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共產主義的思想背景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申有連

相傳堯寬厚待人，禮儀四方，他但願天下人都能溫飽度日，而自己每每做出犧牲。人們擁立他為帝後，他依然敬慎節儉，寬容溫和，允恭克讓，明辨善惡，協和萬邦；使天下得以和睦安穩。
當堯年老後，他並不以己之位為尊，自以為是的要獨自去安排天下就象安排他自己的私事壹樣，而是按照眾人的提議，將壹位地位卑微的窮苦貧民名叫虞舜的提拔上來，對他加以考察培養，證明他在德、才等方面確實不負眾望，就委以重任，最後讓他登上了帝位。而自己則謙虛地認老不再幹涉政事。
虞舜又叫姚重華，他出身貧寒，生活窮困，且又生活在壹個不良的家庭中，但他卻能註重自身修養，與家人和睦相處。在經受各種考驗登上帝位以後，他更是善察民情，勤勞民事，鞠躬盡瘁。他政事民主，任人唯賢，根據人的不同特長，讓伯禹掌管土地，輔佐政事；讓稷去主管農業，教人們播種耕作；讓契去大興教育，使百姓們親和懂禮；讓臯陶任士之職，去抵禦外敵，刑服賊寇。而不是用官職做人情給俸，就象天下是他的私產壹樣。他也象堯采納眾人的建議讓他登上帝位壹樣也采納眾人的建議讓帝位給了禹。
大禹在中國更是家喻戶曉，他繼承鯀的治水事業，歷經十三年，治平了水患。在治水過程中，他曾三次過家門而不入。為此，他受到了百姓的愛戴，也得到了舜及百官們的信任和稱贊。
堯、舜、禹三位大帝當政時，提出了不虐待孤獨無靠的人，不拋棄困苦貧窮的人，不違反百姓的意願去滿足自己的私欲；要便利人們用物，富足人民的生活，端正人們的德行。推行著壹種良好的共治天下，與民共樂，與民同福的社會制度。
這種部落社會的群體主義意識受到了後世的高度贊揚，歷代的人們都在極力地推崇這種公天下的社會制度。
我國春秋戰國之際的墨子(約公元前468—376年)，提出了壹個尚賢和尚同的政治主張，又把這種公天下的社會制度發揚成壹種互助友愛，普天同利的理想社會。墨子認為，要振興國家，富足人民，使天下人人都能暖衣飽食，就必須舉賢任能。因為只有讓賢能智慧的人來掌管國家，國家才能治弘，才能富強。
為了使壹國之中的賢能智慧者能脫穎而出，就不應論究出身的貴賤，要不論農民、工匠或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舉拔他們，大膽的委以重任，對不稱職的，則要抑而廢之。
他主張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無能則下。並要“以尚賢為政之本，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讓天下人都能按照能力的大小來從事適當的工作。
在墨子的這個理想社會中，天子、三公、國王、大夫、鄉、裏之長，都由大眾推舉產生。且良工、良醫、良宰，即百工都能各得其所，都有發揮自己專長的機會，不能魚目混珠，埋沒賢能。對推舉出來的天子、三公、國王、大夫、鄉長、裏長，萬民要是、非分明，去其不善的言行，學其善的言行，使壹國上下，始終團結同壹。對治理國家，則要以天下人的共同意願為準則，不能以父母、師尊、國君的意願為準則。因為天既使萬民得生，壹樣的哺育萬民，供給萬民同樣的恩惠，必不論幼長貴賤，都兼而愛之。
天不單愛國君、父母、師尊而兼愛天下人，所以天下人的意願，也就是天意，治理國家應以天意為準則，也就是要以人民大眾的意願為準則。
在這樣的國家中，人民大眾必上下同壹，年老無靠的，會有所奉養，幼弱無依的，會有所扶助(“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奉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墨子《兼愛》下篇)。人人都“兼相愛，交相利”，都把他人的苦樂，看成自己的苦樂；大家“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社會上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從而得眾心同壹，天下歸於大同。
在西方的古希臘，有壹位名叫柏拉圖(公元前427—347年)的哲學家，提出了壹個與墨子有相似之處，卻更為詳細和具體的理想社會。在他著的《理想國》壹書中，他借蘇格拉底的口，以“正義”為話題和開端，以“善”為最終目的，系統地提到了優生問題，家庭與婚姻問題，教育問題，政制問題，共產問題，因人之能施任及於男女平等的問題。他先以“正義是智慧與善，不正義是愚昧和惡”（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36頁）這個簡單結論開始，把壹個他構想的理想國度展現在人們面前。
在這個理想的國家中，柏拉圖把它的公民分為三個等級或階級，即：普通市民(農民和工匠)、輔助者(軍人)和護衛者或統治者。
也許是為了避免這些公民之間彼此因為自己的不同地位而互相爭執，柏拉圖建議編壹個故事告訴人們說，每壹個人的不同身份是由上天鑄定的，因為老天在鑄造他們的時 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寶貴的， 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 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
這樣，每個人在他壹出生時，就由上天鑄定了他的身價和地位。他們因此沒有什麽可爭執的，都應該按照自己分別屬於那壹種金屬鑄成的來執行壹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彼此不能僭越。並且只有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即自己身上的金屬成分，做好屬於自己分內的事情，不要去多管閑事，更不要壹身兼幾職，“每個人都作為壹個人幹他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幹涉別人分內的事，”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154頁）。
整個城邦就實現了正義。這也是他關於正義的定義。
同時，正義與智慧、節制、勇敢這四種美德，也是壹個完善的國家所必須具備的。
雖然每壹個人的身份已由他出生之時確定下來，但是，柏拉圖又說：由於他們同屬壹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壹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註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壹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裏混入了壹些廢銅爛鐵，他們決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這就給地位卑下的人壹個希望，他們也可能生出金子來；同樣也給出生高貴的人壹個警告，他們稍不註意，也會生出廢銅爛鐵來。僅此而已。因為人們的地位已在出身時就已壹錘定音，他們除了在後代身上有所希望或有所擔憂外，自身已不能再有所改變。這就與我國孔、墨二位大家的勸學思想難以相投了。

與墨子尚賢的思想相近似，柏拉圖推崇智慧這壹美德，認為只有讓大智大慧的人來管理國家，使有知識的哲學家來統治無知識者，這個國家才是壹個按照自然規律建立起來的國家。關於節制這壹美德，柏拉圖和墨子都同樣主張，不管是國家或個人，欲求是為生存產生的，不能去追求那些超過生存需要的，不必要的排場和奢侈——盡管他們各自對節制的引申略為不同。在墨子的《所染》和柏拉圖關於勇敢這壹美德的染色的比喻，真令人難以置信，這兩位先哲遠隔千萬裏之外，卻能會如此的心靈相通。
也與墨子尚同的思想近似，柏拉圖也主張在他的理想國中必須上下團結同壹，以實現全國作為壹個整體的幸福，而不只是實現哪壹個特殊階級的幸福。全體公民應彼此協調和諧，團結成壹個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體。為此，城邦中已經具備了那種知識高度的人，就應不辭勞苦，下到“洞穴”中去勸以教人，把那些暫時還不認識世界的人們引導出來。
為了使這個國家不斷完善，克服人作為生物的那些弱點，使國家早日壯大強盛起來，柏拉圖提出要實行共產、共妻、共子的制度。他規定，理想國中的護衛者們“除了絕對的必需品外，他們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人財產”，以免讓世俗的金銀玷汙他們純潔的心靈。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居住在大家公有的房屋中，由公民定量供給他們糧食。所有的壹切，既不使之有余，也不使之不足。錢財對於他們完全是多余的，而他們生存所必需的壹切也完全是大家共有的，即“朋友之間不分彼此”。這種不分彼此的共產主義方式，不但在生活必需品上是如此，也包括在家庭生活上，甚至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內。
當然這種公有制是在壹定範圍內實行的，這個範圍並不是指壹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在國家內部以階級為界線劃分的。
