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咸鱼翻身的根本原因-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

壹号清算组 · 发表于 2021-7-29 0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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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1937年前遭遇三次“滑铁卢”，为何能咸鱼翻身？

——根本在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

颜智华

（重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中共作为国际共产党（即共产国际，实际是苏俄-下同）在中国建立的支部，在苏共策划与指挥下，（1923-1927年）通过借国民党之壳在中国上市，仅3年间由400余人的无任何社会影响力的小党，发展成6万余人并在全国各省多数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并掌握了几支武装力量的政治军事集团。并在几个省占山为王搞军事割据建立起了一个苏共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烧杀抢无恶不作，犯下滔天反人类罪行。造成如此局面并非共产党神通广大，根本原因在国民党从1923年开始贪图苏共经援和军援，作为政治交易而收容中共，养虎为患。但中共还是先后遭遇3次近乎拿破仑滑铁卢般惨败。

先是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与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关系破裂，政治上遭受第一次惨败。之后共产党在以湖南、广东两省作为重点策动的多起武装暴动，均遭到两省地方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以惨败收场。但是，作为中央政府军辖区的江西省，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却严重失职，坐视朱、毛红军从1929年初开始，由4千余人的草寇，在5年中烧杀抢肆虐横行，占领了20多个县，统治四、五百万人口，拥有10万余军队的强大共产匪帮。即便如此，拥有上百万军队的民国政府，真要剿灭它应该不费多大力气的，事实也如此。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即以张国焘部为主的红军、以贺龙任弼时为头目的红二、六军团）一共约十四、五万人最后逃窜到陕北的也不过万余人，这还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个军阀在红军逃窜途中网开一面“放水”的结果。逃窜至陕北后，在陕北周边就有十几万政府军队，真要剿灭它残存的1万余人轻而易举。何况它人疺马困，穷乡僻壤，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了。咸鱼应该翻不了身的。这是中共从1924年国共合作以来遭遇的第3次滑铁卢。但它却奇迹般翻身了。本文将简述中共为何能咸鱼翻身。

一、蒋介石联苏反日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宣布“清共”，但真实情况是与苏共藕断丝连。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自小从中共的教育那里得知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是反共头子，匪首。其实不是的。国民党也非如共产党贴的标签那样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台湾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陈永发教授也是这样认为的。给某个政党或者政客用贴阶级标签的方法确定其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曾经被共产党赤化成为苏共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代理人。1927年国民党内先后发生的蒋介石主导的“清共”和汪精卫主导的“分共”，国民党虽然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它的各个军事实力派别大都不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首要敌人，包括蒋介石。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不是专门针对共产党的，是针对所有觊觎他的权力地位，明的暗的不服从他的党内、军内的政治或者军事实力派。其中首先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事集团，其次是一些省的小军阀。各路军阀在相互争斗中，大都把共产党力量作为制约对方的一个政治筹码，甚至暗中往来利益互换。纵观历史，国民党内各个政治军事实力派大都是无政治原则的唯利是图，唯权是争的政客罢了。只要有利可图，可以联苏容共与魔鬼共舞，包括蒋介石在内。真反共派别在党内没有军事实力或者大的政治实力，无从左右国民党政治走向、军事成败，很难以左右政局。

1、蒋介石主动联苏。

在国、共分裂后，苏共中断了给国民党的援助。1930年代初，蒋介石寻求美、英军事援助未果。只有德国给与大力援助，主要是军事援助，如贷款卖给先进武器装备，派出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终于有了二、三十万装备良好、训练有数的嫡系军队。但蒋介石仍然想拉拢苏共制衡日本，这是他联苏的初衷。饥不择食，重蹈孙中山联苏容共覆辙。

还在朱、毛红军未撤离江西前的１９３４年8月，蒋介石就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fú)作为私人代表去苏联访问，试探和苏共修复关系的可能。

