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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振和 寫於 二零 一七年
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隨後誕生了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蘇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首次重大的勝利。此後，共產國際繼續在世界各國發動共產革命，二戰以後在東歐各國、中、朝、越等亞洲國家建立了十多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形成了壹個社會主義陣營。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美蘇爭霸、進行“冷戰”的格局。經過幾十年的“冷戰”，最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華沙條約組織消失，“冷戰”結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煙消雲散了，世界上只剩下中國這壹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大國在茍延殘喘。中國實際上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只能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滅亡以後蛻變出來的壹個異種，共產黨中國壹時似乎還看不出敗亡的跡象。
今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壹百周年，壹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由盛而衰的悲壯又痛苦的歷程，十多億人遭受了巨大的磨難。世界上已經有幾個國家建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認真地總結和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只有在認真地反思了歷史以後才能確實地避免在以後不再發生這樣的歷史悲劇，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麽中共政權仍能維持下來，並找到使它崩潰的途徑。
然而，我見到的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不是很多，經常見到的批判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文章，是羅列壹些眾所周知的共產革命的殘暴及共產黨暴政的事實，然後給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貼上最壞、最惡的標簽，諸如邪教、邪惡、惡魔、魔鬼、撒旦等等。以為這樣就大功告成了，人人都會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了。
這樣的反思未免太膚淺了，只要問壹個問題：既然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那麽邪惡，為什麽當初有那麽多人信仰呢？這就無法解釋了。拿中國來說，20世紀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數信仰或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那是因為他們在共產黨開辦的學校中受教育，被共產黨“洗腦”了。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那時候的青年和學生在國民政府開辦的學校中受教育，接受的是三民主義的教育，為什麽那時候有許多青年學生投奔共產黨，投身共產革命呢？這就要到馬克思主義裏面去找原因。
馬克思主義稱，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把共產革命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的目標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又引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稱其為哲學定律，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作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第壹次否定演變為私有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經過否定之否定就回復到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
歸納壹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剝削，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以要發動共產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而“否定之否定”這條哲學定律證明了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世界上有幾億人相信了這壹套理論，投身於共產革命，於是才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發展。我相信，當初投身共產革命的大多數人，包括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中的大多數，真的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參加革命，抱著其他目的的人只能是少數，如果參加共產革命的大多數人是心懷鬼胎來投機革命的，那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了。
今天要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必須對上述的那壹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簡單粗暴地扣上壹頂帽子是無濟於事的。
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看到了私有制的弊端，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公有制是否可行，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實行公有制的人類社會。社會主義者歐文在1824年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於是有壹些社會主義者提議，在剛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時候不能實行“各取所需”，應該推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馬克思也贊同這個觀點，他提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不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以為用這個辦法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在蘇聯、中國和各個共產黨國家中都建立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都推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最終都崩潰了。中國的經濟也幾乎崩潰了，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及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復蘇，然後中國經濟大發展，才使中共政權得以維持下來。為什麽共產黨國家的經濟都崩潰了呢？似乎沒有人仔細分析過其中的原因。因為我還沒有見到有人批判“按勞分配”原則，只有我在壹些文章中指出“按勞分配”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我們要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必須對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原則及相關的問題作周詳的分析。這個問題還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問題相關聯。為什麽社會主義制度在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失敗了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信仰馬克思主義，都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都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矛盾。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從來沒有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可以說各國共產黨在垮臺以後，都還不明白自己是怎麽死的。
中共八大的決議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系，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系。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麽這種生產關系怎麽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中共領導人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不妥，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沒有任何意義的廢話，因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說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麽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1981年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2017年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報告中說，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是不斷地增長、不斷地產生新的需要、不斷地發展變化的。所以社會生產總是不可能完全滿足人民的需要，總是存在社會生產部分地落後於人民的需要、不能充分地滿足需求的情況，也就是說，供需之間永遠存在矛盾，正是這種永遠存在的供需矛盾推動著社會生產不斷向前發展。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是這樣的，這是基本的常識。1981年中共的說法和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說法，基本上都是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把習近平的說法用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都完全適用；用於俄羅斯、印度、巴西、韓國等國，也毫無問題。所以1981年中共的說法和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說法都是毫無意義的空話、廢話。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中國社會在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什麽？這是執政必須具體地給出明確回答的基本問題。像中共這樣幾十年來壹以貫之地忽悠中國老百姓的政權確實是中國老百姓最大的禍害。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給出具體的明確的回答。