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惟有的兩個強調階級劃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較早的壹個。除了柏拉圖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外，其他的烏托邦社會在構想中即使有明確的分工，對階級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大多數思想家都明確地蔑視貴賤之分。他們的烏托邦中提倡的都是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社會福利不遺漏任何壹個國民，其互助友愛之風有如陽光普照那樣壹覽無遺。
柏拉圖既是這種階級劃分的創始人，他的共產主義中就仍然有奴隸、仆役等低賤等級，這些等級完全反過來，有如馬克思共產主義中的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其人格是完全喪失的。所以柏拉圖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如兩極相反的共產主義，壹邊是奴隸和仆役，另壹邊卻是地主和資本家。
在柏拉圖主義社會中，極力推崇的是護衛者們，有如馬克思主義社會中的無產者那樣，他們才是國家的壹切。其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基於為了發展這部分人口以提高國民素質。
因為護衛者們既是從全體公民中挑選出來的優秀男女，為了達到優生的目的，有利於人種的進步，所有優秀的女人就應該歸所有優秀的男人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得與任何人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
這些優秀的男女們還應該盡量多地結合在壹起，不良男女則要盡少結合。他們生育的子女無壹例外的都要在壹出生時就從他們身邊抱走，每個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誰，孩子們也不能知道誰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中屬於優良者的下壹代，就要把他們帶到托兒所去，由保姆們在城中的另壹處撫養，對之施以良好的教育；最壞者的下壹代或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則要將之秘密處理，不予養育。
如果壹個人患了嚴重的疾病難以醫治的話，他就應該早日拋棄壹切麻煩，不應在痛苦中掙紮。同時這種人也“不值得給以醫治，因為這種人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什麽用處”。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另壹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城邦中 公民的教育，特別是對那些有希望的年輕人的教育。這種教育包括兩個部分，即音樂和體育。當然這裏的音樂和體育這兩個內容，每壹個都具有遠比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寬泛得多的意義。“音樂”實際就是我們今天所指的文化和藝術，“體育”也遠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那種體格的運動，它是指與身體和氣質有關的那些訓練。他強調必須使那些有希望成為護衛者的青年們在絕對可靠的教育中成長。
兒童們在進行體育訓練之前，應先進行音樂教育。為了在他們幼小柔嫩的階段就塑成治國者們所希望的那種形式，柏拉圖說有必要用真的和假的故事去教育他們。母親和保姆們都應該只講經過審定的那些故事給孩子們聽。那些把神描寫得醜惡不堪，關於諸神明爭暗鬥的故事，以及勾心鬥角，耍弄陰謀詭計的事都不能讓年輕人聽到。要“使年輕人相信城邦的公民之間從來沒有任何爭執”。
總之，詩和故事和藝術作品中那些消極的成分和對年輕人有不良影響的內容都要幹凈的去除，要強迫詩人和藝術家按照統治者的要求去創作。荷馬和赫西俄德的那些詩和寓言中對神有不雅描寫的內容都要刪去，那些裝模作態的戲劇等等都應趕出這個城邦，使兒童和青年們從小接受的，最初聽到的都只是優美高尚的故事。
柏拉圖的這些治國規則看起來似乎顯得有些呆板，至少在現代民主意識熏陶下的人們會這樣認為，但柏拉圖把他的意圖和最終目的闡述得非常清楚。這些規則也只是壹種手段，或許這些手段在那個時代真的是最善的，象柏拉圖 答辯的那樣；今天的人們無法判斷那個時代所應采用的方法的正誤。只要我們能意識到，我們與柏拉圖在理念上的差距——不管這個理念的境界有多麽不同——我們就不可絲毫輕視這些規則。更何況我們今天的民主思想有很大成分還是從柏拉圖那裏繼承來的。——他的《理想國》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只是壹個呆板的現成制度的模式，它最終引導 我們的理念進入的是壹個自為的殿堂。
從柏拉圖以後，也許是人類社會的動蕩加劇，盡管人們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壹直不曾松懈，漫長的20個世紀後，英國人托馬斯•莫爾才再次為地球人獻上了他的《烏托邦》。
這也許是壹個良好的開端，緊接著，康帕內拉、安德裏亞，以及聖西門、歐文、傅立葉，還有眾多的社會主義倡導者都相繼敲開了這座宏偉殿堂的大門。
《烏托邦》以莫爾轉述壹位虛構的名叫拉斐爾•希斯拉德的旅行家在壹個奇異的島國上的所見所聞的形式，介紹了莫爾理想中的社會，也轉托了他的良好願望。
盡管莫爾的《烏托邦》承襲了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大量成分，但其作為壹種“烏有之鄉”的幻想社會，與帕拉圖的理想社會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烏托邦純粹是壹個世外桃源。莫爾在幻想中把它安置在壹個永不被外敵和自然災害侵擾，又極為便利居民通航的島嶼上。這個島嶼呈新月狀，最寬處約為二百哩。島上共有五十四座城市，都是“無不巨大壯麗”。所有城市在地形許可的範圍內都建設得壹模壹樣。
除了天然形成的不能被外敵攻破的地形外，每座城市還建有堅固的城防工事，使其防務萬元壹失。盡管滿足了城防要求，其城市建設壹樣美觀、便利，“也免於風害”。建築都排成長條，櫛比相連，所有房屋前門通街，後門通花園，並且都裝的是折門，便於任何人隨意進出。因為這裏“任何地方都沒有壹樣東西是私產”，居民們每隔十年還要用抽簽方式調換房屋。
由於實行共產制度，這兒的居民都以三十戶為單位，集中在各個廳館中用膳，平時用度則由各戶戶主到市中心百貨匯聚的市場上自行覓取領用，不需任何支付，也無任何限制。醫療，教育都是免費的，嬰、幼兒則由保姆照料。
烏托邦的壹般官員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最高首領則由直選產生的官員“飛拉哈”在公民選出的四名候選人中根據學識推舉產生。這些管員們的主要職責“是務求做到沒有壹個閑人”。在烏托邦，人人都要勞動，大家都以務農為主業，並還得每人各學壹門專門手藝。城市中每年都有壹部分人下到農村，去替換在那裏住滿了兩年回到城市的人。這樣就可避免有人在不情願下長期從事頗為艱苦的工作，也可使社會分工更趨公平。
但在烏托邦社會，仍然還存在奴隸這樣的低賤等級，烏托邦人把所有骯臟費力的賤活都交給這些奴隸承擔。並且，烏托邦人不準自己的公民操屠宰業，認為這會逐漸消滅人性中最可貴的側隱之心。
至於這些不幸的奴隸，莫爾說“凡非烏托邦人作戰中親自擒獲的戰俘，奴隸的小孩以及他們從外國取得的處於奴役地位的人，在烏托邦都不被當作奴隸。他們的奴隸分兩類，壹類是因在本國犯重罪以致罰充奴隸，另壹類是在別國曾因罪判處死刑的犯人。
“還有壹種奴隸、那是另壹國家的貧無以為生的苦工，他們有時自願到烏托邦過奴隸的生活。這些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也是他們所習慣了的。”
如果烏托邦人有需要旅行的，那麽他會很容易得到批準，持上總督的文件，上面規定有返回的日期。他們可領得壹掛車，壹名趕車駕牛的公共奴隸。他們在旅行全程中，什麽都不帶，卻什麽也不缺乏，因為到處象在自己家裏。
如果島上哪些地區糧食歉收，他們立即在兩地之間以有余濟不足。這是無補償的供應，他們不向受接濟的壹方有所需索。凡從自己的儲存無報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們，也可以從另壹城市免費地取得他們所缺乏的任何東西。所以全烏托邦島是壹個家庭。
對於錢財金銀，烏托邦人儲存的“惟壹目的是……作為極端危急時或突然事變中的保障。他們尤其用這些錢付出異乎尋常的高價召募外國雇傭兵(烏托邦人寧可使這種人上陣冒險，不肯使用本國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錢幣，甚至可以收買和出賣敵人，或使其互懷鬼胎或公開動武而彼此殘殺。”
除了上述軍事上的用途外，金銀在烏托邦並不象通常國家中那樣被視為至寶?莫爾說：“烏托邦人飲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錢無幾；至於公共廳館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糞桶溺盆之類的用具倒是由金銀鑄成。再則套在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取材於金銀。最後，因犯罪而成為可恥的人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以及壹頂金冠。烏托邦人就是這樣用盡心力使金銀成為可恥的標記。”
