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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國凱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巴黎公社的硝煙業已散盡，當英國大資產階級政府終究不得不逐步放寬選舉權的財產限制時，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正式登上歐洲社會舞臺的時刻。然而比這還要早二十幾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已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了。1849年9月，馬、恩還在倫敦組建了“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馬克思自任主席。不過，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上半期，馬克思、恩格斯又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普遍失敗以後，歐洲大陸進入了壹個政治反動時期。更為尖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很難公開亮出旗號。而民主主義的旗幟尚可通行。於是，馬克思、恩格斯採取了這個策略，否則，就“只好在某個偏僻地方的小報上宣傳共產主義，只好創立壹個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壹個巨大的行動黨了。”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內心對社會民主主義是深懷戒心的。在惡劣的形勢過去後，他們就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是共產主義者了。理由是“當時在各個國家裡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決意要與這些人相區別。馬克思分析社會民主派是這樣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僱用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僱用勞動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過小資產階級的範圍。”恩格斯則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對於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已將自己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分點指明為﹕社會民主主義是“以民主的方法來改造社會”，而他們則是主張用“革命”和“消滅”的辦法。兩者之間涇渭分明。
馬克思、恩格斯多麼希望能出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去不斷地進行革命，去進行壹連串的“消滅”。那麼，這個政黨的名稱應該叫什麼呢﹖當然應該叫“共產黨”。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3月，又撰寫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似乎呼之欲出，然而卻又始終難產。無論是存在於1847-1852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還是1864-1876年的“國際工人協會”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組織。終於，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可是，它們都不叫“共產黨”，幾乎都叫社會民主黨。這無疑使馬克思、恩格斯感到失望和尷尬。不過事情又給了他們壹個下臺的臺階。因為儘管這些黨都對《共產黨宣言》所主張的暴力革命避而不談，卻又都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訴求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於是，馬克思、恩格斯鬆了壹口氣(特別是恩格斯，因為馬克思已於1883年去世)。恩格斯說：“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指社會民主主義)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壹般社會主義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來說，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恩格斯在講了這段話的次年去世)。最後壹句話表明了壹個遲暮老人對未來所存的壹份期盼。他多麼希望這些黨掛“社會民主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啊。是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只是其發展趨向與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期盼的漸行漸遠了。它們愈來愈遠離了共產主義，愈來愈匯集到日見寬闊的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中。
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當代又稱民主社會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的今天，去往歷史上回溯，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
把社會民主主義僅僅看成為壹種思潮、理論、學說，與除此之外還把它看成是壹個社會運動，將會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是前者，人們就會把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布朗主義，五、六十年代英國的工聯主義和法國的蒲魯東主義都歸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路易‧布朗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深惡痛絕，他把這些弊端產生的原因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極不人道的“競爭”。他分析道：“為了生存使勞動者不得不更廉價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為了壓倒同行，資本家不惜採用更廉價出售自己產品的手段。”而剷除這惡性競爭的方法是實行社會改革，由國家創辦再過渡到工人自行管理的社團性質的社會工場。
蒲魯東重申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的名言“財產就是掠奪,這表明蒲魯東對資產階級長袖善舞，巧取豪奪的萬分憎惡。蒲魯東主義主張工人互助建立“人民銀行”，向勞動者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來組織合作社以對抗資產階級的“盜竊”。同時，蒲魯東主義又主張土地私有。著名的蒲魯東主義者托倫曾說：“我的公式是土地歸農民，貸款給工人。”(多年後的社會實踐倒也證明托倫“公式”前半部的正確)
顯然，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都有明顯的缺陷。最起碼在相對公平條件下的競爭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它可帶來奮發進取，技術革新與完善規章制度等等。財產的得來，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往往也仰賴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工藝流程的優化安排等。至於工聯主義就連理論，學說都談不上了。提出“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時，加強勞動保險立法等，並就此積極與資方談判，這當然都是正確正義的行動，但終究缺乏某種遠程的規劃，而流入壹種短期的現實行為。
並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三種主義都沒能形成有後續力的社會運動。換言之，七、八十年代以後全面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跟它們都沒有多少組織上的關系。