馬克思主義還包括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內容。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把階級鬥爭推至極端，鬥死了上千萬人，其實毛所搞的並非階級鬥爭。文革以後，出於對文革中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恐懼，許多人走向了另壹個極端，絕對禁止談論階級和階級鬥爭，誰談論階級和階級鬥爭，誰就是要搞“文革復辟”。
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當今社會就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每年發生幾萬或十幾萬起群體事件就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分析中國當今社會存在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是深刻地認識中國社會問題的壹條途徑。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有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也不能走向另壹個極端，完全排斥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學說。我們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也必須搞清楚有關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區別的。我們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也必須搞清楚與此有關的理論問題。
共產黨的理論家們稱，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的本質就是資本家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先介紹壹下剩余價值理論的內容：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作為商品，也和其他商品壹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由於勞動力是特殊商品，它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具有不同於普通商品的特點。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維持和發展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壹，維持勞動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勞動者繁衍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三，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
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力的支出，也就是勞動。勞動力使用價值的消費過程就是勞動過程，勞動力的勞動過程能夠創造價值，不僅能夠創造自身的價值，而且能夠創造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這個價值的差額就是剩余價值。資本家在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了勞動力商品（即支付了工資）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屬於資本所有。雇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包括剩余價值在內的全部價值，也就歸資本家所有，資本也就由此獲得了剩余價值。資本家占有了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剩余價值理論談到了價值的創造，這就涉及了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提出來的，把這個理論歸納為壹句話，那就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有很大的缺陷，我認為應該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修正，把“勞動創造價值”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詳細闡述這個問題需要很大的篇幅，由於這不是本文的主題，就不詳談了。
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我閱讀了很多批判剩余價值理論的文章，覺得它們都沒有涉及到問題的要害，沒有指出剩余價值理論錯誤的本質。很多人把剩余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混為壹談，他們只是批判勞動價值論，以為批判了勞動價值論就等於批判了剩余價值理論。而且他們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是錯誤的。另壹部分人則把剩余價值理論曲解成壹些明顯錯誤的說法，以為這樣就批倒了剩余價值理論。在此引用辛灝年先生的幾段話作為例子，以下摘錄辛灝年在他的著名著作《誰是新中國》的導論中的幾段話（第47頁）：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祗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壹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壹筆勾銷。
李嘉圖和霍治司金的錯誤剩余價值理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金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
現在人們談論剩余價值理論，壹般是指馬克思所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辛灝年說的卻是“李嘉圖的錯誤剩余價值理論”。在李嘉圖的經濟學著作中闡述的是勞動價值論，雖然也出現了“剩余價值”這個術語，但那與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完全不同的。辛灝年把剩余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混為壹談了。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並不是“祗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壹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壹筆勾銷。”這壹段話是辛灝年強加給剩余價值理論的。另外壹些人也是從資本家也創造價值的角度來批判剩余價值理論。
其實馬克思也承認，資本家從事經營管理的工作也是壹種勞動，也創造價值。不過這只能證明在資本家的收入中有壹部分是他自己創造的價值，並不能證明“資本家通過雇用工人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理論的錯誤。更何況有壹部分資本家只進行投資，不參與工廠、企業的經營管理，難道他們通過投資獲得利潤就百分之百地是剝削嗎？
所以這樣的批判是蒼白無力的。那麽剩余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裏？我認為有三大錯誤：其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作了完全錯誤的描述。其二，馬克思認為，雇主付給雇員的工資是所謂的“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又是什麽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維持和發展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壹，維持勞動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勞動者繁衍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三，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這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在實際上也不符合客觀事實。我們觀察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的工資收入，發現絕大部分雇員的工資都高於所謂的“勞動力的價值”。工資根本就不是“勞動力的價值”。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資本家雇用工人被馬克思說成是資本家從勞動力市場上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雇傭勞動關系就成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買賣關系。既然是商品買賣，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當然就是這種商品的價值，即“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購得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就有權使用它，也就是讓他在資本家開辦的工廠、企業中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當然歸資本家所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超過其自身價值的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就這樣被資本家占有了。馬克思就這樣論證了雇傭勞動關系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在馬克思的敘述中不區分“勞動力”和“勞動者”，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就等同於購買了“勞動者”這個人。在“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買賣關系中，馬克思把勞動者看作是壹種特殊的“商品”，是“物”，而不是“人”，勞動者沒有人格地位，沒有任何權利。這是剩余價值理論的第三大錯誤。
馬克思把勞動者看作是可以買賣的“物”，而沒有把勞動者當成“人”來看待。“物”是有價值的，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物”，支付的當然是“物”的價值，馬克思把它稱為“勞動力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力理解為就是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是“人”，人是無價的，那麽“勞動力價值”就是壹個偽命題。