烏托邦人認為，真正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東西，如空氣、水、土、火等，它們的用處何其之大，就是鐵的用處也遠比金銀要大，可人們都偏將壹些沒有多大用處的東西套掛在身上，以此來炫鬻高貴，對這些東西百般崇拜。人們完全可以仰視星辰、太陽，它們的光輝何其強大，可人們卻偏要愚蠢的去喜歡小塊珠寶上的些許微光。
關於戰爭，烏托邦人歷來都對之極痛恨，稱這是野獸的行為。然而莫爾還是規定烏托邦中不分男女都要在固定的日子裏刻苦地參加軍訓，鍛煉自己，惟恐壹旦有需要而他們不能作戰。但是他們決不輕易地投入戰爭。

他們出戰僅是為了保護本國領土，或驅除侵入友邦的敵人，或出於憐憫某個受專制壓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們從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烏托邦是壹個宗教種類很多的國家，信仰不壹，但都尊自然為最高的神。當他們得知基督的事跡後，特別是當他們聽說基督很贊同他的門徒的公共生活方式時，“他們多麽欣然願意接受這個宗教。”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是壹個大膽的構想，表達了那個時代人們在現存制度中遭受的種種苦難下對美好社會的追求和向往，其期望之熱切和追求之堅定，可從那個時期不斷湧現的共產主義幻想中得到驗證。下面我們再來認識壹下意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
《太陽城》以對話體的形式，描述了壹位熱那亞的航海家在壹次旅行時的奇遇。這位航海家在壹個正好處於赤道的廣闊平原上，忽然碰到壹大群佩帶武器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把他帶到了太陽城。
象烏托邦壹樣，這個國家也有壹個理想的自然條件，或者是人工與自然的巧妙結合。康帕內拉把他的太陽城置於這個廣闊平原的高山上，它的直徑為兩英裏多，城市就建築在山脊上。城中布滿了棱堡、塔樓、溝壕和以石球為彈的大炮，並配以遼闊的圍墻。
照康帕內拉看來，要保障國家的幸福，萬無壹失的防務是極為必要的。太陽城和烏托邦壹樣，都有壹個天然和人工巧為結合的不受野蠻侵擾的防禦系統。那麽，真正促成—個國家幸福的又是什麽呢?康帕內拉認為，它並不是國家的地理位置，而是她的美德。但他同時又說：如不讓國家遠離海洋，就難以避免本地風俗同外國人的風俗混合起來，這種混合往往使本地居民腐化，沾染上各種惡習；這樣，他的共產主義“太陽城”也就建立在壹個“廣闊平原”的高山上。
太陽城的最高統治者是壹位司祭，那裏的人民把他叫做“太陽”；康帕內拉卻稱他為“形而上學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壹切人的首腦。他手下有三位領導人，分別叫：威力、智慧、愛。“威力”掌管有關和平與戰爭的壹切事務，“智慧”管理自由藝術部門、手工業部門和各個科學部門；“愛”首先掌管有關生育的事務，監督兩性的結合，以便使後代成為優秀的人物。康帕內拉嘲笑我們對犬種和馬種的改良特別重視，卻對人種的改良不予重視。
太陽城的居民來自印度，他們是在祖國遭受蒙古的掠奪和暴徒的破壞後逃出來的，因此他們決定過嚴肅的公社生活。雖然生活在他們這個地區的其他居民中並未規定公妻制度，但太陽城的居民卻在壹切公有的基礎上采用這種制度。壹切產品和財富都由公職人員來進行分配；而且，因為大家都能掌握知識，享有榮譽和過幸福生活，所以誰也不會把任何東西攫為已有。
但是，太陽城的公民們還是在負責人員嚴密的監視下，不讓任何人獲取超過他所應得的東西，但也不會不給他所必需的東西。
他們對兒童和青年的教育，是采用近似柏拉圖的方法。對犯了罪的人，他們的懲罰也很特別，審判官按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在壹定時期內剝奪他在公共食堂用飯的權利，與女性接觸的權利或其他光榮的權利。
太陽城的居民都在食堂用餐，婦女們負責做飯，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擔任用餐時的服務工作。
他們的房屋、宿舍、床鋪和其他壹切所需的東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個月，由主管人員安排每個人的居室，指定誰住第壹宿舍，誰住第二宿舍。並在每個宿舍的門楣上貼著居住者的名字。
他們對壹切同歲的人彼此稱為兄弟，比自己年長二十二歲的人稱為父親，比自己小二十二歲的人稱為兒子。他們的名字並不是隨便取的，而是由形而上學者根據每個人的特點來命名的，如“美男子”、“大鼻子”……等等。
關於生育，康帕內拉對此有嚴格的規定。由於他本人是壹個星相術的信徒，他不僅把占星術用在這個國家的城市建立和法律的制定上，而且還把占星術運用在男女結合上。認為在同壹個時日同壹個星座照臨時出生的兒童，他們的天分、性情和面貌大多數是相似的；因此他們總是互助互愛，使這個國家呈現壹片和諧的景象。並且，太陽城的公民們也都自覺地把生兒育女的事情看作是為國家謀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不是個人的事情，而且必須服從政權的調配。個人僅僅是作為國家的壹分子才與這個問題有關。因為太陽城的人民對自己的祖國是那樣難以想象的熱愛，這使得他們不光在勞動上、物質分配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乃至生兒育女上都不會存任何私心。
對待男女結合也是如此。康帕內拉說，柏拉圖是用欺騙的方法使不同內外品質的男女相互合理結合的，而在太陽城不采用這些“狡猾的辦法”；因為太陽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醜陋的人。由於人人都從事有益的勞動，因此她們體格勻稱、健美。那些願意把美的基礎建立在臉上塗脂抹粉，穿高跟鞋來顯示身材，穿長裙來遮掩粗腿之上的婦女，就要處以死刑。
如果某位婦女多次與男子合歡仍不受孕，便被宣布為“公妻”，而且她還不能受到應有的尊敬，他說，“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某些婦女貪圖歡樂而有意避孕”。如果婦女懷孕，會受到很好的照顧，分娩以後，她們就在壹所特設的公共大廈裏休養並照料嬰兒。斷乳後，小孩便按性別分別交給男首長或女首長撫育，到壹定年齡後，根據首長的鑒定，再學某壹門手藝。天分比較差的兒童被送到鄉下去。
這樣，他們每個人從幼年時起就按照不同的天賦進行相適宜的培養，經過用最好的方法在經驗和學習方面的考驗後，根據他們的實際技能和學問，推薦來執行對他們比較適宜的職務，而不是根據賞識和親戚關系。
每個人的工作是按照他們的稟賦來分配的，所以每個人所從事的勞動都不會危害身體，反而會發展他們的體力。婦女則從事不太繁重的手工業。
由於他們人人都勞動，象烏托邦島壹樣，很少有不勞而食者，所以他們每天只勞動四小時，其余時間則用來從事科學工作和體育運動。
到收獲的季節，除少數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壹聽鼓聲和號聲，壹看到旗幟，就帶著工具到田野去，壹切工 作都能在不多的幾小時內完成。他們還發明很多機械裝置，用來減輕勞動。並把壹種先進的推進裝置運用在航海上。康帕內拉說，他們重視航海，是為了去了解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的情況以及各地的產品。通過這種了解，康帕內拉肯定地說，全世界將來都會按他們的風俗生活。
除了《烏托邦》和《太陽城》外，德國人安德裏亞著的《基督城》壹書，也是壹部頗受贊譽的社會主義著述。盡管其影響不及前兩部那麽深遠，但在眾多社會主義倡導者的著述中，仍不失為壹部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具有壹定貢獻的著作。也正由於它的影響和壹定的價值，作為幻想的社會主義，它被人們與前兩部並列譽為正面烏托邦三部曲。
《基督城》也是采用文學遊記的體裁，但它用的是第壹人稱的寫法，敘述的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作者開篇自白道：“我在這個世上象陌生人壹樣到處流浪，忍氣吞聲地受盡了暴政、詭辯和虛偽帶來的許多痛苦，想要找到壹種大丈夫的氣概，而又發現不了我所急於想要求得之物，於是我決定，盡管‘科學之海’曾經使我吃過不少苦頭，我還是要再壹次去這個大海上航行。就這樣，我和很多人壹起登上了壹艘良好的船只‘幻想號’駛離了港口。”
但“幻想號”並沒有在這“追求之海”中把他們送到目的地。因為“嫉妒與誹謗的頂頭風”破碎了它。立刻，不幸的人們有的被海水吞噬，有的消失在遙遠的天邊；而我們的主人公卻被命運送到了“壹個極小的島嶼上，它小得簡直宛如壹塊草皮”。
這個小島位於南極十度，天球赤道二十度，並且正好對著金牛星座大約十二度的那壹點上。我們不管這壹點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它確使我們的主人公感到高興，因為這個島上“萬物充裕”，每壹寸土地都被很好耕耘過，處處顯示出人類良好利用的勃勃生機。很快，他就被島上的壹個居民，壹個看守發現，並把他帶到了“基督城”。