那麼哪些學說理論可以視為與社會民主主義有直接的淵源呢﹖有以下三個﹕首屈壹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然後是八、九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以及同年代英國的費邊社思潮。
儘管拉薩爾主義的“工資鐵律”理論遠比馬克思主義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理論粗淺得多。但它畢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群眾將必處於貧窮的境地。拉薩爾主義有壹個完整思路和體系，即，要掃除“工資鐵律”須由工人自己組織生產合作社。工人自己既是勞工又是僱主，從而免除資本家的剝削，而組織生產合作社必須由政府給予貸款。政府怎麼會給工人貸款呢﹖那當然只有政府已經在工人階級的掌握之下。為此工人必須爭取普選權，把自己的代表選進議會，以制定有利於政府發放貸款給工人的法律法規。
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工業革命起步遲。六、七十年代德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亦較英法弱小。但它又有壹個有利的特點，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向工人階級示好的跡象。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想拉攏工人階級跟著他們走，成為他們與封建統治階級爭鬥的基層力量。這亦是促使他們辦了許多“工人教育協會”的重要原因。而“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了推行其以王朝戰爭來實現統壹德意誌的目的，必須排除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制肘。他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有意聯絡勞工階級以鉗制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與俾斯麥有所秘密商討。拉薩爾設想以德國工人階級支持俾斯麥的統壹戰爭來換取普選權的取得，繼而取得國家政權以向工人發放組織生產合作社的貸款。他甚至有這樣的潛意識，只要能實現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目的就算保留壹個王朝的君主也沒什麼，對英國資產階級的虛君共和政策，德國工人階級為什麼不可以予以借鑒呢﹖拉薩爾的早死使他與俾斯麥的秘密商討未能持續和深化。但霍亨索倫王朝還是做出了它的姿態。1866年普魯士率先實施普選制。德國統壹後，1871年全德實行普選制。
1864年初拉薩爾已在考慮要創辦壹個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而他突然死去使這計劃有胎死腹中的危險。幸虧他的得力助手施葦澤鍥而不捨地執行他的遺願，年底這個刊物的創刊號終於問世。它的名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這份刊物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向世界表明較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業已萌芽。
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刊物的名稱極不滿意。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是壹個這麼壞的名稱﹗恩格斯說：“哪些家夥為何不直截了當地稱這東西為‘無產者’呢﹖”馬克思在壹旁冷嘲熱諷地說：“然而對於可能要失敗的東西不要馬上給予最好的名稱。”
但是，馬克思的預言落空了。《社會民主黨人報》沒有失敗。從1864年到1872年由施葦澤主編，後來由福爾馬爾，伯恩斯坦相繼主編至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李蔔克內西曾於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由於與拉薩爾，施葦澤意見不合，於1865年被開除。後來他參加了由倍倍爾任主席的德意誌工人協會聯合會。(倍倍爾系經由他介紹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經過他倆和壹批誌同道合者的努力，1869年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該黨成立大會在愛森納赫城召開，故該黨又稱愛森納赫派。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在哥達城召開合併大會，成立了統壹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再度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其通過的綱領為“哥達綱領”。該綱領充滿了拉薩爾主義的色彩，這使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批判》。但受到李蔔克內西等人抵制。直到十六年以後，這篇文章才得以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絕大多數的領導人(包括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對此都深表不滿。李蔔克內西甚至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從全德工人聯合會到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再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壹連串的政治現象是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頭等大事。它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從理念變成運動。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個運動的排頭兵。此後經過了俾斯麥“反社會黨人法”的錘煉﹔經過長時期黨內意識形態的激辯，經過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磨難，經過希特勒的殘酷鎮壓，它世代相傳，血脈不斷終於成長為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參天大樹。
法國工人運動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高壓下沈寂了好幾年，到七十年代下半期也出現轉機。由於議會和政府機構裡君主主義者採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態，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得不修正對工人階級的態度。他們希望有限地借助工人群眾的力量以阻止類似波旁王朝的復闢，或拿破倫帝國的再現。1876年法國工人運動以工團的形式再起，1878年蓋德等因計劃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被捕。他們得以在法庭上痛斥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使社會重新聽到了勞工勇敢者的聲音。1877，1879年兩次選舉中君主主義皆敗北。資產階級加速示出與工人階級和解的姿態。1880年資產階級共和派控制的議會通過了對巴黎公社大赦的法令，接著將這壹法令的生效力擴大到所有巴黎公社起義參加者的身上。於是，法國工人運動急速復興。然而這個復興卻沒有導致革命烽火的再起。1880年布朗基結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法國。他不顧年邁到處演說，受到群眾熱烈歡迎。1881年，布朗基以76歲高齡去世。20萬工人群眾為他送葬，場面極為壯觀感人。然而，這個葬禮也標誌壹個時代的結束，法國社會的暴力革命從此走入歷史。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拉薩爾主義的陰魂不散，馬克思、恩格斯痛心之餘，除繼續盡力地把德國黨拉入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外，還把希望投向組建中的法國黨。