馬克思的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事實上資本家雇用工人的目的是雇人來創造價值，他需要的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絕不是去購買勞動者這個“人”。我們常講勞動力市場，講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是這裏的“勞動力”是指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而不是勞動者這個人。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是出賣自己的壹種能力，而不是賣身，不是把自己賣了。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上購買的“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其實是壹種能力，為了獲得這種能力，雇主與雇員立下契約，雇員向雇主提供創造價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按比例付報酬，即工資。雇主和雇員隨時可以修改或終止這個契約。
勞動力作為壹種能力，只能定義它的價格，無法定義它的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力的價值定義為“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是把“勞動力”當作勞動者這個人而定義的。我們認為“勞動力”是指壹種能力，那麽“生產和再生產壹種能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命題就是荒誕而毫無意義的。“勞動力”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的價格自然就根據勞動者能夠創造的價值而定，也就是勞動者能夠創造的價值乘以壹定的百分比。所以工資根本不是什麽“勞動力的價值”，而是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的大小按比例付給雇員的報酬。
雇傭勞動關系是壹種契約關系。雇主為了得到雇員的創造價值的能力，就與擁有這種能力的雇員訂立壹個契約。雇員向雇主提供創造價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按比例付報酬，即工資。在這裏，雇主是訂立契約的壹方；雇員是訂立契約的另壹方，是“人”，而不是“物”。雇員即勞動者，是具有人格的人，有壹定的權利，雇員和雇主都有權隨時可以修改或終止這個契約。在這種契約關系中，雇主方出“資本”（如果雇主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則雇主同時還付出“智慧”和“勞動”），雇員方出“勞動”（其實必然同時還要出“智慧”），雙方協作進行生產，創造價值。這樣創造出來的價值自然應該由雙方來分配，雇員方獲得“工資”，雇主方獲得“利潤”。如果雙方對所創造的價值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雙方各得其所，那就不存在剝削，也不出現什麽“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是馬克思杜撰出來的概念。
最後總結起來只有壹句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條哲學定律，不是普遍規律。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毫無道理，是完全錯誤的。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產生而產生的，如果整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組成，那就不可能消滅私有制。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強行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會產生矛盾，是行不通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實現。所以，科學共產主義並不科學，仍然是空想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學說產生於19世紀早期，共產黨的理論家們稱其為空想社會主義，聲稱馬克思把空想社會主義提升為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有三方面的貢獻：
（1）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的本質就是資本家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由此馬克思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要性。
（2）馬克思引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稱其為哲學定律，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作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第壹次否定演變為私有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經過否定之否定就回復到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由此馬克思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3）馬克思還提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提出在社會主義階段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逐步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此馬克思科學地指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於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自詡為科學共產主義。我們在上壹篇系列文章中批判了剩余價值理論，否定了共產主義的必要性；本文接著論證共產主義的必然性也是不成立的。
首先介紹壹下什麽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唯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是辯證法三定律之壹，可以表述如下：壹般地說，在事物發展的總過程中，經過兩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運動就表現為壹個周期。在這壹個周期中有三個階段：肯定階段、否定階段、否定之否定階段。否定之否定是事物發展兩次向對立面轉化的結果，它在外表上會重復肯定階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
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科書中，通過舉幾個具體事例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作了這樣的論證之後就認為，否定之否定“是自然、歷史和思維的壹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作為壹條哲學定律，不能依靠舉幾個例子來證明其正確性。我們只要舉出壹個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例子，就可以說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條普遍規律。
在教科書中用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壹個常見的舉例是這樣的：壹顆麥粒（小麥種子）播種在土壤中，發芽後長成壹株小麥（植株），這是第壹次“否定”；小麥成熟後結出很多顆麥粒，這是“否定之否定”，它重復了肯定階段的某些特征（都是麥粒），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根據達爾文進化論，小麥是從古代的壹種草進化而來的。對於小麥，有 麥粒→小麥→麥粒……這樣的世代交替序列；對於古代的草，有 草籽→草→草籽……這樣的世代交替序列，在這個延綿不斷的序列的某壹代發生了基因突變，有壹顆草籽變成了麥粒，從此開始了 麥粒→小麥→麥粒……的世代交替序列；在發生基因突變的那壹代，我們就有了 草籽→草→麥粒→小麥 這樣的否定之否定序列，這明顯地違反了否定之否定規律。
馬克思所舉的另壹個例子是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但是到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所固有的規律的作用，資本主義為自己的死亡準備了條件；資本的被剝奪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即勞動者本人的所有制的恢復，但這已經是在更高級的基礎上，即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他們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有”的基礎上了。馬克思的論述有以下兩點不妥當：（1）在封建社會後期，大部分手工業作坊有作坊主和雇工；在商業領域大部分商號有老板（商人）和夥計（雇員）。所以，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並不恰當，（2）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有本質的區別，把資本的被剝奪（即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說成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實在是牽強附會。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例子，只舉壹個化學反應的例子就夠了：碳氧化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與氫氧化鈣的水溶液發生化學反應生成碳酸鈣，每壹步化學反應就是壹次否定。我們看不出經過兩步化學反應以後的生成物與原來的物質有什麽相似的特征，也無法解釋為什麽前者似乎是向後者的復歸。根據這個例子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說，沒有“否定之否定”這樣壹條普遍規律。在大千世界中，只有壹部分事物的發展表現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否定之否定”絕不是壹條哲學定律。
對於哲學原理，光舉例論證是不夠的，我們還要進壹步在理論上分析壹下“否定之否定”的來龍去脈。很多哲學家之所以會提出“否定之否定”這個原理，是因為他們認為世界上壹切事物都是二元的，而且這二元都是陽陰（或正負）兩極，即壹切事物都只有正反兩個方面。於是壹切事物在發展、變化的時候，經過兩次否定，即兩次向對立面轉化，事物自然就會在外表上重復初始階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然而世界上的事物除了二元的以外，還有大量事物是多元的。二元的事物也不壹定都是有陽陰（或正負）兩極的，例如，雙原子分子有陽離子和陰離子結合而成的分子，也有共價鍵分子（如：兩個氧原子組成的氧分子），組成共價鍵分子的兩個原子就不分陰陽。對於多元的事物，不是只有壹對矛盾，而是存在著多重的矛盾，各種矛盾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系。多元的事物在發展、變化的時候，經過兩次否定，事物往往就不表現為向出發點的復歸，否定之否定規律就不成立了。例如，在人類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的每壹個階段都不是只有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而是有多個階級。就拿階級關系比較簡單的奴隸社會來說，除了奴隸主和奴隸這兩個對立的階級以外，還有自由民，自由民又分為不同的階級，在奴隸主之間又存在矛盾。正是由於每壹個社會發展階段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原始社會發展為奴隸社會是壹次否定，奴隸社會發展為封建社會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這就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上述例子中，參與化學反應的分子和化學反應生成的分子是多原子分子，發生的化學反應也不是氧化—還原—氧化這樣的反應鏈，所以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數學是最接近哲學的壹門科學。在實數軸上考察“數”，數相乘時遵循負負得正的規律。如果我們擴充到復數平面上去考察“數”，負負得正的規律就不存在了。即便在實數軸上，如果把“零”也考慮進來，那麽負負得正的規律就被破壞了。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他又堅信“否定之否定”是哲學定律，所以馬克思堅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否定之否定必定回復到共產主義社會。上面論證了“否定之否定”並不是普遍規律，這就在哲學上否定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