１９３５年７月3日（中共红军在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见苏俄驻华大使，直接提出希望和苏俄签订《军事互助条约》，共同防御日本。遭到苏俄大使委婉拒绝。三个月后的１０月１８日晚，蒋介石亲自出面与苏俄大使秘密会晤，再次提出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但仍然遭到推诿搪塞。蒋介石无奈，最后告诉苏俄大使一个中日外交秘密：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缔结一个“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就是要和中国订立“反苏反共同盟条约。”蒋介石在苏（共）与日本两国之间，坚定不移的选择亲苏联苏（共），反日抗日。到此，对于蒋介石不作为，坐视朱、毛红军在江西烧杀抢5年及红军长征途中“放水”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为国民党与苏共重修旧好留下后路与筹码。

斯大林对蒋介石请求签订（防御日本）军事互助条约采取待价而沽的策略，要求先和中国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取得相关特权后再商讨订立军事互助条约。蒋介石想“走后门”，找北伐战争时期担任他的军事总顾问的苏共将领加伦去影响斯大林的决策。1935年底，蒋介石就派遣中国驻苏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去莫斯科会见加伦。这时加伦已经被斯大林清洗，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邓文仪在莫斯科和王明谈判。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之一），实际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以为说服王明，一是影响共产国际从而影响斯大林的决策；同时搞定暂时栖身于陕北的中共——让它停止叛乱，归顺政府，仿效南宋朝廷招安梁山寇贼。

从“1936年１月１３日到２月２３日，邓文仪与王明和潘汉年（中共红军宣传部长，专程来莫斯科给王明汇报国内情况）总共进行了四次商谈。”“根据１月１３日和１７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内容是中国国内各党各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邓仪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已经对王明推心置腹，低三下四了。可见，蒋介石在外交上与苏俄决裂还是联合，在国内是剿共还是容共，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利益考量，根本没有一个政治原则和道义原则。

2、蒋介石的代表和潘汉年在上海、南京谈判。

斯大林根本不认为流窜到陕北的中共红军能成气候，因而愿意和蒋介石政府结成反日联盟。王明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叫潘汉年随邓仪文回国，一是回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同时交给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密电码。二是代表中共和蒋介石进一步谈判。潘汉年回国后，代表中共先后在上海、南京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几次谈判。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再次开始了政治交易。不过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局外人都被蒙在鼓里。

二、蒋介石罔顾国家法制和社会正义，不追究中共10年烧杀抢滔天犯罪

1、张学良私通中共与充当政治小丑。

对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叙事，有国、共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隐瞒了一个关键秘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当年档案，被隐瞒的真相才揭开。在张学良兵谏逼蒋抗日之前，蒋介石和苏共、中共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开始1年多了（上一段已经叙述）。张学良不知情（实际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耍弄）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而充当了政治小丑。共产党方说他是英雄；国民党官方斥责他是叛乱。当张学良得知苏俄并不支持他兵变扣蒋；同时也遭到社会各界声讨。但后悔已晚。自作孽不可活。

张学良父亲张作霖，半文盲。在甲午战争时当过兵，后在家乡入伙黑社会组织担负维护四邻平安并收取保护费为生。后被官方招安开始入官场，经过二十多年打拼最后成为东北保安司令，实力与直系、皖系等军阀旗鼓相当的奉系军阀头子。

张学良17岁开始当兵，后在父亲办的军校学习两年后，担任军官。1929年控制民国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被北伐军打败，逃回东北途中被炸死。张学良就承袭父职的一介兵痞。之后宣布归附南京中央政府。在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战争中，带领军队入关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赏识。

9.18事变时，不仅张学良身在北京官邸，其奉军主力也驻防在华北而非东北。后坦承是自己下令不抵抗日军进攻。

张驻防西安后私通陕北的中共，籍图通过中共牵线勾搭上苏俄，获取苏俄枪炮援助后坐大，伺机颠覆中央政府。张学良丑陋的真面目被中共粉饰至今。

2、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由秘密转为公开。

（1）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剿共目的是使其两败俱伤是谎言。驻扎西北的张学良部10万精兵强将围剿1万红军残兵败将应该是风卷残云，何来两败俱伤？何况军费与补给都是中央政府包下了的。这是谎言一。之二是蒋介石亲自去西安的目的是督战的说法也不可信。张学良私通共产党心怀不轨，耳目众多且疑心很重的蒋介石不可能没有察觉。蒋介石自从军从政开始，败笔、错误太多，不必去过度解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共产党的谈判被迫由秘密转为公开。