基督城中的風光在作者筆下當然如仙境壹般，城中的人也自然如仙境中的人壹樣隨作者的願有多好就會有多好，但在被允許進入這個“真理和善良的凈土”之前，象所有的來訪者壹樣，要首先接受審查，看他對生活的看法，他的品行，他的為人和他的文化程度。審查合格後，才會被批準參觀這座城市。
安德裏亞也為他的基督城設計了壹個適合公共生活的城市結構。它有嚴密的防衛，井井有條的街道，擺布合理的建築，公社式生活的住房、倉庫、商場，和其他福利設施。
基督城的整個城市劃分為三個部分：壹部分是食品供應基地，另壹部分是健身鍛煉之所，還有壹部分是遊覽觀光的勝地。島上除城市外，其余的土地均供農業和手工業作坊使用。這裏的居民只有四百多個，他們全都是基督徒，是被逼離鄉背井，飄流到此的。
他們的政體形式是“三人執政”，分別掌管司法和內政外交，審計和經濟，學習和知識。安德裏亞說：“他們寧願要寡頭政治，而不要君主制度”。因為他們不相信人類能自我克制，而且基督也不容忍壹個代理人過於獨斷。至於這些決策者如何才能算合格，他提出：這些人都必須是忠誠老實，謙虛謹慎和聰明機智的。可由誰來，又怎樣來判斷這些美德存在於某個人身上呢?安德裏亞說，他們生來就形成壹種性格，使他們恰好適合於他們的職務。並且，他們的妻子也都是恰到好處的適合於他們的丈夫。可這實際上還是留下了壹個無從解答的問題……
在這個決策機構之下，這個國家的中樞部分由八個人管理。他們每個人都住在壹座很大的高樓裏，這八個人又各有壹個下屬，分別住在小壹點的樓裏。所有這些人都表現出父母般的精神，絲毫沒有傲慢專橫的樣子。他們領導別人不是靠言詞，而是靠自己的模範行為。在這個基督的共和國裏，所有的事情都是委諸上帝，所以就不需要有任何機密和國務會議。安德裏亞認為，人類社會和神聖的法律至高無上的目的，就是“給人以機會去敬畏上帝和愛自己的鄰居”。
他們另還選出二十四名議員來共同組成這個國家的管理機構。當然，由於他們是基督徒的國家，牧師或者長老在這個國家的管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基督城人的工作“是受壹種規定方式指導的”。在這裏，每個人都從事勞動，人人都不圖報償。各種勞動按照技能和不同的難易分別指定在城內的不同區域，由負責管理的人員將工作分配給他們。所有制造出來的東西都送到有篷的公共貨攤裏去。
在勞動之余，或者按照安德裏亞的說法是：滿足了各種要求或鍛煉了他們的身體之後，他們(勞動者)的休息也多半是為著精神，而較少為著肉體。因為，他說：“我們極其需要盡可能經常地恢復我們自己本來的面目，並且撣掉身上世俗的塵土，我們可以用豪邁的決心重新把我們的思想充實起來，抵制邪惡”。

由此，勞動之余那種為恢復體力的真正休息是極少的，他們更多的“休息”時間是用於去發現“天國的意義”。而且那種無助於使人接近基督的文學也是被排斥的，不能用於這個“休息”過程。他認為，自然界所有的奇跡，全部歷史，天國的全部藝術都是歸結於教會。他堅信，只有基督徒才會有知識，其余的壹切都是無聊的，因為它們來自個人的身上。
基督城對教育非常重視，教學條件十分優越。學生們按年齡分為兒童、少年、青年三類。他們都在學校過集體生活，食宿都在壹起。
那裏的公民也沒有任何私產，他們的住房壹律是公有的，建築式樣和大小都壹樣，由國家分配給個人使用。要是國家認為有必要的話，人們也可以很容易互相掉換。
普通的住宅都有三間房，即盥洗間、臥室和廚房，外加壹個小小的隱蔽的地下室。此外，每幢房子的後面有壹座花園，屋頂則歸大家共同使用。
他們的壹日三餐不是采用那種公社式的食堂生活。安德裏亞擔心壹起用膳的人數過多，會引起爭執和混亂，因此，盡管他希望人們能從壹日三餐的勞累中解脫出來，他還是寧願安排各人在家裏和自家人單獨進餐。食物是按每人壹份發給，數量除了按年景情況，還要按年紀大小來分配。
以上就是三個在16—17世紀具有代表性的“烏托邦”社會，它們就正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理論的原始根源。在那個時期，除了“烏托邦”這種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形式外，還有壹種基督教社會主義形式也在歐洲廣為傳 播。盡管“基督教社會主義”這壹名稱是遲在十九世紀才正式提出來，但由宗教倡導的社會主義形式卻早已形成。作為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早期，它們只是人們表達其良好願望和美好理想的不同形式。因此，“烏托邦”和“基督教社會主義”都是壹種幻想的社會主義。
到十九世紀，由法國人昂利•聖西門、沙爾•傅立葉和英國人羅伯特•歐文等人分別創立的壹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又把這種幻想的社會主義推進到實踐的社會主義階段。
說他們是實踐的，是因為他們的社會主義活動完全是
傾註於要把他們的美好理想在現社會中直接實現，這種實現要立即從他們身邊開始，最後要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壹種能培養良好性格，在秩序井然的勞動和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中生活，並由賢能的實業家們始終主導著社會政治。
由我們人類思想的差異性所決定，歐文、傅立葉、聖西門雖然都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並且在這方面有別於前述的幻想社會主義者，但他們三人對社會主義這壹共同問題也各持己見。
歐文施行的是壹種改良人類社會環境的龐大計劃，他在年輕好勝時期就由愛情牽線，從英格蘭進駐愛爾蘭的新拉納克。就是在這裏，他把他的共產主義安營紮寨在這由貧窮和錯誤制度導致的種種墮落和罪行肆虐的所在。也是從這裏，他開始向全英，乃至全世界的壹切不平等，向私有制發起了進攻。
但歐文並不是壹個咄咄逼人的武士，他反對暴力，不主張用戰爭和流血的方式，他要把他的社會主義變革“緩漸得幾乎沒有人能夠覺察得到，然而又始終朝著人所想望的改良方面穩步前進。……因為在緩漸的變革過程中可以消除反抗的意識，可以有時間讓人們運用理智去削弱由來已久的有害的偏見”。
在他初進新拉納克時，那裏滿目瘡痍，各種罪行橫生。從總的情況看，各方面都不適宜在這窮鄉僻壤建立工廠和居民聚居點，只是因為那裏有壹個瀑布可以利用，他的前輩才不得已把工廠安在了那裏。
但歐文堅信，“運用適當的方法可以為任何社會以至整個世界造成任何壹種普遍的性格，從最好的到最壞的，從最愚昧的到最有教養的性格；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世事有影響的人支配和控制著的。”
於是，他在新拉納克這個兩千多人的村社裏，運用他以前的成功經驗，建立了壹個共產主義的小天堂。
他首先改善了工人們的勞動條件，和他們的生活環境，建起了校舍，請來了教師，勸導職工的未成年子女都進學校來念書識字。他修建了壹座“性格陶冶館”，讓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子女們利用它休息、娛樂和學習。他在工廠被迫停工時仍然如數發放工資，並從各方面安排好村社成員們的生活。
這壹切當然收到了良好效果，經過十六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村裏壹般人的性格完全改變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壹個醉漢，兒童都在不用任何懲罰手段的陶冶性格的機構裏受到教育和培養。整個村社呈現出壹片勤勉、節制、安適、健康和幸福的景象。”
而且工人們的經濟狀況也有了明顯改善，工廠的收益也逐年增加。在施行改良的這些年中，這兒幾乎沒有人申請過教區救濟金，也沒有壹個人因犯罪而受到法律懲辦。這種景況至少壹直持續到歐文年老無力勝任時為止。那時他在此治理了整30年。在這樣的成就下，歐文先生理所當然受到了英國各界人士的尊敬和壹般民眾的愛戴。但歐文先生並沒有在成績面前停步不前，他繼續上書英國政界要人和英國公眾，把他的論文獻給他們，希望能在全英推行他行之有效的改良社會環境，培養良好性格的計劃。
他在論文中說到：“任何社會的成員都可以逐步加以培養，使其生活中沒有遊惰，沒有貧困，沒有罪惡也沒有懲罰，因為這壹切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種制度中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
他並大膽陳言，說道：現今社會中應受法律制裁的不是那些貧窮的、未受教育的、無人保護的罪犯，而正是那些沒有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辦法來防止罪惡的立法者和執政者們，因為就是這些高高在上的人“讓壹代又壹代的人從小就被培養成作奸犯科的人，然後又象狩獵森林裏的野獸壹樣追捕他們，直到他們陷入法網”。
歐文認為，“人的性格毫無例外地總是由外力為他形成的”。而現行各類社會制度正是壹邊在制造罪犯，又壹邊通過對罪犯的懲罰來開脫自身的罪責。如果人類要從這種周而復始的制造罪惡、仇恨和愚昧的泥潭之中解脫出來，就應該從根本上改良我們的社會環境，用理性建立起那種“合理而良好的世界管理制度”。而這壹切正是那些對世事有影響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此，他(在“致拉納克郡報告”和有關的論文中)設計了壹個相當詳細和周全的大方形新村或叫平行四邊形新村的協作社或叫公社的共產主義社會模型。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或叫聯合家庭)中，全體成員都從事相應或相同的工作，人人都保證在終生機會均等。因為這個社會中不存在階級，沒有官長和老百姓的區別，“惟壹的區別就是年齡或經驗的區別”。歐文說，“這是惟壹合理和自然的區別”。