我認為，原始社會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毫無道理，是完全錯誤的。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以氏族為單位在壹起生活和生產；那時候生產力極低，生產出來的物品基本上都在生活中被消費掉了，沒有什麽財產積累起來。沒有財產就沒有所有制問題，既沒有私有制，也沒有公有制。而共產主義社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所以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毫無根據的憑空想象。
科學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怎樣才能消滅私有制呢？這就需要考察壹下私有制是怎樣產生的。在原始社會的後期，生產力提高了，生產出來的物品在滿足生活消費以後還可以有富余。就在這時候氏族瓦解了，分成了很多個家庭。積累起來的財富由在氏族中地位較高的家庭占有，私有財產出現了。此外，由於氏族和部落有了剩余的食物，就可以不殺掉戰爭的俘虜，而把俘虜養起來充當奴隸，也是在氏族中地位較高的家庭占有了這些奴隸。於是在氏族中出現了壹些富有的家庭，這些家庭擁有較多的私有財產，其中相當大的壹部分是生產資料，這些家庭還擁有奴隸，生產資料私有制形成了。結論是：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出現而形成的。
既然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產生而產生的，如果要消滅私有制，那就只能讓私有制伴隨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也就是說，如果整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組成，那就不可能消滅私有制。因為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必然由壹個個家庭占有，各個家庭必然是有差異的，各個家庭擁有的財產也必然是有多有少的。每個家庭擁有的財產可以用作生活資料，也可以用作生產資料，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比較富裕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用於生活消費是用不完的，於是他們就拿壹部分財產來擴大生產，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然就出現了。
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強行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會產生矛盾，是行不通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以後的系列文章中作詳細的分析。
實現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生產資料私有制只能伴隨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所以家庭不消亡，共產主義是實現不了的。在現代社會中，雖然家庭的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單身家庭、單親家庭、同居家庭增多了，但是我們看不到家庭消亡的任何跡象，也看不到人們有絲毫的希望家庭消亡的願望。所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實現。
很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地聽說過毛澤東的壹句話：“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共闡述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的壹套標準化的說辭。這裏的“壹聲炮響”是指被布爾什維克控制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轟擊聖彼得堡的冬宮；“十月革命”是說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力量向冬宮發起總攻，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事實上，“壹聲炮響”和“十月革命”純屬子虛烏有，是列寧和《真理報》編造的謊言，後來斯大林編寫的《聯共（布）黨史》進壹步擴充了謊言。毛澤東和中共的這壹套說辭源自於《聯共（布）黨史》。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重新審核當時的歷史真相，認為“十月革命”不是事實，改稱為“十月政變”。可是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仍然在重復毛澤東的這句老話，真可謂是堅持政治謊言不動搖。其實這也很自然，中共繼承了蘇共的衣缽，編造了充滿謊言的中共黨史及中國近現代史；習近平繼承了中共的衣缽，他本人就是壹個撒謊造假的高手能手。
習近平沒有當過壹天研究生，居然可以搞到壹個博士頭銜；習近平有“曬書單”的嗜好，他訪問俄、英、美、法等國時都會賣弄壹番，聲稱自己讀過俄、英、美、法的什麽什麽名著，他曬過的書單的長度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凡是稍有點常識的人作壹些簡單的分析就會發現，習近平不可能讀過那麽多書，他完全是在說謊吹牛；2015年5月7日，習近平在《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稱：“毛岸英作為白俄羅斯第壹方面軍坦克連指導員，轉戰千裏，直至攻克柏林。”這是習近平瞎編的故事，毛岸英雖然參加過蘇聯紅軍，但從未參加過戰鬥，也不是什麽坦克連指導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幹的壹件大壞事，習近平卻說：“七年下鄉對我的鍛煉很大。”還吹噓說，當年他扛200斤麥子走10裏山路不換肩，真是吹牛吹破了天。對於習近平這樣壹個撒謊吹牛的高手，堅守他的鼻祖的“十月革命”政治謊言當然不足為奇。
下面我們來看壹下，100年前在俄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第壹次世界大戰破壞了俄國經濟，激化了社會矛盾，1917年1月、2月寒冬，俄國經濟崩潰，食物短缺，民不聊生。1917年3月8日（儒略歷2月23日），13萬聖彼得堡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者提出“反對戰爭”、“結束專政”等政治口號，二月革命爆發。第二天參加罷工示威的工人增加到20萬，接著首都各大工廠舉行有30萬人參加的聯合總罷工。3月10日，沙皇政府派軍隊鎮壓示威者，發生流血事件。部分軍隊發生嘩變，倒向革命壹邊，攻擊監獄和政府機構。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成立臨時政府接管俄國。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之壹是主持俄國立憲會議的選舉，選舉產生立憲會議，建立正式政府，所以3月15日成立的政府稱為臨時政府。
當時俄國黨派林立，政見分歧很大，各黨派的力量都不是很強大，無法形成權力中心。所以臨時政府沒有什麽權威，管理不了國家，也不組織俄國立憲會議選舉。在幾個月時間裏臨時政府變更了三次，在5月5日、8月6日和10月8日分別建立了第壹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聯合政府。第三次聯合政府由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派聯合組成。
1917年11月7日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列寧為領導人之壹，以下簡稱布爾什維克）的壹支武裝小分隊前往冬宮，到達冬宮以後，冬宮的衛兵就打開大門讓武裝小分隊進去了，沒有發生任何戰鬥，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只是放了壹聲沒有炮彈的空炮，布爾什維克就接管了臨時政府。11月8日，召開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列寧在會上強調，推翻臨時政府的主要理由之壹就是臨時政府不願意立即選舉並召開立憲會議，強調必須立即召開立憲會議，並強調立憲會議才是唯壹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構。列寧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
這就是在11月7日發生的事情，顯然這不是壹次革命，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現在稱其為“十月政變”。如果這算是壹次政變，那麽這樣的政變在此前已經發生了三次，而且這次政變只是臨時政府的執掌者從兩個社會主義黨派轉變為另壹個社會主義黨派。這樣的政變在歷史上並不是很重要，而以後發生的事情卻非常重要。
11月12日俄國舉行立憲會議選舉。選舉結果共選出707名立憲會議代表，布爾什維克175名代表，占代表總數不到1/4，加上其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40名代表，也只占代表總數的30%，而社會革命黨主流派獲得370個席位，超過半數。在選舉中失敗的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地在1918年1月5日發動政變，用武力解散立憲會議，開始了布爾什維克專政。所以歷史的轉折點並不是“十月政變”，而是發生在1918年1月5日的“壹月政變”（按照儒略歷，則稱為“十二月政變”）。
布爾什維克接管臨時政府以後，列寧要求捷爾任斯基創辦壹個可以“用非常手段同壹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成立，捷爾任斯基任契卡主席。契卡是布爾什維克實行壹黨專政的屠殺機器，處決、關押和流放異議人士，鎮壓所有敢於提出抗議的士兵、社會主義黨派，將富農和反抗的農民家庭押解到天寒地凍的森林裏任由凍餓而死，殺害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人。契卡在1922年改組成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1954年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在列寧以後的斯大林時代，展開了更加殘酷的鎮反屠殺運動，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鎮壓、迫害、凍餓、酷刑、處決了幾百萬黨政軍職人員、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
1918年1月15日，列寧建立了脫離軍隊國家化、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紅軍。
布爾什維克專政的另壹個特點是禁絕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實施報禁黨禁，列寧下令查禁壹切非布爾什維克的報刊雜誌，建立世界上最嚴酷的書刊媒體檢查制度。