1879年10月法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會成立。次年5月經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介紹，蓋德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恩格斯。並在馬、恩的指導下起草黨綱。馬克思還口授了黨綱的導言，拉法格則撰寫了成立宣言。導言中宣稱“經濟方面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恢復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揚言為了實現這最終目的“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壹切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國黨寄予厚望，為此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偕其太太─馬克思的次女勞拉回到法國協助蓋德領導法國黨的工作。
然而不久，在1882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黨內壹個派別要求修改黨的綱領。這個派別不同意“使用壹切手段”的提法，主張以漸進主義去改造現存社會。這個派別的領袖之壹布魯斯說：“我寧願放棄那種迄今壹直實行著的和始終壹事無成的畢其功於壹役的思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思想細分成可以分階段實現的目標，對某些目標作些調整，使之適應於立即可以實現的設想，最終把所有這些目標都納入有實現可能範圍之內。”於是這個派別獲得了“可能派”的稱謂。可能派主張首先贏得市政議會的多數，使市屬企業變成集體財產，變成為大眾服務的機構，並以此擴展開去，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蓋德派反對“可能派”的觀點，經過激辯，誰都不能說服對方，於是發生分裂。“可能派”仗著自己代表人數的巨大優勢(86名對26名)把蓋德派予以開除。蓋德派憤而另外舉行會議。蓋德派人數雖少，但因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據有正統地位，故分裂後仍保持原稱，可能派則更名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再改為“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有壹個非常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情況是，激進派的蓋德沒有參加巴黎公社革命(或許可以用當時他不在巴黎做解釋)而布魯斯和另壹位領袖馬隆則是巴黎公社的槍林彈雨下的倖存者。馬隆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失敗後，他們逃脫了大屠殺，流亡國外八、九年，1880年大赦後才回國。本來按照他們的經歷應該十分激進才是。然而他們卻選擇了改良緩進的主張。這究竟是來源於人到中年的穩健還是十年反思的沈澱﹖或許除此之外，還更應從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中去找答案。因為曾經是何等激進的蓋德也在1893年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妳們的意誌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拉法格在1892年市鎮選舉勝利後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
法國工人運動的特點之壹是黨派較多，分分合合，不像德國黨那樣壹脈相承。九十年代法國工人政黨有多達八個派別。1902年布魯斯派、阿列曼派獨立社會黨合併為法國社會黨﹔蓋德派、瓦楊派合併為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在第二國際的幹涉下兩黨合併為統壹的社會黨。
如果說德國黨裡儘管有拉薩爾主義的幽靈在徘徊，但威廉‧李蔔克內西、倍倍爾仍視馬克思，恩格斯為師長，伯恩斯坦、考茨基幾乎視恩格斯為父，如果說法國黨儘管難敵可能派思潮的侵襲，但蓋德、拉法格、瓦楊等仍以馬克思主義信徒自居，那麼，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就幾乎是壹籌莫展了。唯壹的壹位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海德門到頭來也被恩格斯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把壹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撒謊者、騙子手”。
在英國以其思想理念體現其無窮生命力的是費邊社。它成立於1884年，成員不多，大都為知識分子，作家肖伯納和社會學家韋伯夫婦是費邊社的靈魂人物。其組織以“費邊”為名有其深刻寓義。費邊系古羅馬將軍，以奉行迂迴緩進，等待時機避免倉促決戰的戰略稱著。費邊社主張對弊端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以逐步改良的累積效應來實現改造它的目的。1886年費邊社通過了壹個綱領性的文件《基礎》，其中明確宣佈，其宗旨是把土地和資本從個人和階級的所有制下解放出來，轉歸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福利。費邊思潮認為社會是個有機體，而私有制會驅使人破壞有機體的健康與和諧，社會民主的發展應以有組織的合作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從而使有機體提高效率臻於完美。
費邊社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也可以說相當龐雜。它能兼容並蓄時時更新，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故非常具有活力。1893年費邊社加入獨立工黨，1906年成為工黨的集體成員。費邊思想遂成為工黨的理論武器，費邊社的壹些理論家也擔任過工黨領袖。非但如此，費邊思想還越過英吉利海峽，影響了壹些大陸國家的思想理論界，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理念的壹大來源。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似之處與分歧
十九世紀八十年初以來，歐洲各國壹些工人運動活動家就開始謀求新的工人運動國際組織。為此，他們召開過壹連串的國際會議。1881年在瑞士摩爾召開了由瑞士社會黨人籌備的國際會議，來自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12個國家的19名代表出席會議。1883年法國工人黨分裂後居多數地位的“可能派”也在巴黎舉行國際工人會議。1886年“可能派”又在巴黎召開了國際工人會議，法、德、奧、瑞典、比利時、澳大利亞的代表與會。會議委託“可能派”於1889年在巴黎博覽會期間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於是“可能派”得以標榜自己是國際公認的法國工人政黨。1888年，英國工聯在倫敦召開了國際工會代表大會，英、法、意、荷蘭、比利時等國共有122名代表參加。會議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蓋德派排除在外，並再次委託“可能派”負責1889年大會的籌備工作。
由於法國蓋德派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壹系列會議和將要召開的1889年大會中均被排除，於是他們憤而要另行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蓋德派擬定於1889年法國大革命100週年之際在巴黎召開。德國社會民主黨則準備在瑞士召開。
恩格斯獲悉了這些情況後大為緊張，本來他是不主張召開國際大會，成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因為他清醒地看到，在歐洲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遠未被多數工人組織所信奉，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的英國工聯主義，法國“可能派”觀點卻很有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新的國際組織有可能會使它們更加壯大。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可能派”與工聯配合起來要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的勢頭已不可擋。而僅有兩個對馬克思主義尚表尊崇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又在分歧和躑躅之中。他不得不緊急行動起來，不顧69歲高齡，“像壹個少年壹樣投入戰鬥。”他來回奔走，穿梭溝通，說服規勸蓋德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攜手合作，放下那些非原則事務上的歧見，共同籌備大會。恩格斯對他們說：“趕快宣佈妳們的代表大會吧，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報刊上聲張聲張，好讓人們知道妳們居然還存在。”否則“人家都會跑到布魯斯派代表大會那裡去了。”
