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經濟環境與社會轉型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公私兩制的歷史命運

事關國企走向、民企發展、政府改革的大問題

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與公有制孰優孰劣，這是兩千余年來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的出現至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它是在氏族社會解體之後、由於共同互相協作的生產方式已無必要的情況下出現的。之後，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無不與私有制相伴相依，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大生產。
與此同時，壹些思想家提出了公有制的社會理想。因為他們認為，私有制下存在著種種弊端，給社會上壹部分人帶來苦難。對私有制的譴責到了資本主義早期形成了壹種思潮。十六世紀初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十七世紀初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十八世紀中葉盧梭指出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壹書是影響廣泛的名著。蒲魯東直指：“什麽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此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都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出巨資到美國印第安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進行實驗，可惜不到三年公社就關門收場，實驗宣告失敗。
之後，公有化事業為馬克思所繼承和發展。不過，馬克思主要是在理論上提出了壹套共產主義設想，還沒有在實踐中加以推行。在廢除私有制、實行財產共有這壹主張上，馬克思與前輩共產空想家們是壹致的。不同的在於，以什麽方式去實現這壹目標。前輩們都主張以改良的和平的方式達到這壹目標，而馬克思認為這不過是畫餅充饑的空想而已，只有以暴力和專政才能開辟壹條到達這壹理想境界的道路。這壹方式首先被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所采用，接著中共仿效之，果然取得了成功。不過，俄共的共產主義事業依仗暴力和恐怖支撐了74年之後，最終還是無奈收場，私有制又重返俄羅斯大地。中國的情況與蘇俄雖略有差異，但回歸原點——私有制為社會的基礎，看來也是不可抗禦的。

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大國在二十世紀所進行的共產主義實驗，為之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及其巨大的，沈重的，不但有上億民眾付出了生命，生產力疲軟，經濟衰退，……還有文化和道德的深度創傷。唯壹的收獲是得到了極其寶貴的教益。人類關於社會發展的知識，關於美好生活方式的創造，不是根據先驗的推測，也不是某個聖人的啟示，而是來自億萬群眾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教訓。現在，公有制的神話破滅了。以蘇俄和中國的教訓為鑒，今後世界上其他國家恐怕再也不會愚蠢地重走公有化這條歧路和死路了！

對公私兩制的歷史評說

人類在以往幾個世紀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沒有發出過批評公有制的聲音，有的只有對私有制的譴責和對公有制社會的美好向往。那是因為人類尚未進行過公有制的實踐，人們不好對公有制說三道四，公私兩制的孰優孰劣還無法進行比較從而對它們作出中肯的價值判斷。現在有了公有制的壹番實驗，情況就全然不同了。人們終於有評說公私兩制長短的資格了。
——說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了貧富的差異與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者的天堂，官僚主義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由於權力主導市場，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權貴資本主義橫空出世，貧富差距懸殊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對勞動者進行奴役和壓榨。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和奴役！問題在於，公有制下的剝削和奴役的手段不限於憑籍所有制，更重要的是憑籍權力。權力剝削是壹種超經濟剝削，它無條件（不靠譜）地占有工人、農民的剩余勞動，使勞動者長期地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中國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0）的農民淪落為農奴的悲慘境地典型地說明了這壹點。
——說私有制下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指資本主義階段）。可是公有制下難道就消滅了經濟危機！中國曾有壹個“票證時代”，對居民必須的消費品實行嚴格的控制，商品嚴重短缺，難道不是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大饑荒年代餓死四千多萬人，還發生了慘不忍睹的“人相食”，難道不是罕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文革浩劫達十年之久是否也應當認為是壹場危機？文革後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庫空虛，民不聊生，難道不是經濟危機！即使改革以來，又有什麽信仰危機，生態危機！……
——說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使社會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可是，在公有制下是杜絕了浪費還是存在著比私有制下更觸目驚心的浪費？公有制下所實行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命令經濟（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典型），它是壹種不顧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往往導致決策失誤，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這類比比皆是的現象，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
——公有制體制下的企業—國有企業，還存在私有制企業所沒有的壹個重大弊端，那就是無法對龐大國有資產進行有效的監管。
現今國企共有15萬家。誰在監管這個龐大的國企群體？是國資委。但“國資委的監管並非全方位覆蓋所有國企。”周放生（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如是坦言。國資委通過組建監事會受國務院委派對國企行使監督，監事會主席均由國務院直接任命。為防止監事會與企業形成利益關系，所監管企業每三年輪換壹次。但業內人士透露，憑借與監事會主席的特殊關系，從其所監管企業獲得好處，也是壹條隱蔽的腐敗途徑。每年對國企的考核中，壹些和國資委“關系好壹點兒”的央企年終核算也不全是公事公辦。所以，國企的資產存在壹個“黑洞”，每年從這個黑洞中流失的、被盜的、被貪的、揮霍浪費的國有資產誰知有幾多？《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3年共有133名國企高管被公訴或宣判，共涉及受賄罪、貪汙罪、挪用公款罪等19項刑法罪名。壹年之中如此多的國企高管“犯案”，說明國企監管體制對國有資產的監管還很不到位。（《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24期）國企陷入腐敗泥潭實乃必然。
看來，公有制在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遠勝於私有制下所存在的問題與弊端。這是主張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空想家們所沒有估計到的。

