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次误判中共的历史教训(19)

dandenong

（二）不应期待中共极权民主转型

中共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国会在年审时就已经要求总统采取具体行动，反制中共盗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可是为什么那几任总统都没有像川普一样反击中共的贸易入侵？这个问题涉及多种原因，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恐袭及随后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使美国无暇兼顾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认识误区。

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的主要特点就是，只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对当权者的统治不构成实质危胁，人民尚能享有相当多的自由。比如民国时期，民间可以办报出书，结社组党，信仰宗教，自由经商、择业、迁徙、出国，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国民政府不干涉教育，保障学术自由。那时新闻检查也并不严格，人民可以批评政府和领导人，而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忧。连中共的《新华日报》都可以在重庆公开发行。称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为自由中国并不为过。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威权体制的领导人纵然有专制的一面，但也有人性良知的一面和道德底线，即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国民政府迁台后施行戒严，实际上是失去大陆后矫枉过正的反措施，毕竟对共匪疏于防范及政策漏洞而导致的血的教训不能不记取。但蒋氏父子，都认同中华传统价值，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也保护宗教自由，维护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不违背道德伦常，政策设计也符合常识理性，即使对政敌也不会痛下杀手，在私德上亦不失为君子。蒋中正本人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于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融合了儒家的伦理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由国家赎买地主土地廉价卖给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鼓励地主用国家补偿从事工商业或创业，为台湾的经济腾飞打下基础。蒋经国执政后期，则顺应世界潮流和民意，推动政治民主化，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展现了可贵的政治胸襟和统治道德，不愧为一代伟人。

也就是说，威权体制与美国等民主国家有相似的价值观，有相通相容的基础和可能。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都坚决反共，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盟友。

而共产中国及其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延安共匪边区，都实行极权统治（Totalitarian）。极权就是极端强权。它的极端就在于彻底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甚至包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的自由。独裁者通过洗脑和暴力，不但要人民表面顺从，而且要奴化人民至内心服从，否则就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甚至生命危险。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异见派别也毫不留情地整肃清洗。对于强权和极权的区别，数十年前的海归学者储安平先生在中共篡政窃国前就有过精辟的论述（大意）：民国时期，民主自由还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一旦共党当政，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了。即便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开明派主政时期，共产中国的自由度与民国时期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而中共暴政又是极权中最邪恶的一个。与民国的威权相比，中共还不只是有无民主自由的问题，而是魔鬼与人类的区别问题。

中共的所谓初心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用暴力推翻现行正常的社会制度，因此它从建党开始就是一个冷血嗜杀的恐怖集团，同时也是一股逆天叛道的邪恶势力。它们不仅要消灭私有制和其所谓的剥削阶级，更要颠覆传统道德和普世价值，摧毁一切信仰，无论是本土的儒释道还是外来的基督教。要达此目的，它依靠“痞子”运动起家，网罗鼓动一群乡村流氓、社会渣滓造反乱世，另一方面尊崇党性高于人性，用所谓党性（实为魔性、兽性、痞性）压制、绞杀、毁灭人性，把党徒再造成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反道德、反理性的变异人种。

因此，中共尽管有人的外表，但由于内心早已魔变，实为魔鬼的化身。中共魔鬼为达到目的可以没有底线，无所顾忌，不择手段。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共匪，为了筹措军饷和补充兵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如朱德、陈毅等在湘南不但残杀士绅，还要烧光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农运大王澎湃把广东海丰变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屠宰场，甚至开人肉宴，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50]红十一军团政委方志敏所部，于安徽旌德绑架美国传教士施能达夫妇，勒索巨额赎金被拒，将二人斩首，震惊中外。[51]彭、方二人至今仍是中共赞颂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