之為“在知識界的自由化政策”，（註16）加上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壹再號召、動員人們“幫助黨整風”。於是，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大鳴大放”的高潮，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如果共產黨能夠虛心聽取這些意見，認真克服缺點錯誤，就可以開辟民主自由的新局面。不幸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善良願望，卻被認為是向共產黨猖狂進攻，自由化的高潮被消滅於殘酷暴虐的反右派運動之中。



第二次自由化高潮是文革結束後掀起的思想解放運動。體制內的真理標準討論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體制外的街頭論壇（以“西單墻”為代表），相互輝映，推動了整個社會的自由化、民主化，也促進了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以致葉劍英在壹次講話時說：“十壹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墻是人民民主典範。”（註17）理論務虛會上對共產黨在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揭露和批判，加上西單墻上壹些比較激進的文章，引起了專制維護者的恐慌，於是就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切斷了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三次自由化高潮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形式，出現在1986年，主要是在幾個大城市裏，有些學生走上街頭，呼求民主自由。運動遭到各地鎮壓，胡耀邦因所謂“自由化的保護傘”的罪名而被迫下臺。這個變故大大激勵了反自由化的士氣，那些頑固堅持專制傳統的遺老遺少，興高采烈地開會發文章，由北京延伸到幾個大城市，掀起壹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發布正式文件，宣稱1987年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對自由化。鑒於他們把矛頭指向改革，1987年5月13日，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四大系統的幹部會議上作了壹次報告，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的限制，（註18）把這場反改革的反自由化高潮消弭於無形。



第四次自由化高潮就是胡耀邦逝世所引發的“八九”民主運動。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中，最主要的是反對腐敗和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出於良好的愛國情懷的要求，卻被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歪曲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學生們以靜坐、絕食等方式，表示了對這壹定性的不滿，要求當局承認學生運動的進步性質。然而，這個和平的抗議活動，卻遭到血腥的鎮壓。繼而開展的清查運動，把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壹網打盡。



反自由化的勢力為民主運動被鎮壓而興高采烈，彈冠相慶。接著發生的蘇聯東歐的崩潰，為他們提供了反自由化的新切入點。壹場以“反和平演變”為主題的反自由化鬧劇於是開鑼。有人提出：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壹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實用主義者，二是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三是知識分子。還有人認為改革就是和平演變的具體形式，“是資本主義復辟”，“走資派還在走”“應該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面對這些猖狂的反改革叫囂，鄧小平被迫南下，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不爭論、誰不改革誰下臺等強有力的論斷，震懾了這股反改革的風潮，剎住了改革倒退的逆流。



在這幾次自由化高潮中，體制內外的人員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包括大量對於自由民主的期望，這些批評建議如果得到認真的采納，就有可能使我國社會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遺憾的是，由於這幾次自由化的群眾運動都具有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結果都被封建專制勢力撲滅。



（四）結論



自從西學東漸以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堅韌不懈地開展反專制反封建的鬥爭。由於封建專制主義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深厚積累，而自由民主卻只有壹百多年的歷史，所以在兩者的長期博弈中，自由民主最終屢居下風。六十多年來四次較量，更是鮮明地展現出這個特點。自由民主的力量屢戰屢敗，關鍵在於掌握政治權力者站在封建專制的壹邊。然而，這裏的情況是非常復雜的。第三、四兩次自由化高潮被鎮壓後掀起的反自由化高潮告訴我們，反自由化的矛頭必然指向改革，這也是當局所無法容忍的，所以這兩次反自由化的高潮也遭到壓制。這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只有在朝野齊集在自由民主的旗下，中國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但是，當權者什麽時候能完全站到自由民主壹邊呢？



從目前體制內外的情況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有著清醒認識的人還不多。什麽是自由？什麽是自由化？在思想認識上普遍存在著模糊的蒙昧狀態。我很希望社會上能開展關於自由和自由化的大討論，既然自由已經被收入核心價值觀，就應該被排除在“妄議”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