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团灭校外培训业，华尔街为何蒙查查？

towns

中国概念股在七月份那轮疯狂下挫，还引发了中国股市A股的强烈震荡，至今仍然惊魂未定，投资者的检讨至今还是政策层面，而且他们不理解：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赚钱对中国是利好，习近平为什么要打击？

只能说，他们确实没看懂：这是习近平20大之前的重要谋划：今后中共政府将走资源超强控制路线，团灭校外培训产业是实施新教育战略的一步棋。华尔街眼中只看到中概股的危机，害怕更多的中概股公司可能会因为政策而被剿灭，无法理解习近平对教育产业与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考虑——这种政治帐，钱串子脑袋的投行界看不明白。

众说纷纭：团灭校外培训产业为哪般？

对于团灭校外培训产业，国内说法纷纭，有媒体说是为了帮助中国家长减负，还有的评论进一步分析，减负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有经济能力多生孩子，止住人口崩盘的趋势；还有人认为是为了打击资本势力。更有人别开蹊径，认为“优秀的教师与城市的中产，将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的勾兑，逐步形成一个知识与考试的垄断联盟”，这个联盟将形成资源垄断，产生极强的排外性，为了避免教育联盟的“发达家庭”将底层家庭按在地上殴打，走向美国“垃圾公立精英私立”的教育之路，中央政府才打击校外培训产业——这一说法将中共这个统治集团设想成一门心思为底层着想，实在让人脑洞大开。

在我看来，校外学科类培训之所以成为首批取缔的对象，首要原因是这个产业关系到中共对中国未来教育的战略谋划，恰好这类企业正好在海外上市而已。中共从毛泽东以来，从来未忘记教育事关未来，是培养接班人的行业。

教育战略调整：学尽在官府

中国教育本来就学在官府，这次调整是为了“学尽在官府”。据我长期观察，北京的考虑大概有三重因素：

第一重因素：1999年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只是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并未带来高教质素的全面提升，同时造成大量失业大学生。

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的时间节点1999年9月。自那以后，全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绝大部分高校实行收费上学制度。最初几年看起来是高校、政府与学生三赢：高教系统借此脱困，教职工待遇大幅提高；政府以为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在原来的二八制精英教育体制下无法上大学的都获得了机会，皆大欢喜了好几年。

另一个时间节点，是2003年，那一年正是教育产业化首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之年，也是就业难首次被中国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年。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尴尬在第一年批量生产文凭就出现了，因为社会的消化能力有限，就业机会并没有迅速扩张到能为量产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尤其是那些文科毕业生。从那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要追踪大学生就业状况，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中国新闻周刊：毕业即失业？谁抢了大学生的饭碗》（2003年07月14日），文章说，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53%，2003年全国212万毕业的大学生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无情的事实显示：中国出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未遇到过的问题：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局面。

北京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现象。2005年10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划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并随之在11月7日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来没有极力推行，估计是国内政治状态使然，2007年中共进入十八大人事安排，此后多年中国政治高层的轴心就是权位保卫（争夺）战，这种情况下，事关亿万青年未来、需要政府花很大精力的教育分流根本不可能推行，绝大多数二三流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状态延续至今天。

第二重因素：中国从现实与美国教训中省悟的教育短板。

在中美贸易战中，北京以拖待变策略政治上是成功的，终于熬到川普离开白宫，而且判定世界局势为“东升西降”（“东升”没有，“西降”确切无疑），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在三件事情上，北京有所认识：

一、华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遭遇，以及中国在芯片上受制于人，意在“借用”西方主要是美国科技知识的“千人计划”翻车，中国确实感到需要将教育资源集中投入精英教育，培养人才。

二，外贸企业急需用工时，既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才，也难招到流水线工人（在家待业大学中专生嫌苦嫌累），这需要学习德国的初中后教育分流，通过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本国涵育人才。国内讨论这个问题多年，了解在当今世界，不分流的典型是中国和美国；分流的典型是德国和英国，认为德国的分轨制教育，可以给中国以现实启示。只是舆论认为中学分流让不少孩子输在起点，很多家长也接受不了孩子只有高中学历，教育分流无法实施。

三、美国2020年以来暴露的教育短板与发生的一切，让北京意识到教育必须“学尽在官府”。

美国教育与中国一样不实行教育分流，不同的是公立私立并行，但几十年来在教师工会的主导影响下，教书育人的简单逻辑被彻底政治化、复杂化了。这种左派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让教育投资回报相当低——美国第三条道路曾发布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大学。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报告没提到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大学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反种族歧视、LBGT、变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毕业后只能到政府与NGO及少数左倾跨国企业就业。

对这种状态，美国政府没法干预。因为美国基础教育采取的是联邦与州政府多重财政扶持的学区制度，每一个学校的领导机构有：当地教育委员会、州政府教育部、联邦教育部管，还有学区中央办公室负责人和他的那些下属机构。多重管理下，是互不隶属服从的教育规则体系。美国政府从不颁布统一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学校可以确定如何教学生。另一个美国主流媒体从来不肯谈的现象是：自从1968年反战运动以后，左派确立了体制内新长征路线，占领了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美国新左派中坚人物托德·艾伦·吉特林（Todd Alan Gitlin）曾有名言曰：“我们浪费了政治——但赢得了教科书。”也因此，美国现在养成了一代信奉社会主义的青年人（2018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耶鲁大学的调查表明，65%的学生要废除美国宪法。

美国教育为美国培养了大批资本主义掘墓人这种状态，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但中国政府乐见美国如此困境，除了幸灾乐祸地发表一些“美国将颜色革命的全套方式用在自身”言论之外，不会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没必要提醒美国。但中国政府绝对会将美国教育现状纳入考量。

文化垄断：教育不容外部力量染指

中共在毛时代是沿袭苏联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垄断。改革开放的驱动力是放权让利，有一点松动，变成政治垄断、资源控制与舆论控制。但这控制的强度在习近平时代大大加强。近日，国内有篇651字的《中国校外培训产业数据的账本》，但揭示的信息已经足够说明北京为何要打击这个产业：

1、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达1.4万亿，第一教育强国美国这一领域的市场规模只有100亿美元左右。日本2020年全国所有K12教育培训机构销售额仅42亿美元。

2、据统计，仅2020年就有多达10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涌入中国教育科技行业，提供从K12辅导到小学数学、语言技能和音乐的教育服务。

3、据新东方教育的上市招股书，全国K12课外辅导学生总人数已从2015年的2.026亿增加至2019年的3.253亿。

4、根据胡润财富研究院排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8家教育企业，有7家来自于中国。

5、好未来的年收入超过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新东方超过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猿辅导超过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中共政府看来，校外培训产业不仅已对“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形成威胁，更威胁到中共政权的未来存续。一个产值这么大、与国本、中共未来密切相关的教育产业，当然不能让民间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长驱直入。这点门道，深知中国政治三昧的国内分析人士能看明白却不便直言，只有华尔街的风投行业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