公有制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那麽，為什麽公有制在其實行中暴露出比私有制更嚴重的弊端？
答曰：因為在公有制體制下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是公有制體制下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發展和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在公有制的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仍然需要他們的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受到抑制，創造性受到挫傷，責任心拋到腦後，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與壞，盈或虧，與它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他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他也無需因企業的巨額虧損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雖然不全是他自己所願，卻決定了他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與此同時，這個主體（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和企業的管理者）還缺乏內在自我約束意識。他們對於企業的虧損和資產的流失不怎麽心疼，對於企業經營中的浪費和種種不應有的損失麻木不仁。這是因為，他們只是企業管理的代理人，而不是像私營企業那樣是企業的實際所有者。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自我激勵之力。這就好比是壹艘沒有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的這個致命的內傷——即主客體錯位的基因，決定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
公有制體制下出現的主客體錯位這個致命的內傷以及貧窮的社會後果，這是馬克思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壹旦註入私有經濟，社會的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亦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借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早就撐不到今天。
現在，公有制與私有制孰優孰劣，經過壹番大規模長時段的實驗，終於有了歷史性的答案。人們將以理性的眼光看待私有制，看到它的優勢和局限。私有制被誤解遭否定的歷史將永遠地成為過去了。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現行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上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所形成的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50年代將私有制改造為單壹公有制。80年代是逐步恢復私有制以及將部分公有制改造為私有制。可稱為“改造之改造”，或“再改造”。從“改造”到“再改造”，從共產恢復到私產，其間正是壹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大約需要壹百年，可以說是“路漫漫”。這是壹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
50年代改造的對象是私有制，三年就解決了問題。80年代開啟的改造，其對象是公有制，三十年了還不解決問題，長期處於停頓狀態。這個“再改造”阻力大的原因，壹是意識形態的障礙。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二是公有制以權力為後盾，得到權力的保護。這個“再改造”成了“自己改造自己”，要放棄權力，放棄利益。這個坎要跨過去就難了。關鍵看上層領導的魄力了，有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這個“再改造”也不是將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是實現私有制壹統天下的格局，而是要構建公私兩制的合理結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作用。同理，市場在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中也要起決定作用。只有那種不明顯受市場約束的經濟領域才適合成為公有制經濟的活動領地。這個“再改造”的最終目標，農村是把土地還給農民；在城鎮是公有制企業大面積的退出，讓位, 回歸社會.
為什麽公有制企業改革的出路只能選擇“退出、讓位”壹途呢？

