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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月27日公布了由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解密要点,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来源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病毒自然来源和实验室事件两种假说皆有可能性。拜登总统同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阻碍调查。他呼吁中国政府配合国际调查,并表示在得到答案之前不会罢休。
以下是拜登总统有关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声明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解密要点的全文翻译:
乔·拜登总统有关COVID-19起源调查的声明
这个星期,我收到了我要求我们情报界对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进行的90天冲刺审议的报告。我感谢我们的情报专业人员所做的透彻、认真和客观的工作。这次审议已经结束,但我们理解这一大流行病起源的努力不会罢休。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追查这场在世界各地造成如此多痛苦和死亡的疫情的根源,以便我们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再度发生。
关于此次大流行病起源的关键信息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官员就力图阻止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公共卫生界成员获取这些信息。时至今日,即使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继续拒绝要求透明度的呼声并隐瞒信息。当这个大流行病仍然还是新事物时,我们需要迅速从中华人民共和那里获得这一信息。自上任以来,我的政府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地位,并召集盟国和合作伙伴重新关注这一关键问题。世界理应知道答案,在我们得到答案之前,我不会罢休。负责任的国家不能推卸对世界其他地区应负的这类责任。大流行病不认国际边界,我们都必须更好地了解COVID-19是如何形成的,以防止今后的大流行病。
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分享信息,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基于证据的、专家主导的确定COVID-19起源的工作——包括通过提供对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的准入。我们还将继续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科学规范和标准,包括共享大流行病最初时期的信息和数据、与生物安全相关的规定以及来自动物种群的信息。我们必须对这一全球悲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说明。有任何一点做不到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解密文件
关键要点:
情报界评估,导致COVID-19的SARS-CoV-2可能是通过最初不迟于2019年11月的一次小规模暴露而出现并感染人类的,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出现第一批已知COVID-19聚集性病例。此外,情报界得以就其他几项关键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我们判断该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多数机构还以低度信心评估,SARS-CoV-2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但是,有两家机构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对正反两种情况作出评估。最后,情报界评估,中国官员在COVID-19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
但是,在检视了所有现有情报和其它信息后,情报界对COVID-19最有可能的起源仍然存在分歧。所有机构都评估两种假说皆有可能成立:即自然接触受感染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
四家情报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以低度信心评估,最初的SARS-CoV-2感染很可能是由于自然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或关系接近的祖先病毒——一种可能与SARS-CoV-2相似度超过99%的病毒——引起的。这些分析人士权衡考虑了中国官员预先缺乏了解、众多自然暴露的载体以及其它因素。
一家情报机构以中度信心评估,首例人类感染SARS-CoV-2最有可能是实验室相关事件导致的,可能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动物处理或采样。这些分析人士权衡考虑了冠状病毒研究工作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性质。
三家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仍无法围绕其中任何一种解释形成共识,有些分析人士倾向自然来源,其他人倾向实验室来源,有些人认为两种假说同样皆有可能。
分析观点的差异主要源于情报机构在如何权衡情报和科学出版物以及情报和科学的差距。
情报界判断,他们将无法对COVID-19的起源提供更明确的解释,除非有新信息可以让他们得以确定最初与动物自然接触的具体途径,或确定武汉的一家实验室在COVID-19出现前正在处理SARS-CoV-2或一个关系接近的祖先病毒。
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或对最早的COVID-19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如果我们获得可以指明重要地点或职业暴露的最早病例的信息,这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假说的评估。
最有可能的是,必须要有中国的合作才能就COVID-19起源做出结论性的评估。然而,北京继续阻碍全球调查,抵制分享信息,并责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自己对调查可能会走向何方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社会利用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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