為此，歐文把公社全體成員按不同的年齡階段劃分為不同的組，所有的社會工作都由不同年齡的人來分別擔任。這樣，同樣年齡的人從事的工作都是相同的；每個人壹生從事的工作也是相同的。這不但使官長的權威消失了，也使領導與被領導的概念顯得淡薄了。
出於考慮到人數太多或太少都會達不到聯合生產的最佳效果，歐文認為這種共產主義新村的人數應該有壹個合理規定。他認為最好是八百至壹千二百人。且所耕種和占用的土地面積應根據土壤性質以及其他地區條件來確定，壹般以每人半英畝至壹英畝半最為相宜。全國都將在這種大小不等的聯合家庭中使每壹個成員得到最多的關心和幫助，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環境影響，以從小形成他們符合自然的優良性格。
歐文設計的這個共產主義公社模型除了沒有戒備森嚴的防衛系統外，其他情形與那些幻想的“烏托邦”社會很相近似。它的大方形或平行四邊形新村的四邊是由住宅，入學兒童的公共宿舍、存放產品的貯藏室或倉庫、醫院和招待所等構成，在橫貫平行四邊形地面中央的壹條線上，留出許多空地，使空氣流通，陽光充足，來往方便；然後建築教堂(或禮拜堂)、學校、廚房和食堂。
這壹切建築都是從方便大家的生活，節省開支和便於管理來考慮的。歐文認為，全體居民的食物在壹個食堂內烹調，讓大家象壹家人壹樣在食堂裏壹起吃飯，並讓每個人都可以隨便到公社的總倉庫去領取他所要領的任何物品，這樣做實際將證明是最為有利的做法。
歐文的共產主義是從消除那些現今引起人類種種災難和痛苦，導致人類普遍貧窮和墮落的原因，並從保護和培養人類天性中的優良性格來設想的，他所從事的共產主義實驗也是基於這壹原理來進行的。但歐文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畢竟勢單力薄；到了晚年，當他精力耗盡後，又由於在美洲實驗的失敗，使他的事業漸趨衰落。

比歐文稍晚時期的傅立葉，在法國設想了又壹個與他的前人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傅立葉認為，包括歐文的理論在內的全部非精確科學不符合經驗，這些哲學家們的規律只不過是自己的臆造之物。傅立葉在這裏說的“非精確科學”是指的政治學、道德學、經濟學等等這壹類社會科學。而他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按照“情欲引力”這壹自然規律建立起來的，因而是屬於精確科學的範疇。
這個社會主義理論不以人類理性為然，認為建立在人類理性上的現代文明制度只不過是人類經歷的種種苦難社會制度之壹種，它前有延續，後就必有發展，誰也沒有根據也沒有理由把它說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頂點，是人類社會進人的最後壹個時期。
因此，傅立葉說，必須懷疑文明制度，哲學家們不敢懷疑文明制度，是因為他們的全部理論都建築在文明制度上，壹旦發現能夠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會制度，他們的理論就會與文明制度同歸於盡。
現在這個就要取代文明制度的美好的社會制度(即他的協作制度)已經由他傅立葉最先發現並最早加以研究；傅立葉說，他的協作制度是根據社會運動這壹宇宙運動理論建立的，他發現的情欲引力的規律在各個方面都符合由牛頓和萊布尼茨所闡明的物質引力規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運動體系上具有統壹性。
根據這個統壹性，他認為他發現了壹門新的精確科學。這門科學把宇宙運動分成四個主要部門。即：1、社會運動；2、動物運動；3、有機運動；4、物質運動。
按照這個宇宙運動理論，人們不但可以推知過去，也完全可以預知未來人類生存發展到滅亡的整個過程。這就使我們明了如何去順應自然，擺脫人類無窮無盡的苦難，進入上帝為我們安排好的能長久享有幸福的天堂時光。而這壹切惟壹要我們做的就是不要違背自然規律，要按照情欲引力建立起他稱之為“法郎吉”的謝利葉制度，即農業協會。
傅立葉推論，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時期大約為八萬年，他把這八萬年的生存時期劃分為四個階段三十二個時期。第壹個階段是人類的童年期或叫分散的上升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成長期或叫協調的上升階段；第三個階段是衰退期或叫協調的下降階段；第四個階段是沒落期或叫分散的下降階段。其中第二和第三階段是人類能夠享有幸福生活的階段，也就是通過建立協調社會的情欲謝利葉制度後我們就將到達的美好社會階段；這兩個幸福階段各占人類生存時期的7／16。第壹和第四階段是人類飽嘗各種無法逃脫的苦難的階段，但它們只各占人類生存時期的1／16。

第壹階段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而已到了尾聲，只要我們盡快組織起農業協會就可結束的給人類造成幾千年苦難的階段，第四階段卻是遙遠未來的兒孫們將要苦熬而永無幸福希望直至滅亡的階段。
歐文把我們人類經歷的幾千年苦難生涯歸結為是“社會從來就安排得很不好，所以人類壹直受著深重的痛苦” （《歐文選集》第二卷第8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二版），傅立葉卻用他的社會力學理論把這個苦難結論為是，因為我們正“處在進入‘命運’以前的分散性上升時期，所以自從有史可載的五六千年以來，我們都非常不幸……我們總是由苦難走向苦難”（ 《傅立葉選集》第壹卷第3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二版）。
但我們很快就會由幸福走向幸福；傅立葉說，文明社會很快就要結束，這是我們人類經歷的最後壹個苦難社會的形式，它是從野蠻社會中發展來的，現在它已經為人類進入第壹個幸福社會——協作社會準備好了條件。
這個幸福的協作社會按照傅立葉的設想，是在現社會中由簡到繁建立起來的，它最初可以由幾百人在壹定的場所下先組織起來，然後再逐步擴展成由壹千八百人組成的規模完備的法郎吉機構。而即使在規模縮小的只有幾百人組成的草創時期的法郎吉中，“第壹件工作也是要使這些草創者養成發揚引力的習慣，發展他們的情欲、嗜好和本能”。因為法郎吉要培養的不是文明制度的人，而是和諧制度的人。他們的有些行為和嗜好在文明制度下是有害的，但在情欲謝利葉制度下，這些行為和嗜好無壹例外都將變成有好處的，情欲謝利葉制度也正是要運用這些自然引力，它“是上帝為我們安排好的，以便我們在引力學方面迅速而穩妥地……獲得成功”。因此，法郎吉對其成員的任何行為和嗜好都會壹味地給以鼓勵，而不是象文明社會中那樣，總是對人們的某些行為和嗜好粗暴地橫加幹涉和總是向人們強制說教。
要使法郎吉的成員們充分發揮他們的情欲引力，其組織方式和人員配備是很重要的。歐文為了消除階級差別，在他的共產主義大家庭中按人的年齡來劃分為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小組，傅立葉卻根據他創立的社會力學理論把他的法郎吉成員按不同的性別、性格、年齡來劃分和組織。壹個規模完備的法郎吉共包括十六個部和三十二個隊的分類，其組織結構甚為復雜。他們都居住和生活在傅立葉為他們設計的“法郎斯特爾”中。這個法郎斯特爾類似於歐文為他的村民們設計的“新村”，只是建築物的結構和擺布極不相同。傅立葉指責歐文采用了壹種最糟糕的四方形建築形式，說這種四方形結構只會給它的居民帶來種種不便，而他的法郎斯特爾卻能避免文明制度中那些建築物因考慮不當引起的社會混亂。
從法郎斯特爾的平面圖上看，其主體建築群的擺布就形象壹只站立的螃蟹，螃蟹腳下隔著公路與畜圈是農業房舍的庭院，螃蟹身體的兩側是教堂和歌劇大廳，它們正可以權當螃蟹的—對大鉗；在螃蟹嘴的部位有壹個方型建築，這兒壹半是供富人居住的。法郎斯特爾的窮人和富人是分開居住的，他們的餐廳也按貧富不等劃分使用，只有兒童才不論貧富同吃同住。
關於農業協會的分配問題，傅立葉認為應“按三種生產能力——資本、勞動和才能來確定人人都感到滿意的分配”。傅立葉嘲笑財產公有，認為這是在分配問題上無以為計時被迫逃避的表現。從法郎吉的生產和生活來看，傅立葉也並不反對私有制，他不象別的社會主義者們那樣，都把私有制看成是人類社會壹切罪惡的根源。因為他自己找到了另外壹種根源，那就是現存和以往的種種社會制度，都在破壞自然的和諧，都在妄圖改變本來都有好處的人的天生性格。
傅立葉還認為，歐文和以往的那些道德家們都把我們今天的苦難說成是由人類的種種惡習所導致，認為人類只要改掉這些惡習，就能使我們從苦難中得到解脫。他說這完全是文明制度的偏見，是這些道德家們無計可施時編造出來的謊言。歐文的生產合作社也是要妄圖除掉人們身上存留的種種惡習，可這事實上正是在與自然相對抗。傅立葉說，文明制度稱之為“惡習”的這些東西正是協調制度的保證，上帝絕不會造下壹個對他的創造物不利的東西出來。他引用盧梭的話來對此證明，說“從造物主手中創造出來的壹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天生斯物必有斯用。文明制度稱之為“惡習”的這些東西把文明制度攪得困苦不堪，這正表明文明制度與自然多麽不協調，也表現出這些“惡習”的巨大潛能，這個潛能將在協調制度中發揮出巨大的作用，推動人類社會從幸福走向幸福。