（2）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多次谈判。

蒋介石找苟延残喘于陕北的中共谈判，并非中共红军是一支抗战力量。所谓打狗看主人，既然要联苏抗日，从苏共那里获得经援军援，就得利益交换。何况蒋经国还在莫斯科被扣为人质，蒋介石“公”、“私”兼顾，换回儿子。中共方也看准了蒋介石的心思，仗苏俄之势要挟蒋介石，图的是咸鱼翻身。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是谎言，中共和蒋介石双方的谎言。中共开出的“价码”得不到满足，苏俄答应的援助就落实不了。

西安事变平息后，毛泽东担心周恩来去南京谈判“没有人能保证不为张学良第二。”要求在西安谈判。从1937年2月9日-3月13日，周恩来和国民党方代表在西安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内容集中在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问题。毛泽东的要价是：“红军编为12个师，4个军（规模约10万余人），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4个军编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分别由朱德、彭德怀出任；军饷按照中央军的待遇由中央政府发给，或者先每月接济80到100万元；如果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中国国民党保证不破坏中共组织，不逮捕中共党员，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一句话，红军改编成“国军”后“换装不换药。”“蓝皮罩红心。”

共产党给国民党的回馈是：“（1）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在红军编制的规模问题。蒋介石只同意红军编为3个师9个团（规模约4万余人）；在3个师之上不设立总指挥部。与共产党借改编之机会扩大红军编制（规模）要价相去甚远。

之后的3月下旬-8月，周恩来又先后去上海、庐山、杭州、南京和国民党方面谈判，在庐山和杭州面见了蒋介石。“八.一三”中日上海战争开始后，蒋介石最终对中共作出很大让步。

3、最终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

陕北红军改编为政府军番号是第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下设3个师，编制4.5万人。南方游击队改编后番号为新编第四军，编制为1个军部，下辖4个支队8个团。分别划归第二战区（山西）和第三战区（苏南、皖南和浙江）管辖。军饷装备按照政府军待遇发放。设立陕甘宁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共辖区），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并发给相应经费。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南昌等多地设办事处。释放监狱里关押的中共党员和红军被俘人员……等。实际是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性。名义上收编为国军实际仍然是共产党的党军，还要白吃蒋介石提供的中央政府的军饷。

4、蒋介石毫无政治原则、法制原则、道义原则——对蒋介石联苏容共政策的政治历史评价。

共产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共产党是国际恐怖组织。且中共自1926年开始在广东、湖南等省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8月1日开始发动一些列武装暴动。后又在赣南和闽西、鄂豫皖、湘鄂西、川北、陕北等地建立苏区，实行共产恐怖统治。仅在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川北等4个规模较大的苏区，被直接统治的人口总数约1千5百万。还在苏区周边地区“游击”抢劫杀戮。在“长征”途中杀戮、抢劫。中共在1937年前的10余年中无恶不作，无数善良的平民百姓惨死在共产党之手，经推算，被杀戮、酷刑、饥饿以及被迫逃亡的总人数约300万人以上。毁坏财产无以计数。出现无人村、无人乡。共产党犯下了滔天反人类罪行。

作为民国政府，本应依法追究中共罪行，缉拿罪犯，审判严惩。为民除害，为死难者伸冤，伸张社会正义。维护国家法制和社会公义。但是在蒋介石操控下，国民党政权却罔顾国家法制，弃社会正义与公义不顾，一笔勾销了共产党10年反人类滔天罪行，让其合法化。并给粮饷划地盘，使其咸鱼翻身做大做强。这是对社会公义的亵渎，对4亿国民的背叛。之后中国政治、军事事态的演变，到1948年底，已经证明了笔者这一结论。但至今还鲜有学者以此立论专题研究讨论。甚至固守中共或者国民党等各方的政治历史谎言；或者某些学者陈旧的政治历史认识误区，包括台湾学术界。