於是乎壹方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為主導，另壹方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主導，兩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都在密鑼緊鼓地籌備中。這顯然是壹個分裂情勢。壹些國家的代表感到痛心，在預備會議中，他們都提出儘量設法使兩個大會合併。德國黨對此也頗猶豫。但是對法國“可能派”切齒痛恨的恩格斯堅決反對合併。他說：“壹味追求聯合，會使追求聯合的人走上壹條最終和自己的敵人聯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離的道路。”可見他已把“可能派”等視之為敵。他並指示蓋德、拉法格等盡力展開活動，終於，兩個大會分別召開。對此，恩格斯喜不自禁地說：“不管怎樣，“可能派”和社會民主聯盟要各自在法國和英國溉☆I導地位的陰謀完全失敗了，他們要取得國際領導權的妄想則失敗得更慘。”“這是壹個輝煌的勝利。”
1889年7月14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召開，與會代表407人來自19個國家。7月15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另壹個會場召開，與會代表606人，但來自外國的代表比前壹個大會少。會議期間又有人為兩個大會合併作了努力，但亦歸於失敗。
兩個大會如此互不相容，似乎它們在理念上有很大分歧。但看壹看兩個大會的內容就可得知情況並不如此，甚至可以說兩個會議的精神相當壹致。
兩個大會都著重討論了勞工立法問題，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14歲以下兒童工等。
兩個大會都強調爭取普選權的重要。前壹個大會的決議說：“在無產者被剝奪選舉權和其他民主權利的國家，無產者應當用他們擁有的壹切手段爭取普選權。”後壹個大會的決議亦說：“經濟改革只能是勞動者獲得徹底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的結果。”
兩個大會都強調各國黨獨立自主的思想，不主張建立壹個國際領導機構。
兩個大會都沒有就成立新的國際組織做出決議，也沒有制定共同的綱領和章程。
尤為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強調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前壹個大會的會場上有壹個巨大標語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奪資本家階級，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後壹個大會則在決議中強調：“大會敦促勞動者盡力組織起來，以便在時機到來時奪取現在壟斷資本獨佔的生產資料和分配手段，並用來為全體國民謀利，而不是為特權階級謀利。”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沒有推崇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7月20日兩個大會都在“公社萬歲”，“國際萬歲”，“社會共和國萬歲”，壹片振奮人心，昂揚激越的口號聲中降下帷幕。
兩個大會唯壹的不同點是前壹個大會確定全世界工人階級均在每年5月1日那天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上街頭舉行遊行集會，而另壹個大會沒有。
考察第二國際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壹，十九世紀末期，本來就不在歐洲工人運動中居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此時更加式微。這也就是恩格斯為什麼會那麼緊張的原因，他深恐壹旦“可能派”等取得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馬克思主義將連壹席之地都沒有了。然而兩個大會都否定成立國際領導機構的必要，則說明了恩格斯的擔心多餘得可笑。而這可笑又印證了恩格斯內心的虛浮。
二，無論是英國費邊社還是法國蓋德派，無論是法國“可能派”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都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主張構成近壹個世紀裡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思想。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之壹。故此項是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交集。
三，由於兩個大會都不提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另兩個核心思想，這當是兩個大會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分歧點。故此，列寧所說：“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立即在壹切重大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是不顧事實的瞎說。恰恰相反，兩個大會的議程內容均說明了它們都是行進在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上。這也就是在下壹次大會上(1891年)兩個大會終能合併的思想基礎。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激辯
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臨人間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洲大陸已不是捐捐小流了。由拉薩爾主義，費邊社理論，可能派觀點交匯共振所產生的能量向四面輻射，激起了層叠無盡的波濤。波峰出現在新世紀─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那就是思想理論層面的伯恩斯坦主義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米勒蘭入閣事件。這壹切的產生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某些人惡意與馬克思主義過不去，而是為現實和人性所決定。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英國當權者不斷採取各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它終究放棄了以財產擁有額來限制選舉權的做法。經過幾次選舉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行成年男子普選制。1871年自由黨政府取消了對工會活動的壹些限制。1875年保守黨政府取消了禁止設置罷工糾察隊的條文。1876年實行初等義務教育，家庭貧窮者可向政府機關領取輔助金為子女交納學費。1875年國會通過“公共衛生法案”。1890年國會通過“工人階級住宅法案”著手改善工人居住條件。1897年頒佈工人賠償法案，1899年國會通過了“防止虐待兒童法案”，禁止使用十歲以下童工。
法國大資產階級壹改過去對勞工階級的挑釁態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參加者法案的通過，主動表達和解的意願。繼而，1881年國會通過保障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佈結社法，勞工階級從而獲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