布爾什維克專政就是列寧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由黨掌控的軍隊及契卡之類的專政機構、鎮壓反革命、肅清異議人士、殘酷的屠殺、禁絕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實施報禁黨禁等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以後建立的各國紅色政權都傳承了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政權自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本人就說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還發明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上億中國人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酷迫害和虐殺。
共產革命的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這只是在口頭上空喊的口號而已，實際上各國共產黨在建立了紅色政權以後沒有做過壹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它們所幹的事全部都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世界上已經有幾個國家建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實際上這些受難者是無產階級專政受難者，的的確確是無產階級專政使他們受了難。
馬克思在列寧之前就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區別的。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手段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革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為了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鞏固政權，仍然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在無產階級的政權鞏固了以後，在經濟建設階段是否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呢？馬克思當然不可能涉及這個問題，但是馬克思曾多次談到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談到國家的消亡，可見馬克思並不認為要把無產階級專政壹直堅持下去，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應該逐漸消亡。
列寧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壹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所以他們在遭到第壹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拼命鬥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了鎮壓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
顯然，列寧的思想不同於馬克思的思想，他認為從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都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不同來源於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見解。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在壹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在多數先進國家內取得勝利，在無產階級的政權鞏固了以後，國家機器的鎮壓作用就漸漸地不需要了，國家應該逐漸地消亡。而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在壹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在壹個國家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了政權，但是其他國家仍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壹個國家獲勝的無產階級必須繼續與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鬥爭，所以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的理論有壹個根本性的缺點。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但在實際上，專政不可能由很多人來實施，專政是由國家機器，即由組成國家機器的少數人來實施的，所以專政在具體執行的時候總是由少數人實施的專政。如果國家機器長期地由某些人掌握，這些人就自認為是代表人民的，對他人實施專政是自己天經地義的職責。這時候馬克思所擔心的“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樣的事情就發生了。歷史事實也證明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無壹例外地都成了少數人專政的專制國家。
各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紛紛土崩瓦解了，現在只剩下中國等幾個共產黨政權還在茍延殘喘，它們也是秋後的螞蚱，沒幾天蹦跶的了。以下的系列文章將詳細分析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的原因及過程。
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隨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到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組成了壹個社會主義陣營。又經過幾十年，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雖然名義上仍然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早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也已經失敗。
為什麽社會主義制度在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失敗了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理論家們從來沒有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可以說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直到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以後，都還不明白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麽會垮臺。
中共領導人也沒有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中共八大的決議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系，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系。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麽這種生產關系怎麽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中共領導人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不妥，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沒有任何意義的廢話，因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說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麽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在分析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後，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水平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盡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的現象會象傳染病壹樣地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
假如人人都是大公無私的話，消滅了私有制，實行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以後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了。人人都各盡所能，為全社會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又導致在全社會範圍內合理地組織生產，有計劃、按比例地安排生產，計劃制定者都盡職盡心地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的生產計劃。這樣壹定能夠提供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的生產力，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目前人們是以家庭為單位生活的，人的這樣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大多數人是為了自己家庭的生計而工作的。出現少數大公無私的人是可能的，但是要讓所有的人都變得大公無私則是絕對不可能的。
其實，社會主義者歐文早在1824年就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這項社會實驗的失敗已經暴露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的基本矛盾。於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按勞分配”原則是否可行呢？馬克思沒有把“按勞分配”原則付諸實踐，十月革命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是無壹例外地全都失敗了。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首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應該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關於這壹點請參閱《北京之春》2014年7月號《剩余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裏？》壹文）。“按勞分配”原則忽略了智慧這個因素，這是其不合理之壹。