第壹，30多年的改革史告訴我們，所有的改革舉措都試過了，都不可能消除公有制企業的弊端。應當說，這些改革的結局都是失敗的。
開始是施行承包制。可承包制不包“虧”，因為承包者無力承擔虧損責任。承包制還出現短期行為，只顧承包期內的企業效益，對企業後續經營極為不利。接著是抓大放小。實際上是政府卸包袱，好的留下，差的轉讓給別人去經營，出現職工下崗潮。下壹輪就是企業改制，搞股份制改造。結果將企業相當壹部分資產轉到廠長、經理的名下，他們壹夜暴富，卻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企業的活力仍不見有新的轉機。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案。正像有的學者（如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所說，這是“新瓶裝舊酒”。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混合經濟思想。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可見已是個老話題了。中石化響應這壹改革舉措，2014年初提出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但規定：社會和民營資本持股比例不超過30%。學者評論，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和私有資本在鐵路、能源等領域已嘗試過合作投資，最後都以私人資本的鎩羽而歸終。目前中石化推出的改革方案，對私有資本而言，以小股東身份參入國企，只能說是壹種投資行為，對企業的管理可以說輪不到他們。這種參股只是混合所有制中的點綴，仍然難以改變國企產權虛置、難以激活企業活力這個根本問題。國資委在2014年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考核，對長期虧損“不在狀態”的企業將“嚴肅處理”。正如譚浩俊所說，盡管考核手段不斷創新，但始終沒有改變央企的面貌。虧的照樣虧，不虧的也加入到虧損的行列。國企的出路是讓市場來決定企業的命運，讓虧損者出局，走國企非國企資本化和非國有體制化之路（《中國青年報》2013年12月31日）。就是說，國企只有“退出、讓位”這壹條出路了。
第二，國有企業，或者公有制企業壹切弊端的根源，前面已指出，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錯位。那麽，要根除弊端的根本之法，自然就是將錯了位的主客體恢復到原來的方位——讓社會民眾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成為企業經營的主體；而政府的權力觸角從這些領域中完全地退出，即將參與經濟活動的各種權力從行政權力中剝離出來，它不再插手企業的經營，不再包辦企業的盈虧等等。它只對社會經濟活動提供公共服務（如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對商品價格和質量的管理，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規劃等）。當企業完全脫離政府的依附，國企就不再成其為國企了。只有到此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才能走向發育與成熟，由半市場經濟轉變為完全的市場經濟。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歸宿

需要說明，國企“退出、讓位”的歷史走向，並不等於國家不再經管有關國計民生的任何項目。我們看到，即使已實行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也義不容辭地承擔經管那些公共性、公益性的項目，以造福於民。如公共交通，水、電、氣供應，水利興修，生態與環境的治理，涉及國家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先導與基礎科研項目的攻關研究等。這些項目，對民營企業來說，或者因資本實力不足而“無力經營”，或者因無利可圖、投入大於產出而“不願經營”，有的則“不宜經營”（如軍工、制幣等），但對於社會與國家來說，卻都是必須的，因此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此任了。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在職能上是有差別的，他們之間存在著壹種自然分工，應該根據各自的職能在相應的領域對號入座，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所謂國企改革要“到位”，就是退回到與它的職能相稱的領域之內，不再占據理應由民企經營的地盤。也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對社會對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單位，問題是兩者要結構合理，分工有據，以發揮各自的優長，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幾十年來，私有經濟雖有壹定的發展，但公私兩制的結構仍然是很不合理的。認識上的原因是，只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屬“公”屬“私”的差別，而社會主義是應當抑私揚公的；沒有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在職能上的不同，致使國企改革壹直未能到位，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壹個老大難問題。
國企退位，以及政府將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力的退出，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它為民企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發展民間經濟，呼聲不斷，也為黨國上層所重視。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之後了無聲息。到2010年又提出新的“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實際效果仍然不顯。再到2012年國務院47個部委提出發展非公有經濟引導性政策。結果只有雷聲，未見雷雨。為什麽？因為國有企業的龐大身軀擋著民間經濟的去路。可見民企發展的前提是國企的退位。而政府的權力從社會經濟活動中退出後，就失去了以權力謀取不當利益的手段，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大批官員走向貪腐犯罪的道路。這不啻是防治腐敗、促進廉政之良策，也是轉變政府職能這個千呼萬喚的改革目標的必經之途。
由私有制獨占鰲頭，改造為公有制壹統天下；再由公有制壹統天下，轉變為以私有制為基礎，公私兩制共存互補——人類獲得這樣的經驗和知識，已走過了坎坷的道路，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