德國俾斯麥所實行的“反社會黨人法”終於在1890年被國會終止。企圖再次延長“反社會黨人法”的俾斯麥祇得辭職。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麥已實行了壹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佈工人意外災害賠償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殘廢保險法。在這裡有必要順便說明的是，儘管“反社會黨人法”在當時被歐洲各國的觀察家認為過份殘酷，但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現在希特勒政權，蘇俄政權以及某些亞洲國家剝奪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權，動輒進行肉體殺害的做法相比實在還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會民主黨人被判處總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壹個月。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從1878年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生效的43萬張選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會黨人法失效前的幾個月)150多萬張選票。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法”實施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壹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動並發展組織。
如果作橫向比較，歐洲民族的反抗精神與懦弱茍安，奉行“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哲學的中國漢民族相比，當然要強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縱向比較，對於壹般的勞工群眾而言，在他全家衣食無著和基本得到保障的兩種情況下，他對現存社會的反抗精神會在哪種情況下更強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儘管那些以馬克思主義正統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資產階級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階級鬥誌的伎倆，也難改階級鬥爭之弦有所鬆馳的現實。
對於本身並不處於社會底層，有壹定文化素養，懷著改革社會弊端的理想，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來說，大多並不會只從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問題，而往往上昇到理性層面上去探討。只是這樣壹來，麻煩就更大了，因為它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論斷已與事實不相符。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辯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話，就可知馬克思主義業已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是它的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導致社會革命必然爆發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導致兼併，以至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工人階級人數愈來愈多。資本家追求超額利益會愈來愈富，工人階級將愈來愈窮，因此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總有壹天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不會再容忍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這時社會革命就要爆發。
然而情況並不如此。社會上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存在，並且在資本家和勞工階級中間出現了壹個技術和管理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而由於技術的改進，雖然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數卻無明顯增加，同時由於資產階級明智地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顯著改善，決非愈來愈窮。固然，有的資產者會更富，資產階級於勞動階級的財富差會較以前更大。這是橫向比較，但倘若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勞工階級擁有的財富也增加了。因此貧困是相對的，而改善是絕對的。不能設想工人階級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窮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是由於資產者的生活太豪華。
既然恩格斯感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那麼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步英國無產階級的後塵﹖
然而，且莫說廣大勞工群眾所得到的還只是溫飽，就算達到了小康又怎麼樣呢﹖對照於大資產者的驕奢豪華，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觸目驚心嗎﹖對這些不公，不平等當然應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麼方式去革除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答案。社會民主主義的答案是社會改革、社會改良，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在理論上首先全面點燃戰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陸續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發表了六篇文章，開始了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小冊子，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統工人，他父親是個白鐵匠、火車司機，因家境較貧，他讀完中學後就去做學徒。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出身政治等級劃分法，他屬於最革命的“紅五類”。歷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無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薩爾壹樣，是馬克思的雙料同胞─猶太血統的德國人，而馬克思主義遇到最大的麻煩也就是來自於這兩個人。