三、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同时专打国军抢占国军地盘

根据国共协议，八路军、新四军作为由共军改编成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必须服从战区司令部指挥。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划定的防区在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以及毗连的河北西北部几个县境内，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名义上隶属阎锡山战区，实际是共产党延安中央政府的下属政府。趁战争混乱局势，把地盘扩大至周边的包括晋东北、河北、察哈尔等3省几十个县，在境内建立各级共产党政权并建立起附属于共产党政权的各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机构。还分兵去山东省，江苏北部和安徽东部北部等整个华北及华中地区，攻击驻守的国军抢占地盘。到抗战结束，整个共军发展到100多万人马，占据华北、华东地区，面积接近国家半壁河山，即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在规模上远远大于1934年前的南方苏区的政治上独立于民国中央政府的共产独立“王国”。积累了能够颠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甚至国际外交等资源。它在8年中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抗战开始，毛泽东就给八路军、新四军制订了“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方针。毛泽东在公开的报告中叫做“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即借抗日为名，打着政府军的合法招牌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在所谓敌后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政权，占山为王。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共产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就是在北方重新建立苏区。

1、八路军在河北攻击驻防国军。日军由北向南进攻，主要是占领交通线和周边城市，即占领了一张巨大网格中的“点”和“线”。而“面”仍然由原地方政府控制，国军主力虽然南撤了，但留守部队还在，省、县政府还在，并以各种方式抗击日军，牵制日军。中共建立的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从留守的国军手中夺取过来的。

攻击河北民军。河北民军的总指挥是张荫梧，战前是北平市长。为政清廉、政绩昭著，受到朝野一致好评。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河北省保安司令。组建起一支约2万人的政府军队，留守抗日，维护社会治安。共产党把民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施以阴谋诡计，调集优势兵力打垮了民军，抢占了地盘。张荫梧带领少数人马得以突围。1949年初，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率部投降共产党；张荫梧誓死不降，死于共产党之手。

共产党除攻击河北民军外，还攻击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新第五军，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部。“这三支军队（共计3万6千人）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了一条通道，以使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并切断日军平汉路的补给线。”“在国军尚未进入河北省前，共军以联合抗日为名骗取国军将领的信任，把军队开进三支国军之间形成分割包围之势。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围歼了国军3万人马。

“蒋介石得报后，不准公开消息。”之后共产党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了。

2、攻击山东留守政府和驻防国军。山东形势类似河北，日军主要占领“点”和“线”。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包括和省政府、下面的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员大都留守下来。中共派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山东抢占地盘。八路军的攻击对象就是留守政府和政府的保安部队，夺取地盘。省政府下属各级保安部队势单力薄，既要抗击日军又要抵御八路军攻击，在极度困难下维持局面。而驻守山东南部的国军主力部队的司令于学忠（辖2个军）却亲共，和八路军“联合抗日”，坐视八路军袭击山东地方政府而不问不问。于学忠还不服从命令，在从山东南部撤防时不把防区移交给接防的国军而交给八路军。于曾经是张学良部下，当时支持张学良扣押蒋介石。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后共产党不忘旧情，赏赐于一个职务以领薪金，这是后话。抗战结束时，山东已经成为中共各根据地中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有20万正规军。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各级党、政、军、民等机构，成为共产党在华东的坚固堡垒。

3、八路、新四军在苏北和皖北（江苏和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做大做强。中共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除军部直属部队外共有4个支队，原鄂豫皖（大别山区）游击队改编为第4支队时不到1千人，在安徽北部活动。相比驻防在四周的数万国军，势单力薄，成不了气候。但它却利用国军的合法身份，招兵买马，很快扩大到两、三万人，和驻防区国军争抢地盘。