其次，“按勞分配”就是要按照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個人收入，勞動是指人的體力和腦力的支出。“按勞分配”意味著勞動者獲得的報酬與他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等量的勞動獲得等量的報酬。為此，必須在全社會有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樣壹個共同的尺度。關於勞動，實際上只有壹個量是可以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的，那就是勞動時間。所以“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的同義語。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記得當時有壹位中共的理論家到中國科學院作關於改革的報告，他說：之所以會出現“吃大鍋飯”現象，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怎樣實行“按勞分配”呢？他舉了壹個例子，說有壹家國營襯衫廠，生產的襯衫堆在倉庫裏賣不出去，過去由於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營業員出去推銷產品沒有積極性，造成產品積壓。搞改革，把襯衫分發給工人，讓工人去賣襯衫，並且實行“按勞分配”，規定每賣出壹件襯衫，提取其價格的10%作為報酬。由於實行了“按勞分配”，襯衫很快全都賣出去了。
聽了這位理論家的“高論”，真讓人笑掉了大牙。他壹不懂什麽是“按勞分配”；二不懂“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麽產生的。他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所以馬克思提出的“按勞分配”並不能克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就更談不上設法克服這個基本矛盾了，這個基本矛盾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了。可是蘇聯、中國等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的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都很快，這又是為什麽呢？這就需要對當時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國都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是農業國，這些國家工人、農民的生活比較貧困。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的初期階段，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尤其是工人，以前在資本家的企業中幹活，現在在國有企業中幹活，工人在名義上是企業的主人，社會地位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這就激起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
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時還不可能暴露出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如果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將會出現懶漢，這已被歐文的社會實驗證明了。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實際上是按勞動時間分配）是壹個新的嘗試，當不勞動的懶漢顯然不行。工人們在新的所有制下勞動，按照新的原則進行分配，感到壹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他們還來不及去想新的分配原則有什麽不合理之處，加上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工人們的勞動積極性被激發出來了。所以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以後的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都比較迅速。
然而在幾十年以後，所謂的“按勞分配”實際上的“按勞動時間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性暴露出來了，各種“吃大鍋飯”的現象開始出現，而這些現象壹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壹樣蔓延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突顯出來了，而且全民所有制的各個企業之間沒有競爭，缺乏競爭動力的企業必定安於現狀、不思進取，這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更嚴重的問題是，由於長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共產黨的高層官員形成了壹個特權階層，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導致人民的勞動積極性急劇下降。還有，在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制度實質上是“政控經濟”（政治統帥經濟、政府控制經濟、政黨操控經濟的簡稱），經過幾十年的運作，“政控經濟”的弊端全都暴露出來了。所以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最終都陷入了困境，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垮臺了。
下面我們具體地看壹下蘇聯的情況。20世紀初期的沙皇俄國是壹個落後的、工業化程度不高的資本主義國家。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做了兩件事：（1）消滅地主、富農，在全國各地農村中建立集體所有制的集體農莊；（2）沒收資本家的資產，把私營企業變成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
富農經濟是沙俄時代農業經濟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蘇維埃政權殺富農的政策嚴重破壞了農業經濟。蘇聯的農業壹直搞得不好，蘇聯的糧食產量低於沙俄時期的糧食產量。但是蘇聯的國土面積和耕地面積實在是太大了，即便農業生產水平較低，農產品的產量也能為工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
在工業領域中，工人的收入與沙俄時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的生活改善了，社會地位提高了，他們立刻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由於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推行所謂的“按勞分配”（實際上是按勞動時間分配）的時間還不長，因此這個基本矛盾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工人們暫時還沒有體會到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弊端。所以在蘇聯第壹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是很高的，當時在工礦企業中廣泛地開展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所以當時蘇聯的經濟迅速地發展，蘇聯長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重工業的發展尤為迅速，蘇聯由弱國變為強國，為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蘇聯紅軍的5位元帥中有3位被處死；15位上將中有13位被處死；9位海軍上將中有8位被處死；57位軍長中有50位被處死；186位師長中有154位被處死；28位軍政治委員及16位陸軍政治委員中有25位被處死，這肯定大大地削弱了蘇聯紅軍的戰鬥力。但是蘇聯紅軍仍然抵抗住了德軍的進攻，並最終取得勝利，原因就是當時蘇聯已經建立了強大的重工業，德軍進攻以後，在後方的重工業企業立即轉變為軍工企業，生產出大量的坦克、大炮及各種軍火，使蘇聯紅軍有能力與德軍作戰。二戰以後，蘇聯的軍事工業仍然處於世界先進水平，蘇聯擁有的核武器和導彈、洲際導彈足以與美國抗衡。1957年，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了世界上第壹顆人造地球衛星，毛澤東發表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講話。
二戰以後，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冷戰”，大搞軍備競賽，推行擴張主義政策，“冷戰”與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的經濟；在壹黨專政體制下的“政控經濟”大行其道，軍事工業及相關的工業高度發達，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卻極其匱乏；由於長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在蘇聯形成了壹個特權階層，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再加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弊端暴露出來了，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下降了，導致蘇聯的經濟陷入了困境，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接著我們來看中國的情況。中國在49年以前是壹個農業國，在1946年以後的內戰時期，在壹部分中共統治區已經開始進行土地改革；49年以後在全國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中國進行土地改革時殺了很多地主，這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但土地改革還是應該搞的），廣大農民分得了土地，激起了極大的生產積極性，這樣就解放了生產力，使得經過長期戰亂的中國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在1949年，工商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49年以後，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壹種溫和的政策，沒有立即沒收資本家的資產，而是采取贖買政策，所以在1949到1956年中國的工商業也恢復和發展得很迅速。
中國到1956年才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在1956年完成的。所以在1958年以前，由於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而引起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還來不及暴露出來。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中工人的社會地位與49年以前相比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也比49年以前增加了很多，工人們還體會不到所謂的“按勞分配”制度的缺點，工人們的勞動熱情空前地高漲。而且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的時間還不長，國家和國家機關還沒有完全蛻變為社會的主人，共產黨仍然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在1958年以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很快。