傅立葉的這個社會主義理論與以往的社會主義多麽地大相徑庭。應該說，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是協作(生產)制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在他的這個協作制的社會主義中，平等與不平等是次要的，貧與富也是可以融合的，他希望的是建立壹種象蜜蜂和螞蟻那樣完全告本能來支配生活的社會主義制度。

與傅立葉、歐文同時代的聖西門，是法國另壹位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倡導的社會主義，是壹種以實業體系取代封建軍事體系，由實業家來主導社會政治的又壹種類型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由於絕對強調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創造，比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更強調資本與才能的作用，因此，馬克思主義只是勉強把它稱之為：遺留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社會主義。
在聖西門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從事物質財富創造的廣大生產者才是對人類生存最有益的階級。這個由農民、工廠主和商人組成的實業階級在社會中應該占據首要地位，因為其他階級離開實業階級就無法生存，而實業階級離開誰都能獨立存在下去。因此，合理的社會應該由從事生產的實業家和以自己的勞動直接促進實業發展的人占主導地位，不應由那些寄生於社會的軍人、貴族、仕宦、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占主導地位。
在他的《實業家問答》這本論著中，聖西門對什麽人是實業家作了明確回答，他說“農民是實業家，工人是實業家，工廠主也是實業家，商人、貨運馬車夫和商船的海員同樣是實業家。……他們構成三個大階級，這三個階級叫農民、工廠主和商人。”
聖西門認為，在近代史上的反封建鬥爭中，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雖然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成功後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是相對提高了實業家的社會地位。由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占主導的社會政制並沒有徹底改變其封建軍事性質，大量的立功將士、世族、食利者和國家官吏依然統治著實業家。這樣的政府壹樣是使人民破產的政府，因為這樣的政府同樣是壹個只為寄生階級的既得利益服務的政府，其國家預算的編制就只首先是為保證這個階級的享樂，國家的財富也絕大部分是用在與生產無關的方面，而不是象經營工業企業的公司的預算那樣，壹切是為其生產著想的。
他針對當時歐洲的整個政治變革形勢指出，實業體系並不是在自由的基礎上建立的，實業體系根本不同於自由體系，指出自由資本主義遠不是適於我們人類的理想社會。他號召實業家們盡早覺醒，認清正是實業階級才是人類社會最有力量和最富才能的階級，他們應該立即組織起來，用和平的方式爭取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對法學家和實業政治的社會地位、歷史作用作了壹番分析後，聖西門指出，“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總愛把形式當作內容，……認為政治制度幾乎多得無窮無盡。然而，實際上只有，也只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組織體系：封建軍事體系和實業體系。”（《聖西門選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版，第壹卷，第255頁）。
這樣就不難使我們認清壹個政府到底是由實業家組成的，還是由形而上學家依靠封建軍事力量強制組成的。前壹個政府人人都從事勞動，實業家個個都是理財的好手，因此只需很低的費用就可維持開銷；後壹個政府由於寄生者陣容龐大，因此要依靠嚴苛的沈重賦稅來維持。國家在這種政府的治理下必然發展緩慢，而在實業家組成的政府管理下發展必然極快。
很顯然，過去和現在人類的種種社會制度，都是封建軍事性質的消費型政府為其既得利益集團強制制定的。這種制度由於受腐朽的封建學說所囿，即使是抱著為社會造福的善良願望的統治者，也會“認為保持政權的惟壹辦法，是養活壹切行政部門和大量政府暴力機構的為數眾多的官員。結果，只有通過賦稅和公債來盡量搜刮人民的金錢，並千方百計防止人民的強烈不滿。可見，他們的活動只在於挖空心思地規定和征收賦稅。”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壹個為勞動生產階級即實業階級服務的生產型的政府。聖西門說，近代產生的政治經濟學這門實證科學，已經開創了實業革命，政治經濟學就是實業家的哲學，實業家應該掌握和運用政治經濟學這門理論，讓“壹個可能存在的完全平等的體系建立起來，讓在實證科學、藝術和實業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在新體系下成為最受社會尊敬的人，成為受托管理國家大事的人，即壹切才華出眾的人，不管他們的家庭出身使他們處於什麽地位，都將被這條原則性規定提到首位上來。”實業家們應壹舉用和平的方式將社會迫切需要的管理活動置於對社會只會起制約作用的統治活動之上，用管理權取代統治權，用實業制度取代政務制度。
聖西門式的社會主義是由生產者階級運用他們無人可比的管理才能和勞動創造才能，對整個社會施行尤如壹個企業的生產管理壹樣的社會管理，使整個社會、國家和人民發揮更大的物質創造力，過上優裕的物質生活。
這個社會排斥和取消形而上學者和法學家、意識形態者的政治權利和他們對國家、社會的操控權利以及既得利益，制約法、軍警的權利，使他們只能服從人民和真正起到維護國家利益的作用，而不能再去做統治者的幫兇，維護他們非法的統治權。
這種社會類型如果拿來和近代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形成的管理的資本自主主義制度相比，我們到會發現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體系相比，反而有點格格不入。但馬克思主義還是把聖西門和付立葉的非公有制的社會制度納人社會主義體系之中。如果是因這兩種類型的社會理論不同於早期資本自主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有壹個嚴密的社會組織對其社會生產加以嚴密的監視，那麽從奴役時代的幾乎所有社會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這些特征。
聖西門和傅立葉也並不是以這些特征來作為其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的，他們是本著壹個良好的願望，希望他們的國家和全世界都能通過運用他們的理論，建立起能使人人都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社會。這種良好的願望也許所有的統治者都會有，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但願望只是壹廂情願，秦始皇運用暴力推行他壹廂情願的治國方略，給中國人造成了空前的災難。類似的暴力也給歐洲人帶來過痛苦，所以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極力反對暴力，壹再強調運用暴力方式的愚蠢。

可正因為他們反對暴力，馬克思就把他們三人的社會主義稱為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認為，不通過暴力，只愚蠢地運用和平方式是不可能使理想實現的。
除開和平這壹點，馬克思把他們三人的理論稱為是他的德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恩格斯也說，德國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肩上的。
為了與他們三人不使用暴力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區別，馬克思把他的暴力開道的社會主義加上壹個“科學”的冠詞，從此，“科學社會主義”或也叫“科學共產主義”這壹事物就誕生了。（科學社會主義也是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時才使用。馬克思《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壹書摘要》)