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幾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學思想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以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為表現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是流入“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他認為道德標準、宗教觀點、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都會影響人的社會意識。在對暴力革命的評估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上，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是“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論，已被現實所推翻。因為“在壹整批工業部門中，小企業和中等企業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業並存。”並且在數量上也“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在進行了壹系列的分析探討後，伯恩斯坦宣稱：“我反對這樣的見解﹕我們面臨著指日可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社會民主黨應當根據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巨大社會災變的指望來確定自己的策略。”“我們應該預計到現存社會有比過去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伸縮性，並按照這壹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邸！薄吧鐣裰鼽h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到下壹個更高級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論著述受到德國黨內馬克思主義衛道者的嚴厲批判後表白自己並不是要再創壹個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而是想“消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若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發展和改進，必須從對它的批判開始。”否則，“這壹理論終究失去它的科學性質而變成壹個宗教信條。”
就這樣，伯恩斯坦成為繼拉薩爾、可能派人士、費邊社學者之後又壹個提倡以和平漸進改良的道路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大師。伯恩斯坦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之河註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雖然得到黨內外許多人的讚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黨內許多人士激烈的批評以至痛斥。某些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弟子自居者是本著衛道士的情懷去痛斥這個叛逆者。盧森堡甚至動議把伯恩斯坦開除出黨，而黨的領導人則還另有壹番心事。
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讓發表的威廉‧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馬、恩的指導為然。他們認為馬、恩遠在千裏之外的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對德國的現實情況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壹方面他們又樂於擡高馬克思主義的威望，然後以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執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廣大勞工群眾。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踮起腳尖走自己的路，多麼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貿然要扔掉這面旗幟，這勢必造成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而且也會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不能坐視。
另外，從私人感情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還罷了，但是，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對他呵護有加，視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兩年，指定伯恩斯坦為其遺囑執行人，手稿繼承人，然而恩格斯剛辭世壹年，屍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難怪倍倍爾滿腔憤慨地說：“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見，愛德華把他曾經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壹切都葬送掉，他會說些什麼﹖”
面對黨內壹片伐韃之聲，伯恩斯坦並不退縮，而且爭辯道：“如果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巨頭的減少，那麼，為了保持行動上的壹貫性，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資本積累在越來越少的壹些人手裡，至少不應做出任何足以阻止這個減少過程的事情。然而實際上，黨在許多場合下的做法卻恰恰與此相反”這類爭辯無異是說黨的領導言行不壹，因而更招來痛斥。
黨的老領導人之壹奧文爾十分讚同伯恩斯坦的壹系列觀點，但不贊成他正面對黨的傳統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認為有耐心地利用實際需要所造成的壓力去改變壹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動時的所講的壹句確有不妥的話給他自己帶來許多麻煩，那就是：“我坦白承認，對於人們所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那個東西，我很少關心和感興趣，最終目的不管是什麼東西，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運動就是壹切。”這句話被詮釋為放棄社會主義的瑰麗目標，只關註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點滴改良。於是，伯恩斯坦在論戰中因此占了下風(起碼是暫時占了下風)然而，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去攷察則會發現，伯恩斯坦主義是贏家。
就在理論上的唇槍舌劍，烽煙正濃之時，法國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給烽煙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社會主義議會黨團討論通過，就擅自接受以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瓦爾德克─盧梭為首的聯合內閣的邀請入閣任工商部長。此事在法國以至全歐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壹場大辯論甚至組織上的分裂。
在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分裂為入閣派和反入閣派，1901年以蓋德、瓦楊為代表的反入閣派組成法蘭西社會黨，以饒勒斯為代表的支持入閣派於1902年3月組成法國社會黨。
米勒蘭入閣事件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均已辭世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經沒有權威的仲裁者。這最大的益處是各派意見都得以充份地發揮。新舊世紀之交，各主要歐洲國家的普選權已經確立，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權業已開放，任何階級的政黨都可以通過非暴力的競爭─競選去取得議會中的多數，控制立法並組織政府。然而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從普選權的取得到控制政權中間還有壹個漫長的過程。1848年法國2月革命的成果之壹就是實行普選制，但它卻把路易‧波拿巴“選上”了皇帝寶座。社會舊習慣勢力的慣性力量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往往使工人階級在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上碰到了遍布的荊棘。這種情況使某些人對以普選權能和平地完成政權的更叠深表疑問。於是把關註點投向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大崩潰”、“總爆發”、“決戰的那壹天”。