然而好景不長，在195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就陷入了困境。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而是“政控經濟”（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的弊病，中國共產黨提出三面“紅旗”的政治路線全面控制了中國經濟，推行了壹系列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中國共產黨調整了經濟政策，經濟有了壹定程度的恢復。可是不久以後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政控經濟”最惡劣的壹幕再壹次沈重地打擊了中國經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到處都出現“吃大鍋飯”的現象。在農村中這種矛盾更為突出，有的地方糧食產量極低，農民簡直快要活不下去了。在工商業領域中，“吃大鍋飯”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人浮於事、勞動生產率低下是國營企業的通病。於是中國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中國的政局也出現了大動蕩。1975年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恢復鄧小平的黨、政、軍職務，讓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企圖讓他恢復國民經濟。但是鄧小平復出工作不久，毛澤東發現鄧小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與自己不同，於是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緊接著在1976年，發生了周恩來去世、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等壹系列大事，到9月份毛澤東扔下壹個爛攤子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1976年，中國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陷入了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這正是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的大好時機。但這只是國內的形勢，當時的國際形勢則不利於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當時國際形勢的大局是冷戰、美蘇對抗，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美國及西方國家采取了聯中反蘇的政策。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關系大為改善，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堅持壹黨專政、違反人權的暴政采取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的政策，在國際上沒有要求中共改變壹黨專政的壓力。在國內也幾乎沒有人提出改變壹黨專政的要求，很多人看到了中國陷入極其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但是絕大多數人並不要求改變壹黨專政，而是寄希望於黨內有人進行改革。
在毛澤東去世、打倒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憑借他在中共高層中廣泛的人脈關系再度復出，實行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壹個新時期。“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絕大部分是港澳臺及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隨後中國經濟真的“起飛”了，GDP高速增長，經濟危機解除了。經濟是基礎，有了穩固的經濟基礎，政治危機也就解除了。原本就幾乎沒有人要求改變壹黨專政，人們只是希望黨內有人進行改革，現在既然鄧小平搞改革了，那就讓共產黨繼續執政吧。
十年以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危機，社會主義陣營老大的蘇聯及其東歐小兄弟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而社會主義陣營老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卻憑借“8964”鎮壓站穩了腳跟，壹直維持了下來，直到今天中共政權似乎依然很強大。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反差？主要原因是中國搞了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得很好；次要原因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國民經濟長期高速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於是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及大多數知識分子認為：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正是在民怨沸騰的中國壹直不發生革命的原因之壹，因此有必要深入地剖析壹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參閱《北京之春》2016年2月號的《再談中國經濟改革》壹文）。
首先，讓我們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1977、1978年，當時中國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是：經濟改革非搞不可，經濟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麽呢？怎樣改呢？當時全中國無人知曉，連被吹捧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麽和怎樣改革。可是改革必須搞啊，萬般無奈之下鄧小平只得說“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只能過小河溝，而中國經濟改革要過的是像長江、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靠摸石頭是絕對過不去的。硬要摸著石頭過長江、黃河，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必然是壹步步進入深水區，最後被淹死。
要過長江、黃河，就必須造船或架橋。什麽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船或橋呢？那就是經濟改革的理論、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鄧小平是壹個實用主義者，提不出任何像樣的理論，卻提出了鄧“三論”（是言論的“論”，而不是理論的“論”）。鄧“三論”就是“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鄧“三論”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總方針，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走上了歧路、絕境。
當時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想要提出經濟改革的正確理論和指導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究竟要改什麽？中國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裏？也就是要回答壹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力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盡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現象會像傳染病壹樣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這就是所謂的“吃大鍋飯”現象。
為了避免這種弊端，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但是“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全都失敗了，“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的同義語。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當時最常見的改革的口號是：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但是鄧小平和中共的理論家們不明白“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麽產生的，也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所以當時中國無人知道中國的經濟改革究竟應該怎樣搞。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在此期間出臺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數也數不清，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事實上，中國經濟搞得壹團糟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實行了計劃經濟，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是壹種“政控經濟”。中國搞經濟改革，並不是要改掉“計劃經濟”，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非計劃經濟或無計劃經濟？而是要廢除“政控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廢除“政控經濟”。而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卻背道而馳，走向了完全錯誤的方向，現在我們來回顧壹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評價壹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除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外，其他的就乏善可陳了。
在改革之初中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在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
“包產到戶”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中共宣布“包產到戶30年不變”就大錯特錯了。由於堅持“30年不變”，導致“三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造成今天面臨很多問題的禍根。今天已經到了必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時候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然也必須改變。