新四军其它支队的驻防区在江南，属于第3战区，战区司令是顾祝同。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都不听战区司令指挥的。

毛泽东指示，山东八路军要向南（苏北、皖北）发展，新四军要向北（苏北、皖北）发展，抢占华中地盘。华中地区人口稠密，地肥水美，物产丰富。进可攻退可守，势在必得。

黄桥战役。苏北本是国军韩德勤（江苏省主席、苏皖战区司令）部驻防区。新四军陈毅部在1940年初擅自离开防区，秘密渡江进入苏北。抢占韩德勤部地盘。重镇黄桥也被占领。山东八路军也南下进入苏北、皖北，配合陈毅新四军南北夹击国军。1940年10月，韩德勤部国军为夺回黄桥镇，与新四军交战。由于各种原因国军失败，共产党方面说国军死伤2万多人。国军方说只死伤5千人。对于共产党军队猖狂进攻，国军将领们要求蒋介石下命令反击。但是蒋介石不准许反击，只是在重庆向周恩来和延安的朱德提出谴责和警告。蒋介石担心得罪中共的后台苏俄。苏俄驻重庆大使也以停止援助来威胁蒋介石。在共产党军队南北夹击下，苏皖战区国军一退再退，逐渐被压缩到皖北很小的一块区域。整个苏北和皖北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共产党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新四军力量也发展到约20万人。

四、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的政治思想根源

笔者认为：

毛泽东从1924-1927年的国共合作和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取得了和国民党斗争的丰富经验，包括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内。但是，实际上也并非毛泽东神通广大，而是他看穿了蒋介石的政治弱点和性格弱点。即开始蒋介石为反日而联苏，后战争中为把抗战打下去而完全不敢得罪苏俄，从而无原则无底线的迁就、忍让中共的欺凌和打击。底牌被毛泽东看穿并以此挟持了。

蒋介石的政治“弱点”——亲共。

国内学者杨奎松早在2000年代初，在相关研究文章中否定了“蒋介石1924年初从苏俄考察回国后，就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从此蒋介石就开始反共……”等这类学术界的传统认识误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对校内学生中孙文学会（政治上支持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党操纵的组织）之间的冲突持各打50大板的态度。还在对学生的训话中肯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团体肯同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1924年1月）当本党改组之始，虽有许多党员激烈的反对，而我们总理总是照着原定计划，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总理下了这样决心，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

蒋介石完全拥护孙中山联苏联共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蒋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事实上，苏联同志并非居在指挥的地位，不过我们以世界革命党员自居，也很愿意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挥。这并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实在是世界革命、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战线，指挥统一是现在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最要紧的一个战斗原则。”

自1924年国民党“一大”开始，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在政治上实际已经归附了共产国际即苏俄；或者说苏俄收买了国民党。而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融会贯通几乎划等号，实际也代表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亲苏派，也是主流派。而“蒋介石这时不仅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尤其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鼓动和教育官兵，有着特殊的心得。他强调：‘中国的乱源在帝国主义，’因为‘外国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中国，夺取我们原料，垄断我们商场，所以使我中国地价与物价昂贵。帝国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人民，保护帝国主义者来垄断市场。所以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就是卖国奴，所以我们认他是第二个敌人。’而‘这地主与富商，是使得我们生计穷苦的原因，亦就是我们最后的敌人。’因为‘地主操纵地价，弄得我们无地可种；富商操纵物价，百货昂贵，弄得我们衣食无着，所以生计穷苦。’‘打不倒乡下的地主，你们的敌人仍旧不能够除去，你们仍旧要被人家压迫，没有出头的日子。’他声称：‘惟其社会贫富如此不平，所以我们要革命，必定使得人人要劳动，人人可以安乐。’‘革命是为全体人类求幸福，尤其是对于劳动阶级，如农人工人的幸福最为注意。’‘不许有劳逸不平，贫富悬殊，也不许人民以劳工得来的钱，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暗中夺了去。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他甚至解释说：‘我们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民生两个字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人类生活，谋求社会生存的要义，所以我们叫他做民生主义，而不再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引自杨奎松：《蒋介石走向“三·二0”事件的思想变化及其性格因素之分析》-杨引自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69—72页。）记录蒋介石上述讲话的文件署名时间是1925年4月9日。从革命纲领的层面，蒋介石讲话中已经把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归纳总结出来了。之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阐述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与蒋介石归纳总结的一致，但毛泽东的文章发表时间为1925年12月，比蒋介石讲话晚8个月。究竟是毛泽东抄袭了蒋介石的讲话还是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不得而知。中共革命史（党史）教科书中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因此，把当时的蒋介石定性为共产主义者也不为过。是否共产主义者应该从政治信仰角度而论。当年的共产党党徒中多数不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何物，加入进去的目的不过是觊觎别人的钱财甚至还想捞取政治权势罢了。在中共党内也山头众多，可以把国民党内的联苏亲共派视为共产国际阵营里面的一个山头。蒋介石就是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共的共产主义者。