他們充滿激情，強調階級鬥爭，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總設想著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然而在激進的理論下，他們的行動卻十分蒼白。究竟怎麼去“鬥爭”，怎麼去“革命”並無切實的規劃和行動。這也難怪，就連他們的第二導師─恩格斯(第壹導師馬克思早在1883年已去世)在去世前的兩三年間(1892-1895年)已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途徑苦思冥想之餘而“無所定見”。壹方面在現實條件下，恩格斯明確認定：“街壘巷戰的時代已壹去不復返了。”壹會兒，他說：“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的成就。”壹會兒又說：“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曾多次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放棄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裡”就這樣，左右為難的他不得不嘆息：“壹個時期來，我壹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還拿不出壹個定見。”
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壹些以堅定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們卻似乎忘記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這些變化。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米勒蘭的入閣行為。為此，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持續的譴責。
反入閣派在7月14日就發表宣言說：“作為壹個階級的政黨不可能是壹個內閣黨，也不可能變成壹個內閣黨，否則就是自取滅亡。”半個月後，蓋德、拉法格領導的工人黨再次宣稱：“米勒蘭的入閣實際上是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的同謀者。”12月間，蓋德在壹場大型辯論會上說：“壹個陷入資產階級占多數的內閣的社會主義者是無能為力的。”“壹旦米勒蘭事件成為普通的實踐，就不得不與全部國際主義告別。”“勢必導致社會主義無可挽回的破產。”
德國黨的領袖威廉‧李蔔克內西也說：“壹個成了資產階級政府成員的社會主義者就同我們的戰鬥社會主義者分離了。”
布朗基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瓦楊則認為，階級鬥爭的原則禁止無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的任何集團合作，否則黨就會失去明確的階級性質。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社會黨人僅僅是壹個“人質”而已。
蓋德把這“人質”論作了進壹步的發揮。他說，“他(指米勒蘭─引者)被拉過去當掩護物和擋箭牌，以此解除社會主義反對派的武裝，不僅阻止工人向瓦爾達克-盧梭開火，也阻止他們向加利費開火，因為在工人和加利費中間隔著米勒蘭這個人。”
反入閣派的言論很多。但是只要稍作考察就可以發現，這些言論在激情之下顯得空泛，缺乏說服力。與此對照則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奉行改良漸進策略的人們所發出的壹片贊成之聲。從費邊社，可能派到福爾馬爾伯恩斯坦，乃至法國工人黨內地壹些地區組織都匯集在聲浪之中。可能派首領布魯斯在1899年7月24日就迫不及待地說：“我們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滲透到公共政權中去的策略，如果期待純粹的大街上運動的那種革命，我們可能永遠也等不到。”人們同樣會感覺到這些贊成、讚許其實也流入空泛，甚至有點情緒化，連才思過人的伯恩斯坦在情急之中也十分牽強附會地拿1848年法國路易勃朗、阿爾伯參加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1886年英國工會領導人托馬斯柏特等加入自由黨內閣的事例來為米勒蘭入閣作蹩腳的辯護。
只有饒勒斯，這位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有著不同凡響之處。起初他是支持米勒蘭入閣的。但他很快就認識到，壹個社會黨人必須經過黨組織的同意，按照黨規定的條件才能加入內閣，而且在任職期間必須接受黨的監督。他提醒人們要“警惕由於壹個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而可能產生的幻想。”稍後，他也明顯表示贊同第二國際巴黎大會的決議所說：“只要黨組織壹旦認為這個內閣在資本與勞動的鬥爭中明顯地露出自己的偏私，社會黨人就應該退出內閣。”由於米勒蘭任職後的表現令人失望，饒勒斯終究與他分道揚鑣。1904年1月米勒蘭所屬的法國社會黨地方黨組織把他開除。因此饒勒斯圍繞著米勒蘭入閣事件的許多演說和撰文並不是為米勒蘭個人辯護，而是在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方法。這是他對豐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壹大貢獻。
米勒蘭入閣後的半年，即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體育館舉行了壹場有近千人參加的大型辯論會。饒勒斯作了重要發言。他闡述了壹些很核心的觀點。他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預測資本主義社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大崩潰”，“最後決戰”在什麼時候實行。故此，社會主義者在為將來的革命作相應準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針對當今社會作壹件壹件具體的、實際的改革改良工作。饒勒斯高度評價法國的普選制基礎上的共和制，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現代時期的革命工具”─選權取得政權，把它發展為社會主義共和制，饒勒斯指出，“壹些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當成不可滲透的資本主義堡壘是錯誤的。”在另壹次會議上，他說：“將來總有壹天，統壹的組織起來的社會黨也會指示他的壹個或幾個黨員去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以便監督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盡最大可能反對反動派的誘惑，盡可能參加改良的工作。”稍後在1890年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更進壹步指出﹕社會黨人參加內閣，“如果他是整個黨的代表，那麼資產階級會更加猶豫，因為這將是政治上剝奪資產階級的開始。”
也就是在這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考茨基的決議案。決議說：“在現代民主國家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可能是某種襲擊的結果，而只可能是為了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從事長期的艱巨工作的結果，是工人階級的體質上和精神上得到復興以及逐步奪取市政機構和立法機構的結果。”這講得很對，明顯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和主張漸進改革的策略。但緊接著決議又說：“但是，在政府實行集權制的國家裡，政權是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的。”這就與前面的論斷自相矛盾。上面講“奪取政權是逐步的結果。”後面又講“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這邏輯上明顯的混亂反映了以馬克思主義權威解釋家稱著的考茨基的痛苦矛盾心情。面對現實他理應作出事實求是的判斷，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他仍然想把有關論點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決戰”論相銜接。當然這是徒勞的。於是最後他只得說：“個別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不能認為是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而只能認為是迫不得已的擇取的暫時性的特殊手段這是壹個策略問題，而不是個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應對此發表意見。”於是這個模棱兩可迴避矛盾的說法被譏為橡皮決議，因為德文橡皮與考茨基諧音。