在改革之初的大約十年期間，城市的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的改革呈現出極其混亂的局面。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流行的是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在“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掀起了市場化（或產業化）的熱潮。把不該市場化的教育和學校產業化、市場化了，把學校辦成了“學店”，產生了“上學貴，上學難”的問題；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都產業化、市場化了，把醫院辦成了“醫店”，產生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壹個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是錯誤的），產生了“買房貴，買房難”的問題。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壓得全國人民喘不過氣來。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而失敗的典型事例。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變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私有制，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這樣的私有制可以稱作是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可是鄧、江、胡卻在中國搞了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是把公有制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
把公有制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國營企業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是象征性的價格賣給了私人（官員的親友或是與官員有勾結的人，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是權貴，屬於新形成的官僚資產階級）。這種低價出賣國有資產的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仍有發生，但是主要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第二階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對國營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及21世紀。經過“股份制改造”以後，大中型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絕大部分股權落入了官僚資產階級手中。經過這兩個階段，完成了把國有資產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又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意味著“政控經濟”進壹步加強了。本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廢棄“政控經濟”，可是鄧、江、胡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沒有廢棄“政控經濟”，反而強化了“政控經濟”。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來證明之，為節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資產階級掌握黨、政、軍、經濟大權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全國人民的制度。官僚資產階級迅速斂聚了巨額財富，使中國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大國。除了新“三座大山”、“三農”問題、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懸殊以外，中國的經濟改革還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全方位的、極其嚴重的環境汙染（空氣、水、地下水、土壤被汙染），各種安全事故頻繁地發生，每年有幾百萬人死於各種職業病、因環境汙染導致的不治之癥、被假藥、有毒食品危害，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貪腐盛行，腐敗社會化，社會道德淪喪，拜金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大多數人不講誠信，等等。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完全失敗了。
既然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為什麽中國經濟還能長期地高速發展呢？那是因為在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外資大量流入中國；十多年以後，內資也非常充足了。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自然產生超高額利潤，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獨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時期內產生的“人口紅利”（家庭及社會的少兒撫養比例降低及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這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3）中國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這進壹步降低了生產成本，也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4）在中國，開采和使用資源（礦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費用極低，有時甚至幾乎是無償使用。這四項對當時的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但這是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的，今天我們預先花了子孫後代的錢，欠下了債，這筆巨債最終是必須償還的。（5）各國國民消費占GDP的百分比壹般為大約60%，而中國的這個比例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壓低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的。
中國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官員瀆職、泛濫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無數個豆腐渣工程、嚴重的環境汙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資本非常充足，中國的勞動力是超廉價的，再加上上述五個附加的原因，兩者相結合產生的超高額利潤足以在彌補了貪汙腐敗、官員瀆職、假冒偽劣、環境汙染等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後，還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經常見到有人對鄧小平感恩戴德，說什麽“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經濟才發展得這麽快，人民才過上了好日子。”說這種話的人壹定是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農民、農民工可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麽關系。中國經濟能長期高速發展，我們首先要感謝中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其次要感謝港、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裔。沒有他們，或者二者缺其壹，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鄧小平，我不感謝他，反而要譴責他。
中國的腐敗現象極其嚴重，腐敗已經制度化、社會化，可以說絕大部分官員是貪腐的；中國的環境汙染極其嚴重；中國的收入分配極為不公平，貧富差距極為嚴重；無數農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設置和勞動保護措施的惡劣條件下工作，各種各樣的工傷事故及職業病層出不窮，每年有上百萬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及無辜的百姓被拘押，被判刑入獄或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折磨；每年有幾百萬人因各種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惡，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罪惡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說，這樣壹個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極權專制政權，早就應該垮臺了。但是中共政權壹直維持到今天，而且看樣子還能繼續維持壹段時間。為什麽中共極權專制政權能維持較長時間不垮臺呢？
首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總體上來說有了較大的提高，這壹個“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正因為有了這“壹好”，所以雖然鄧小平的錯誤路線導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環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出現了種種問題及醜惡現象（簡稱為“百醜”），但是這“百醜”被“壹好”掩蓋了。“壹好遮百醜”，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狀。在“壹好”的掩蓋下，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百醜”的真相；或者雖然看到了壹些問題，但是認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壹好”；或者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百醜”只是前進道路中出現的壹些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與1976、1977年相比，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小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持平，只有很小壹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安於現狀，沒有想要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更沒有革命的要求。這就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得以維持下去不垮臺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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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2 1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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