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韶文章:中国14岁少女全红婵以破世界纪录的高分,夺下奥运女子跳水10米跳台项目金牌,外界除了为她个人优异的表现发出赞叹之语外,她在赛后所透露的成长背景与家庭环境,更让舆论关注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与三农问题,同时也无意间拆穿了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前高举的“脱贫”政策的谎言。 中国14岁少女全红婵以破世界纪录的高分,夺下奥运女子跳水10米跳台项目金牌。(汤森路透) “一个都不能少”是导演张艺谋在90年代末期的电影,深具反省式的题材与真实的角色,引发了影评与观众高度的评价与回响,平心而论,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农村的诸多问题还是投射在全红婵身上;人们赫然发现,党所宣传脱贫政策,似乎只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大内宣笔下的美好光景只是粉饰太平的道具样板。 许多人内心都有个许多疑惑,何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始终摆脱不了“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共不是多次宣称要处理“三农”与“三差”相对于沿海一线城市的繁华荣景,邓小平所谓“现让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想法是否过于乐观?中国共产党这个高举解放农村生产力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权,何以成为坐拥庞大财富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削,那么压榨就是社会主义的真实样貌。新中国成立后,要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透过“户籍制度”针对农村资源进行计划性的掠夺,在“居民”与“农民”的二元制下,前者可在计划经济与单位所有制下享有国家提供的物资供应,后者则是被锁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型态经济社会生产制度中,成为支撑计划经济所需的资源所在。 全红婵无意间拆穿了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前高举的“脱贫”政策的谎言。(汤森路透) 即便毛泽东基于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一度透三面红旗、知青下乡与三线建设等政策,意图结构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城乡二元制;1962年时为了收拾大跃进的烂摊子,也曾经让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有限的私有化与市场化虽然恢复了农村的生产,却也埋下两人在文革被扣上“走资派”的骂名。但是,毛泽东的政治动员与瞎指挥,始终无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的事实。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再度搬出当年解放农村经济的不二法门,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套路,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人民公社虽然解体,但是前后恢复的乡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延续了先前经济社会职能,在所谓“地方政府法团化”或“发展型政府”的模式下,扶持了为数不少的乡镇企业,成就了中国农村的新荣景。各地兴起的发展模式一时成为新典范,不论是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或是日后家喻户晓的苏南集体化模式都成为中国研究的显学。 然而成败都在萧何之手,当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将改革开放的路线有农村转向城市时,昔日的“户籍二元制”反成了差距的开始。邓小平美其名说是让条件好的地区与人先繁荣富裕起来,但是在人为政策刻意倾斜以及市场化形成的马太效应,都为中国的梯度发展埋下伏笔。 随着时间效应发酵,中国经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城市经济有了快速的增长,在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诉求中,中共俨然成为先进文明与经济的代理人,广大的劳动阶层与农民却被甩出这条船上,不仅无法享有居民的社会福利,反而成为城市边缘化下的低端人口。 所得分配、区域发展与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关系的严重扭曲与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人们认为新的异化现象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学者在农村田野调查时询问农民欠缺什么?得到的答案发人省思:“咱什么不缺,只缺陈胜吴广、洪秀全与毛泽东”,背后被寓意共产党自己最清楚。 为了平衡差距与扭曲,胡锦涛尝试用科学发展观消弭“粗放式经济发展”的恶果;企图用“五个平衡”与“包容性成长”扭转经济发展的倾斜;希望以“民进国退”诱发市场机制的角色;期待用“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化农村经济的内涵。 然而胡锦涛时期的新思维,却被好大喜功却有意图改变现状的习近平所取代,国家对市场的干涉重回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梦靥,在工商业国有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诉求下中国逐渐扬弃了新民主主义对于私有化的包容,这也是习近平当下国进民退路线的写照。结合中国制造2025的野心引发了美中经贸大战,疫情爆发也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被动位置,新建构的内循环经济目前成效难料,在失业率攀升、经济成长趋缓、基尼系数逐渐升级下,中国农村的寒冬似乎提早来临,全红婵只是一叶知秋的现象,看说明了官方脱贫政策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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