巴黎大會之後，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紛爭不減反增，形成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派別的形成和對立。進而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鑒此，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第二國際第六次會議。會議主要議程是社會黨策略的國際準則，具體地講就是巴黎大會“橡皮決議”的續集。
阿姆斯特丹大會是第二國際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會議。圍繞著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顯示了在這次會議上正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了正面交鋒。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馬克思的嫡系真傳自居，挾1903年德累斯頓黨代會批判伯恩斯坦主義的餘威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大顯其能。經過幾天激烈的辯論以25票對5票通過了蓋德決議案。(另有12票棄權)
決議宣稱：“社會民主黨不能謀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參與政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久經考驗和已取得輝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有壹種迎合現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過戰勝我們的敵人來奪取政權的政策。”
饒勒斯在會議上作了頑強的爭辯。他用了許多事實說明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某些具體事件上與資產階級中的某些派別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闡述了逐步改良所能累積的積極作用。他堅持認為不能把德國黨的德累斯頓決議“普遍化”，“國際化”。他堅稱：“當問題涉及各國內部策略時，由於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各國的制度不同，因此不能制定剛性的，統壹的策略。”種種跡象表明許多國家都出現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工人階級需要保留策略和行動的自主性。”不能用“狹隘的策略公式來束縛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
考茨基反駁他道：“必須把策略的原則和策略的運用區分開來，德累斯頓決議的策略原則同樣適用於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普列漢諾夫也幫腔說：“實踐同理論之間不存在鴻溝。”
在會議過程中倍倍爾居高臨下的味道引起了饒勒斯的強烈反彈。自威廉．李蔔克內西繼恩格斯逝世後五年也去世。64歲的倍倍爾就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長老，更兼他所領導的德國黨是第壹大黨。故其措辭與態度頗為伐斷。然而實際上德國黨的內懮甚多。它壹方面堅持階級鬥爭的激進理論，而其實際活動則為改良性質的合法鬥爭。故德國黨存在很突出的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現象。饒勒斯針對這壹點向倍倍爾發起了尖銳的反擊：“妳們既沒有採取革命行也沒有採取議會行動。”這觸及了德國黨的痛處，倍倍爾等都既尷尬又慍怒。
然而無論如何，阿姆斯特丹會議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故此，盧森堡滿意地說﹕會議成功是“革命社會主義對改良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象徵。”普列漢諾夫亦說﹕決議勇敢地接觸實踐問題，毫不動搖地作出唯壹堪稱為無愧於當代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回答。”決議的通過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山嶽黨戰勝了社會主義的吉倫特黨。”
但是情況並不像他們講的那麼樂觀。會後，許多黨或黨內的派別根本不理睬會議的決議。完全贊成饒勒斯觀點的英國獨工黨公開說：“國際的每壹支隊伍都應當奉行自己本身的策略。”並且，由於參加決議投票的代表許多是來自尚沒有議會的國家，所以決議“從壹開始就丟失了自己的全部價值。”
在“國際”的幹預下，法國社會黨與法蘭西社會黨於1905年實行了統壹。統壹後的黨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結構上都是饒勒斯派占主導地位。
更發人深思的是，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以“社會主義山嶽黨”自詡的普列漢諾夫日後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更新銳的“社會主義山嶽黨”掃地除門。那以捍衛馬克思主義自詡的考茨基也被列寧貶謫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而列寧則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人自居。這究竟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人為的謬誤﹖如果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那時起就以伯恩斯坦─饒勒斯主義為主導。那列寧主義是否還有掘起的可能﹖
阿姆斯特丹會議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只停留在表面詞句上。它似乎已處於巔峰，但這是正系數二次曲線頂點。過後就會降下來，因為創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若拒絕更新，那將不可避免地要被變遷了的現實淘汰。
事實上，恩格斯在逝世前的兩三年間思想已有顯著變化。然而批判伯恩斯坦的人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座標上，不過這“人們”中的考茨基則終究離開那座標跟上了時代的步伐。191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得票400多萬，成為國會第壹大黨。對此，考茨基評論說：“我們已站在走向取得政權的正確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錯誤的。”從而較婉轉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同時針對某些人激烈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把原有的國家組織完全破壞為止─考茨基反駁說：“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壹如既往，通過取得議會中多數並使之上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這說明在阿姆斯特丹會議的八年之後，考茨基已公開接受了伯恩斯坦主義。再過八年，發生了他與列寧的論戰。他進而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之說。就這樣，儘管他終身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思想軌跡的偏執情結。實質上，他已匯進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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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6 1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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