這個科學社會主義首先是用暴力方式奪取國家政權，同樣也用暴力“剝奪私人資本家對壹切生產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權，剝奪他們對產品的交換和分配權”。（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在暴力奪取壹切的主張下，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更有壹個龐大的暴力理論體系，它就是馬克思主義中最突出的階級鬥爭理論。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它貫穿於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是他的“科學”的有別於“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也正是圍繞階級鬥爭理論展開的。
在這個理論中，人類社會延續的全部歷史被階級鬥爭化，人類不再是壹個單純的種類，而是由不同階級種類所構成。
這個不同構成的劃分即階級劃分將人類社會描繪成階級對立、鬥爭的角鬥場，是壹個階級壓迫壹個階級的煉獄。馬克思主義宣揚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譴責人類有史以來由富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對窮人的剝削和壓迫，號召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的地主和資本家進行鬥爭，用暴力剝奪他們的財產和其他權利，將無產階級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並用無產階級專政永遠壓制這些異階級。
這種暴力剝奪加暴力鎮壓的鬥爭理論按照馬克思的良好願望是要讓天下窮苦人不再受壓迫和剝削；但這在鼓動暴力的社會中是無法實現的，擁有了這種前所未有的專政理論的新統治者不可能會比舊的帝王將相顯得白癡，會輕慢這種隨意鎮壓異己的超級權柄，相反，他們只會用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暴力方式使社會制度合理、民主的基礎被完全破壞，新的專制主欲者又從中有了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據，使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更加殘酷。再加上階級鬥爭理論將人性用階級性取代，人類的自然情感也被階級情感所取代；它使人的良善和惻隱之心在異階級間的敵對情緒中被沖刷幹凈，新形成的意識中只有仇恨、暴力、壓迫、鬥爭和虐待。這就使他創立的所謂“科學”社會變得比過去的奴役制社會更加恐怖、黑暗和缺乏理性。
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初期，就多有對人性的種種野蠻壓制作法。太陽城、基督城、烏托邦等都是要靠強制規定人們的生活、勞動和學習、娛樂來實現，這顯然是文明和理性不能接受的。但它們的初衷都是願望全世界人民都能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馬克思的理論也是為了工、農大眾的利益和為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建立。但這個理論只立足在意識形態上，建立了壹整套違反科學原理和違背人類自古以來長期在生產勞動實踐和與之相關的社會交往中形成基本規則的商品、價值、資本理論，並要用階級專政強制推行。這不但不能使工農大眾在他的理論形成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秩序中謀得利益，反而使工農大眾在他的階級專政制度下倍受殘暴的壓制和剝削。
我們可以想象，基督精神是以慈悲、仁愛為懷的，歐洲就曾經倡導過基督教社會主義。他們以平等、博愛為基本精神，並身體力行廣施仁愛於天下。但是在基督教盛行的時代，在教會把持歐洲政治的時代，也就是說，在壹腦子灌滿仁愛、慈悲的教士們組成的教庭把持了絕對權力的時候，他們壹樣做出了火燒布魯若，制造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統治的歐洲。這就是聞名遐邇，令歐洲人色變和為之羞愧的中世紀黑暗制度。那麽，壹個用瘋狂的專政理論，壹個要將異階級和異己皆置於死地的理論鼓動下的專制制度，將會給人民帶來什麽後果，勞動者們的處境將會如何？
人人可以想象。
象其他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壹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以私有制是人類壹切罪惡的根源為依據，提出要用他的方式徹底廢黜私有制。但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公有制中都是對生活資料的公有形式加以宣揚，馬克思卻認為生產資料的私有才是私有制的罪魁，而且在生活資料的公有形式上壹再重談他人的老調也會令人乏味，所以他的社會主義總是在生產資料的公有問題上壹再回旋，反復指責資本主義這種私有制的生產形式，強調生產資料的分化和近代確立的個人財產權才是導致人類社會倒退的罪惡根源。
為了實現以國家名譽獨攬的生產資料專有權，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先鋒隊首先要用暴力強行剝奪壹切私人財產歸由他們代表無產階級接管的國家所有。具體的作法是：l、剝奪地產，當然也剝奪農具，使對土地的使用控制在國家手中，並以此支付國家開銷；2、用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強制公債或直接用紙幣贖買等辦法，使還擁有少量財產的個人全部破產，並阻止他們重新再富裕起來；3、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4、用國家手段把信貸和交通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這些措施對於生產資料專有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建立和鞏固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統治權是基於經濟權的，只有使每個人都破產，由統治集團統壹掌管國內壹切形式的資產錢財，才能有效實施這種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由龐大理論體系支撐的暴力統治。
也許是人類史上從未從理論上論證這壹點的原因，那些容許個人富裕的皇權執掌者個個最終都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今天這個理論產生了，歐文先生早就為他們證明：“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羅伯特•歐文《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或將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過渡》1849年倫敦版）。
盡管歐文反對暴力，他的這壹論證對馬克思的暴力理論的形成也並非重要，但由他首先提出來所具有的那種意義，使馬克思主義不得不由衷地感謝他。
我們縱觀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史，從墨子首倡理想社會以來，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為人類社會奉獻的都是壹幅幅沒有壓迫，人人都互助友愛，大家都過著幸福生活的美好社會圖景。他們希望在這樣的社會中，靠人人都勞動，互相不欺詐而能有壹個豐裕的物質生活。而物質財富如何創造出來壹般就都說得很籠統，他們的思想大都集中在對豐裕的物質生活的理想化上。馬克思轉過來，他的思想是集中在對物質生產的理想化上，並且是用暴力強制的方式推行他的理想。這壹轉變使他與以往的社會主義完全區別開來。首先，與墨子的社會主義不同，墨子提倡的是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下應互助互幫，貧富強弱應互濟互愛；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絕不要這種異階級的友愛，不要這種富人的慈善，強者的扶助，他要的是占有他們的壹切，並把他們強制於被專政的地位。其次，與柏拉圖的社會主義不同，柏拉圖要求處於社會最高階層的護衛者們永遠保持心靈的金銀品質，而把世俗的金銀錢財留給廣大民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要求掌握國家政權的先鋒隊高級成員們必須占有壹切資本錢財，而把政治思想教育這壹修理靈魂的東西留給人民，人民才應該保持心靈的高貴，以抵制資產錢財的誘惑和侵蝕。再次，與聖西門的社會主義不同，聖西門規定實業界的領導者們應當無償為社會服務，人民對他們的義務勞動付給的報酬就是尊敬。他希望從事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員能用義務勞動減輕人民的負擔，減少賦稅對人民的壓迫。這樣人民才能盡快過上幸福生活。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規定實行普遍義務勞動，要求人民積極參加義務勞動，不計報酬；人民得到的報酬就是“主人翁’’這壹光榮稱號。這樣，先鋒隊的高級成員們才能更好地過共產主義生活。如此種種，不壹而足。