对于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政治属性关系，有人说是苏俄的孪生兄弟。作者虽然不认可这种观点，但国民党（1920年代）在“国民革命”政治旗号下的北伐战争（中共所谓“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由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而策划实施的。又因为苏俄提供了关键的军援，因此名义上由国民党统领的北伐战争确实属于代理人战争。即由苏俄策划并直接指挥，同时提供军援，旨在实现苏俄的世界共产革命战略目标的一场战争。尽管国民党内一些人有个人的政治小算盘，但不能以此改变这场革命的政治属性。其中由中共方面具体操作的工人、农民运动（城市和农村的共产革命运动）；反帝运动等，也都是国民党正式会议集体作出的决议。对这个共产革命政治历史问题，不能只归咎于共产党一方。事实上国民党的“改组”并非限于组织结构上，运作方式上，更关键的是政治属性上被赤化。当然程度上和中共有区别，比如它内部还存在一个坚定的反共小派别。

以上对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的政治思想历史渊源做了简要分析。

把话题回到本文的论题，笔者认为把中共最后能打下江山，主要归咎为日本侵华这个外部因素是不正确的。因素主要在国内，首先是孙中山联苏容共让中共借壳上市，奠定了它的政治和组织基础。但此并非不可逆转，事实上中共几经拼搏还是成为在陕北的一条“咸鱼。”之后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才使中共咸鱼翻身，并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逐渐占据中国的半壁河山，积攒下和国民党逐鹿中原的政治军事实力。蒋介石仿效孙中山再次联苏容共以发动“反帝”战争（这次是对日），也并非要让中共夺取江山的本意。失算的原因在于他以为“故伎重演”能再次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机关算尽反失去江山。

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地位原本都不高。从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才开始发迹，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虽然被赋予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职务，但在实行“党内民主制度”的国民党内，仍然没有一言九鼎的资格。所以他力主尽早北伐，“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也确实利用战争摆脱了中央党部对他权力制约，终于问鼎于国民党中央的最高军事独裁者。但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并不听从他的军令。党中央的元老们也不服从他的政治权威。而以“民族主义”旗帜相号召，以“救亡图存”作为政治包装，胁迫各路军阀参加抗日反日战争，成为他实现集权全国政治、军事野心的有效路径。要实施这一路径的前提就是重新联苏容共。他以为好事还会如1920年代那样重演。后来鸡飞蛋打是他不曾预料的。蒋介石反日抗日，从苏俄斯大林的东方政治军事战略角度考量，仍然属于代理人战争，和北伐战争类似。

所以说，中共在1937年后能咸鱼翻身的根本原因在蒋介石联苏容共反日，而非所谓日本侵华。至于蒋介石假民族主义挟持（绑架）全国各方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特别是完全不顾及亿万国民生死搞“焦土抗战”的评价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将另设一个话题论述。

（2021-07-22初稿-27日再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