但是馬克思也並非完全不論及物質生活的社會主義方式，比如他對分配就有壹套他獨特的見解。
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分配中，由於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它就象自然物產壹樣本身就存在，供大家共同使用。但生產是社會性的，比不得真正的自然物產，這就使生產的產品最終有個如何分配的問題。按照傅立葉的說法，這種分配不過是個簡單的加減法問題，連小學生都難不倒。但這確是壹個復雜的應用題，涉及到怎樣加減，加上什麽和減去什麽的問題。
壹切都以勞動為準繩。馬克思對此拿出了“勞動量、勞動時間、勞動強度”這幾個運算因數。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就等於價值，所以他拿出來的全是“現實勞動”和它的副產品。這樣，答案很快出來了。馬克思答道：“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麽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這裏值得提醒讀者(我們在前面也對此討論過)，馬克思說的“商品等價物”是指的勞動等價物，是勞動=勞動，而不包括——按他的說法——“任何壹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同樣，這裏的“同量勞動”，當然也就是他提出來的“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等這類勞動耗費，而不是勞動創造。也或者是，如他所說的，“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的勞動量。……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種形式全部領回來。”（同上書）。
當然馬克思在這裏不象在對商品的認識中那樣幼稚，他在對勞動的認識中還是看到了“高級勞動與低級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等等這些勞動與勞動之間的必然差別。但他聰明的忘記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是與勞動的有效和無效有關聯的，壹個聰明的高級勞動者，誰能保證他不可能拿出高級而毫無用場的產品呢？同樣，壹個普通的低級勞動者，誰肯定他不能拿出低級而有用場的產品呢？
由於馬克思對商品的理解只是交換，對交換的認識只是勞動。由於商品交換在他看來只能是勞動=勞動，那麽在他的社會主義分配中當然也只能是勞動=勞動。還不僅如此，由於馬克思主義強調意識形態高於壹切，從事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也就被看成是壹種最高級的“勞動”，在他的社會主義中享有最高的物質報酬。這種分配，不得不枉使國民徒費更多的勞動剩余，資本積累必然極為緩慢，而且還往往得以國民素質的下降為代價。

馬克思既已在他的社會主義中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又從此以取消個人財產權窒息了國民的勞動熱情，在產品的分配中又將勞動剩余大量的消耗在意識形態和政權鞏固上，不去用於與財富創造有利的方面。這種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形成全社會勞動剩余被大官僚完全占有，生產資本被官僚主義運用的格局。它比較那種勞動剩余由創造者自行占有和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的資本運用方式，無疑是在開歷史的倒車；這種資本的官僚主義運用方式，比較資本在奴役時代的運用方式還更加無能，對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對國家的富足和繁榮相比更落後。因此，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對壹個民族的生存和壹個國家的繁榮必不可少的物質財富的創造來說，只能是沒落的社會主義。
自從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特別是勞動所得和勞動剩余由創造者自行占有的制度建立以來，它所激勵起的勞動熱情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到今天，它已在逐步的管理化進程中有了更新的改觀，壹個管理的資本自主主義制度已經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這個制度實際上早已取消了財產絕對私有這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確立的政治原則，資產擁有者對共同生存資源的搶先占有和因財產權形成的對他人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侵犯正逐步被消除。社會組織在這個時期更加純壹，更加鮮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的雜亂狀況已經根本改變。壹個近似聖西門式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推行全面管理化而不是財產權至上的歐、美發達國家和亞洲部分國家包括我們的臺灣、香港等地基本實現。因此，中國大陸人不應該把社會主義認識停留在馬克思的牛角中，以使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前程系於壹危涯之處。
可是，在中國的曠野上，壹個聲音還在喊叫著：堅持幽靈的道……


壹 實際上並不全面，因為，形由道立，形質即器與道是壹個認識整體，或者說，器是感性範疇的認識，道是理性範疇的認識，是對有形之物的認識升華，是柏拉圖形容的“實在中的最明亮者”。(參見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7頁)
二柏拉圖提出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定義的辯證法完全不同，後者多是出於自詡，這裏不作贅述。
③馬克思把資本的預先積累稱之為：“原始積累”，並用此專列—章。在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充滿仇恨的人類生存的罪惡史(見《資本論》第壹卷第二十四章)。
四馬克思特別強調單純價值形成的必要勞動，他說道：“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578頁)，而真的有壹天實現了這壹點，那人類的末日也就隨之實現了。
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已經遠不是斯密說的剩余產品，斯密的剩余產品是就總資本說的，它實際就是資本的利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是就他的可變資本說的，構成資本生產資料部分的不變資本是壹個與此毫不相幹的部分。實際上，就人類社會整體來說，生產資料才真正構成人類的勞動資本，不管單個資本家如何變通使用他的資本，都改變不了人類整體對已有生產資料的物質利用狀況，因此，馬克思的所謂可變資本純粹是壹個意識形態產物，它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相去甚遠。
⑥ 在馬克思的m／v這個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總資本中所需的勞動量，或者說僅只是總資本中用貨幣代表的勞動量所占的份額。m並不是通常認識中資本的利潤，它遠比利潤更大，它是資本總增益。它是由c+v來共同推動的，而不是馬克思理解的那樣僅僅只是由v來推動。當—個資本中c的比重加大時，在v不變甚至減小的情況下，m必然會增大，這種情形反映的真實情況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用馬克思的m’=m/v公式卻反映出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馬克思的這個公式，社會生產力越是發展，工人們的處境就越悲慘。這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性，他的m/v公式正是誘導人們進人死亡狹谷的魔鬼公式。
七“習慣’’在這裏是指人們已在為生存而生產的選擇中，確定和認可了兩物的需求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
⑧以往的論述家們都認可商品的使用價值就直接體現了財富價值，可又正是這些論述家們在以社會財富和它的增長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中，卻把體現社會財富的商品使用價值看得如此無足輕重，有的甚至竟把它說得毫無研究價值。這就象人們辛勤勞動追求的不是財富，倒是勞動耗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